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的悲痛，应能换来一些改变
作者/慧超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一个多月，确诊患者人数已超过了“非典”。
媒体高频密集的报道，几乎全景式地呈现了疫情笼罩下的武汉社会图景，这是好事情，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冒险穿梭在疫区医院里的媒体人。
他们的文字和影像，记录的不仅是灾难面前的时代波澜，世道人心。更重要的，是让每天不断变化的疫情播报，不再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有了震撼人心的温度与哀恸。
有几篇稿子看得人非常难受，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读过了，比如凤凰在人间那篇《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朋友圈刷屏的转发语中，很多人表示，看哭了。
这是灾难时普通民众的共情，近乎白描的笔法，却让很多人读出了窒息感。人们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如果这不幸降临到自己头上，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那漫长的恐惧、挫败、无力以及难以言说的悲伤。
大时代的小颠簸，对普通人而言，就是叩问命运的大难题，我们这些卑微渺小的普通人，面对这人力所难御的考验，真的很无力。
悲观的声音很多，包括对疫情周期的判断，以及人们开始讨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对就业和中小企业的冲击。
这些天我每天的阅读量很大，平均每天要看几十篇文章，还不算刷微博的时间，坦白讲，连我这种日常习惯大量信息获取的人，都觉得有些“过载”。
很多朋友给我转来了各种各样的报道，并向我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失望和无力感。
说真的，当下这个阶段，我其实不建议各位将太多时间和情绪放在关注疫区内的悲观消息上。
因为对个人而言，除了捐款之外，其实我们能为武汉人民做的事情非常有限。灾难面前，我们能对病毒做出的最好反抗，就是做好隔离，照顾好自己和家人，为学习和工作充电加油。
坦白讲，我没那么悲观。我依然相信钟南山院士所言，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不会持续SARS那般漫长。
我在初中时遭遇SARS，学校停课，连中考的科目都做出了调整。但回忆那段时光，坦白讲我几乎没有什么恐惧的心理印象，感觉身边的大人也没什么紧张焦虑的情绪，新闻虽然全天都在播报，但如果你上街，依然可以看见很多不戴口罩的人。
时代进步的印记是很明显的，这两天我出门，街面上超市里，口罩的佩戴率几乎高达95%以上，连最顽固的老头老太太们也包了个严实，要知道我所在的城市目前仅出现了2例确诊病例。
武汉一线医护人员的付出和辛苦更不必多谈，他们不仅仅顶在所有压力的最末端，还站在所有风险的最前沿。
网络上一组组医护人员憔悴的睡姿，令人心疼。
有那么几天曾有媒体担心疫情会在乡村蔓延，因为乡村的卫生设施和防疫意识跟不上。如今，网上流传着很多村镇五花八门的防疫宣传方式，这是好事，说明防疫的意识和管制已经落实在了社会最基层。
这样的反应速度和动员效率，的确是无可比拟的，是其他国家不敢想象的举国之力。
这两天，有超过2000万网友在线观看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施工直播。武汉10天便可建成容纳千名病患的应急医院，这让没什么见识的老外惊叹不已。
这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也的确显示出了我们面临灾难时强大高效的管理应对措施。这一切，都是远超SARS时期的进步，更不用说我们在病毒研究、医疗手段和生命支持设备上的进步了。
这一切，都是支撑疫情将很快迎来转折的信心。
“中国效率”的确世界称道，也值得我们伸出拇指点赞。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该认真铭记被病毒压垮的一个个悲情故事。实际上，我担忧疫情过后舆论上只剩下赞美“胜利”的廉价感动和狂欢。
武汉人的痛，应该换来一些改变。
这改变，不仅仅是为了祭奠那些不幸罹难的同胞，也是为了我们再一次遭遇重大疫情时，能少一些眼泪和恐惧。
昨天，疾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谈到“8名散播武汉肺炎谣言者被警方查处”的新闻时表示：
这八个人是可敬的，他们是事前诸葛亮，是忧国忧民有一定见解的。
事实上，很多媒体的采访都间接证明了一点：
很多武汉一线的医生，在去年12月末就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发出了力所能及的警告和提醒。
但是，这些声音撞上了一层坚固的“围墙”，然后被迅速消解。事后看来，这一切造成的损失和教训，几乎大到无法评估。
比如，中青报《冰点周刊》发了一篇稿子，题目是《钟南山发话前，武汉这位医生向附近学校发出疫情警报》。
报道记述了武汉市第五医院消化内科吕小红主任，在钟南山院士公开肯定病毒人传人之前，就以自己作为医生的敏感性，为防疫做出了很多努力。
比如提前设立发热门诊，比如连夜装修完善医院的隔离区，比如给医院旁边的高中校长发预警短信，而好消息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听从了她的建议，立刻给高三学生放了假。
为吕小红主任这样的武汉一线医生点赞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为何医生们的预警没有引起武汉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回顾武汉当地的疫情通报，从1月6日开始到1月10日，甚至连续5天没有任何疫情披露。
2003年，铺天盖地的SARS报道，引来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有人公开指责媒体报道是制造恐慌。
时任《财经》主编，今《财新》总编辑胡舒立反驳：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从SARS到三聚氰胺事件，再到今天新型冠状病毒的发酵，这么多年下来，你总会发现有一些人，对当地重大事件的第一反应，几乎形成了“肌肉反射”般的瞒压心态。
说实话，我其实不关心疫情过后是不是有人会被处理，相对于某个人的仕途跌宕。我更关心，武汉这次这么痛，能否为我们换来一些教训，能否带给我们一点改变？
我们应该正视当下一些地方信息披露的模棱两可。
如果把社会比做一艘巨轮，那信息透明度无疑是雷达和瞭望塔。
泰坦尼克号的悲剧不在于船开的太快，而是因为瞭望员的“望远镜”被二副锁在了柜子里。
擦亮信息披露机制的透明度，可能无法从根源上避免自然界病毒的侵袭，但至少能够为巨轮转向和急停争取到宝贵的时间窗口。
如果我们不能反思和铭记灾难中的惨痛教训，那么显然，我们就会重蹈覆辙。
这里是思维补丁，谢谢你的阅读。
閱讀更多 思維補丁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