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年末，我們出版了名字很長的學術圖書《文學史視野中的現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魯迅與胡風為中心》，本書是復旦大學副教授金理的最新著作，也是他十餘年嘔血之作。
" 名教 " 本特指以正名定分為主的封建禮教。本書的論述依據和起點是 " 名教 " 概念的歷史流變，尤其是現代人在具體表述中賦予 " 名教 " 的新內涵：首先是指名實不符等 " 名 " 脫離、扭曲、侵吞實際的現象，人陷溺在空幻的符號中，喪失對於實在與生活的真切感受；其次，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一種 " 崇名 "" 名詞拜物教 " 的消極思維方式；" 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 " 又往往演變為對於 " 絕對真理 " 與 " 終極教條 " 的迷信，而拒絕在歷史與社會的行進中向實踐開放。本書由此提出 " 現代名教批判 " 這一課題：揭示名教成因、危害；重點依據章太炎、魯迅與胡風的思想和實踐來探析其對現代名教的洞察、警示與反抗。
今天推文選自此書序言部分，由著名學者陳思和執筆，這篇文章寫給金理，也寫給眾多青年學者和讀者。關於這個時代下一本學術圖書和一位學人的成長之路。
關於金理及其名教批判的研究
陳思和 文
我對金理的最初印象，覺得他有些木訥。一次，大約還是在他念本科的時候，他受一個雜誌社的委託，說要來採訪我關於出版方面的一些想法。採訪過程大約也是我說的多，他幾乎不作聲地聽著，默默地做著記錄。後來文章發表了，我覺得他整理得很好。但是木訥的印象還是沒有改變。到他畢業的時候，他的班主任張新穎向我推薦，希望我擔任金理的碩士研究生導師。新穎當時已經是教授了，照理說他物色了中意的學生，自己就可以指導，但他卻希望我來指導，我也就答應了。過幾天見到金理，就說了這個事，但我發現他一副茫然不知的樣子。這種木訥的感覺就一直停留在我的印象裡。
金理讀碩士期間，我對他還是沒有太深印象。在一群才華洋溢、精靈古怪的青年學生中間，他不是那種被人一眼就發現的鶴立雞群的人物。倒是在報刊上不斷讀到他的文章，長的短的都有，有的刊物還連載他的評論專欄。文風機靈，感覺敏銳，但深度是明顯不足的。為此我轉彎抹角地勸過他幾回，意思是要他少寫一點，多讀些書，多思考一些理論。說到那些年風行學界的文藝理論，其實我自己不很佩服，也不大主張學生去多讀，但不知為什麼我對金理偏有這種期待，總覺得他需要往深刻或者邃密裡走一走，甚至希望他學一點與當代文學無關的東西。我擔心的是他會被媒體報刊上的這種小打小鬧所迷惑。現在的時代，要博得媒體一些花哨的名利，實在是太容易了，但最終還是要付出代價的。
就在那個時候，我接了一個活兒。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要我承擔一個項目：現代文學社團史。我糊里糊塗接下來以後才發現，這樣的“史”根本沒法寫。於是只好化簡單為繁瑣，打算編一套叢書，對現代文學的主要社團作個案研究，尤其偏重於人事關係的梳理，為以後編寫社團史做些基礎性的工作。當時我組織我的博士研究生分頭研究文學研究會、創造社、語絲社、新月派等幾個大社團，其中有一個小題目，即圍繞施蟄存、劉吶鷗、杜衡等幾個人組成的小團體的研究，我把這個任務交給了還是碩士生的金理。心裡有些期待，希望他能夠暫時擺脫當代文學評論的視野，做一些史料性的工作。這個課題雖然不大，但沒有什麼現成的資料彙編，也沒有可以借鑑的前人成果，一切都需要他自己動手來做。
沒有想到，金理是最早完成這個項目的。雖然在史料辨析上還欠些火候，但資料梳理得很清楚，文筆也好，把一些零零碎碎的材料都貫穿起來了，而且寫得也有情趣，顯示了他做學術研究的熱情。再接下來他就順利直升，攻讀博士學位，仍然是接受我的指導。這回我倒是沒有太費心思，他自己選定了一個比較有難度的題目—關於文學史上名教問題的反思性的研究。我覺得金理在學術上受到張新穎的影響可能大一些，這個名教的問題也是從新穎他們研究章太炎、魯迅、胡風的課題中引申出來的，是一個比較難把握的現象，但又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比較普遍並且直到當下仍然在產生危害性的一個問題，至今也沒有引起治思想史的人的重視。金理的研究工作做得很辛苦，從攻讀博士學位開始做起，一直到在歷史系做博士後，前後有五六年的時間都在弄這個題目。2011 年博士後出站，金理留在中文系工作，一晃又是八年過去了。直到今年，他才把這個看來能夠成為他代表作的學術成果捧出來，正式出版。
