1933年，54歲的愛因斯坦前往美國，在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度過了生命的最後22年。在那裡，他每天的日常始於從位於莫瑟街115號的家中悠閒地踱步到研究院的辦公室。
後來，他散步去辦公室的路途常常有一個年輕人為伴。一路上，他們用德語興致勃勃地交談，又在晚些時候回家的路上繼續這種交談。路人大多不知道這個西裝筆挺的人是誰，但愛因斯坦稱他是他的“同伴”，一個“像他一樣，單槍匹馬就發起了一場概念革命”的人。
這個年輕人就是庫爾特·哥德爾。他常被人稱為是自亞里士多德以來，最偉大的邏輯學家。1931年，哥德爾發表了改寫了現代科學的基本規則的不完全性定理，那一年，他才25歲。如果說愛因斯坦用相對論顛覆了我們對物理世界的認知，那麼哥德爾就顛覆了我們對抽象的數學世界的認知。
1933年，當兩人相遇時，關於哥德爾的才華橫溢一事仍只小範圍地流傳於學術圈內；而54歲的愛因斯坦，早已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了。幾乎沒有人不認識這位鼎鼎大名的科學巨匠。
愛因斯坦曾對奧斯卡·摩根斯特恩 （博弈論的創始人之一）說，他去研究院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能和哥德爾一起走回家。這兩個人能成為朋友一點也不稀奇，作為同是納粹德國陰霾下的難民，他們說的是共同的語言，也都遭受過歷史的殘酷。一位是聲名顯赫的物理學家，一位是後生可畏的數學家，他們都有引領學科和超越自我的知識和勇氣。
然而，他們在科學上的惺惺相惜卻源自於深刻的個人差異。
愛因斯坦是一個有著堅不可摧的自信的人，他合群而善交，總是充滿歡聲笑語；而哥德爾則嚴肅、孤獨且悲觀，他曾在爭議面前退縮，經歷過兩次精神崩潰。愛因斯坦是位熱情洋溢的業餘小提琴家，他熱愛貝多芬和莫扎特；而哥德爾則有著全然不同的興趣，他最喜歡的電影是迪士尼的《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在飲食上，愛因斯坦隨心所欲地放縱自己對德國料理的喜愛；哥德爾則以黃油、嬰兒食品和瀉藥維持度日。
儘管在生活上他們如此不同，但他們卻在各自的學術領域有著巨大的相似之處——在輝宏的科學成就中，他們二人都是孤立無援的。他們相互求助，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他們無法求助於其他的任何人。
哥德爾似乎對愛因斯坦的名聲毫無畏懼，他敢於地挑戰愛因斯坦的想法。據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的回憶，哥德爾是當時的同事之中唯一一個與愛因斯坦平等相處的人。
哥德爾認為，數學的抽象就像桌子和板凳一樣真實——這樣的觀點被哲學家視為天真可笑。但哥德爾和愛因斯坦都堅信，世界是獨立於我們的思想，但世界仍是理性組織的，人類可以去理解它。
或許也正因為二人在思想層面上的這種統一與孤獨，讓他們從彼此的友誼中獲得了莫大的安慰。
我們無從知道在漫步的途中他們都說過些什麼，但物理毫無疑問是他們極有可能談論的話題。哥德爾精通物理學，他和愛因斯坦一樣不相信量子理論，但同時他又對愛因斯坦想用“統一場論”來取代量子理論的願望持懷疑態度。
用愛因斯坦的話來說，吸引他們的正是那些“真正重要的”、跟現實的最基本元素有關的問題。
在哥德爾特別關注的問題之中，時間的本質是其中之一。他認為這是一個哲學問題，他想知道，這樣一件“神秘而又似乎自相矛盾”的事，是“如何成為世界以及我們自身存在的基礎”的。而這正是愛因斯坦的專長。
作為愛因斯坦的散步夥伴，哥德爾有幸從愛因斯坦本人那裡學習相對論的精妙之處。愛因斯坦已經證明，時間的流動依賴於運動與引力，“過去”和“未來”的劃分是相對的。而哥德爾則採用了一種更為激進徹底的觀點：他認為，時間根本不存在。
哲學家一直提出這樣的論點，無論是古代的巴門尼德，還是十八世紀的康德，亦或是二十世紀初的麥克塔加特，只是關於這個問題一直以來都沒有定論。
哥德爾不滿足於口頭上的爭論，他想要一個嚴謹而確定的數學證明。就這樣，他在相對論中看到了他想要的東西。在1949年愛因斯坦70歲生日時，哥德爾向他展示了自己的觀點。
廣義相對論的方程可以用多種方法求解。實際上，每一種解都是宇宙的可能存在模型。愛因斯坦基於宇宙是永恆不變的這一哲學基礎，對他的方程進行了修改而得到了一個模型（但後來，他承認這一做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
第二種解則是對應於宇宙從某個時刻誕生的膨脹宇宙模型，也就是後來的大爆炸模型。
但哥德爾提出了愛因斯坦方程的第三種解，他認為宇宙不是在膨脹而是在旋轉。旋轉產生的離心力是阻止一切物體在引力作用下坍縮的原因。
哥德爾指出，這個旋轉宇宙的真正怪異之處，是它的幾何形狀混合了空間和時間。通過在火箭上完成一次足夠長的往返旅行，旋轉宇宙中的人可以回到他自己過去的任何一點。
愛因斯坦並不滿意哥德爾的這種解，他認為自己被哥德爾的宇宙“擾亂”了。
哥德爾的結論在當時幾乎完全沒有被人注意到，直到後來，一名哲學教授Palle Yourgrau對哥德爾的宇宙表達了熱烈的擁護。
這件奇異的宇宙之禮是愛因斯坦在他人生的暗淡時期收到的。那時，他對物理學的統一理論的追求被證明是徒勞的，他對量子理論的反對使他逐漸偏離了物理學的主流。家庭生活也沒能給他提供多少安慰。愛因斯坦的朋友圈子縮小到了只有哥德爾等少數幾個人。
1955年3月，他向比利時女王伊麗莎白吐露：“人們對我畢生工作的過分尊敬，讓我感到非常不安。這迫使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無意識的騙子。”一個月後，他去世了，享年76歲。
當哥德爾和另一位同事去他的辦公室整理論文時，發現黑板上寫滿了沒有出路的方程。
愛因斯坦死後，哥德爾變得更加孤僻。他儘量避開人群，不與人直接交談。對於世人希望給予他的榮譽，他甚至表現出唯恐避之不及。
不過1953年，他出現在了哈佛大學以領取他的榮譽博士學位。他的“不完全性定理”被譽為過去一百年來最重要的數學發現。1975年，當他被授予美國國家科學獎章時，他拒絕前往華盛頓與當時的美國總統在白宮會面。
他時有幻覺發作，伴隨陰鬱與恐慌。最後，他的朋友形容他看起來就像“一具活著的屍體”。
他被送到了普林斯頓醫院。入院兩週後，在1978年1月14日，他死於飢餓。死亡證明上寫著，死因是“人格障礙”導致的“營養不良和精神不振”。
或許，哥德爾和愛因斯坦的晚年都有些悲慘與徒勞。在哥德爾生命的最後，他告訴一個密友，說他一直在等待一個頓悟，使他能以一種全新的眼光看世界，但這種頓悟從來沒有來過。
愛因斯坦也無法與時間劃清界限。在一封寫給朋友的遺孀的信中，他寫道：“對我們這些相信物理學的人來說，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分隔，只是一種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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