我覺得這長時期的學術訓練，對金理的進步是有重要幫助的。從近代史、現代史一路下來，橫跨思想、文學兩個領域，面對一些似是而非的命題，需要反覆考辨追究，方能夠把一些朦朧的體會落實在實處。金理在博士後期間追隨現代思想領域著名學者姜義華先生，圍繞著魯迅、胡適兩大高峰，盤旋於朝露華採之間，獲得思想提升是不言而喻的。從這樣一個繁複境界轉而回到當下，面對的是同輩人的文學創作，金理的感受自然會有別一番滋味，山水還是山水，卻不再是前番景象了。
金理回到中文系任教時，我與他談過一次，有些內容後來發表了，就是《做同代人的批評家》。這一點，金理已經做得很有成績，我不必多說。我想說的是另外一些想法，也許不完全是針對金理個人，而是我們必須警惕的今天這個時代。
金理這樣的青年批評家，是從學院裡一路上來，發展道路順風順水，做同代人的批評家使他們迅速獲得了社會的認可和重視，現在連同“八○後批評家”一詞也慢慢變成顯學，這是好事；但同時也會有負面的影響。
我覺得最主要的是學院體制本身會給青年學者帶來某種束縛，就目前的學院評價體系而言，是極不利於人文學科青年學人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自我成長。現在的考核機制，幾篇核心刊物文章、幾個社科項目等，已經無法束縛真正有才華的青年學人，但是為了敷衍這些平庸的應時的評價體系而耗費最寶貴的精力與才華，使得他們無法特立獨行地思考、天馬行空地探求，這才是真正的危機所在；另一方面，媒體元素介入學院機制，無聊而瑣碎的學術會議、國際訪學、媒體訪談、命題作文、文學評獎等活動，粉碎了青年學者集中作思考和研究的時間與精力。
我們一邊討論時代的碎片化，一邊自己正在變成碎片，然而當碎片成為我們的學術主流以後，整體性的學術形象就喪失了，知識分子所依附的精神力量所在也就消失了。青年學者在今天要獲得一些榮譽與名利，只有順著這個時代大潮而行；但是要在混亂裡面看出一條真正向上的發展道路，把自己從事的研究工作與社會進步的可能性結合起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逆時代潮流而保持清醒認識，努力為之，則不容易。
金理
與此相關的是，青年學者的自我突破和操守。學院的圍牆既給青年學者擋住了來自社會的霧霾，保存了一片寧靜綠地，也嚴重拘束了學者的胸襟與視野。學院裡的利益都很狹隘很具體，無非集中在職稱評定、經費分配和待遇級別幾個方面，這就像誘餌一樣誘惑青年學者為五斗米而折腰而奔走而抱怨。我這麼說，不是有意鼓勵青年學者不在乎學院的等級利益分配，而是想表達一種期望：對於有出息的青年學者來說，這些分配僅僅是你的學術成績的某種證明，絕非是你的人格品質的標記，更不是你在學術上價值所在的標記。
有一年金理申報副教授職稱未獲通過，許多朋友在我面前表達不平之意，金理自然沒有向我訴說什麼。我也一言未發，沒有給他半句安慰，因為我從心底裡認為，金理在學術上顯示的能力和獲得的回報，早已經超出了副教授職稱的標記，所以評個副高職稱不過是一兩年內的事情，不足以證明什麼。果然，第二年他就順利地通過了。我也未因此覺得特別歡喜，因為對金理這樣一個有前途的青年學者來說，將來在學院裡工作，一些更高級別的榮譽、職稱和利益分配，都是不難獲得的。不過真的要讓自己突破現有的學院格局，真正為做一個有擔當的知識分子，自覺承擔起精神領域的薪火傳承，那就需要努力了。
我很欣賞金理做人的謹慎低調，絲毫沒有因微小榮譽而生自大驕傲之心。從這一點上來說，木訥可能是玉成於他的良好素質。他長期擔任我的助手，協助我編輯好幾種資料彙集，我與王德威兄主編的《文學》大型叢刊，也是他擔任執行副主編主持工作。現在他與其他朋友攜手合作，孜孜於推動“八○後文學”、“八○後批評”的出版工作，編輯了好幾種理論叢書、年度文選，還主持策劃了八○後作家的研討會，他在社會文化建設領域發揮了越來越多的作用。由此看來，我對他的最初印象並不準確，金理並不木訥，而是如孔子說的，訥於言而敏於行，正是君子所為。
看著金理的成長，我由衷地感到歡喜。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曾經年輕的時代所走的道路，當然我也相信，這一代青年人會比我們走得更好更遠。
【附記】本文第一稿寫於2015年2月1日，是應《南方文壇》雜誌的約稿而寫，刊於該刊同年第3期。一晃四年過去，現在金理的理論著作《文學史視野中的現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魯迅與胡風為中心》即將出版。他囑我為之序言，但我手邊工作實在太繁瑣，所欠的文債越積越多，所以不得不作出決定，除了已經答應的工作，再不接受新增的寫作要求，這樣也許靠著愚公移山的精神，可以把計劃中的工作一一完成。金理的要求我無法完成了，只能把原來寫的這篇短文略作文字上的修改，代為序文。特此說明，請金理以及讀者諒解。
思和謹識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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