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講我們講了正道章的第一節。今天我們接著講《素書》的第二章，正道章的剩下兩節。之前有同道反映，結合生活中的例子來闡釋，雖然看起來更加的生動形象，但在義理上會弱化，多謝這位同道的建議，後面我們會義理和事理結合得更平衡一些。
行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
在上一講，我們講了俊士。在俊之上是英，英之上是賢，賢之上是聖。自上而下的加起來，便是聖賢英俊豪傑。《素書》中把其中的三個省略掉了，只講了俊士豪士和傑士。
俊士一節的後面兩句是，才足以鑑古，明足以照下。鑑古是為了能通曉歷史上的盛衰興替之道，沿襲先聖之法。然後再以此為參考，對照當前之世，對現行的國家制度，進行校驗，以使其合乎大道。
講到這裡，有人可能會覺得困惑，老子孔子莊子屈原孟子荀子這些人，為什麼都一定要追溯到上古之道，來為其當前的社會，尋找治國之道的依準呢？難道後來的人，就不能重新發明一套完全不一樣的新道術嗎？
我們來解釋一下。首先，任何事物，都是從完好的狀態，逐漸變舊，走向衰敗和病亡。人生下來是健康的，隨著他的年紀增大，他生病了。對於一個生病的人來說，他之前健康的狀態，就意味著是一種相對而言，古老的階段。如果按照現在的人一些觀念，人生病是不應該治的，因為病是人的發展，而康復則是人的復古。復古是對發展的否定，所以復古是錯誤的。認同這種作為垃圾智力活動的發展史觀，本身就是一種精神疾病，對精神病人，不可以言道。
其次，道是亙古不變的，制度禮儀根據時代和習俗不斷改變。久而久之，人們拘泥於法與禮，而忘記了道，以至於當時代和習俗再次發生改變時，舊的制度和禮儀崩潰後，負責治國的賢人們，他們就失去了應物通權的心智，無法通過革新，救治亡道之世。於是被新時代所擊敗。要能在新的時代和習俗面前，找到應對之道，為新的時代制定新的制度和禮儀，必須要復歸於道，才能重新居高臨下的解決當前更低層級的問題。
行足以為儀表
這裡的儀表，不僅是指能夠為人師表，成為社會的行為楷模，更是指可以為社會提供行為規範的一套準則。更側重於指制度。沒有儀表規矩，任何組織都會難以維繫。所以，行足以為儀表，是說能夠為社會建立制度和規矩的人，才能領導一個龐大的組織。
有人說了，建立制度簡單，我隨便建一個不就行了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人和人之間就沒有區別了，也就沒有了賢與不肖之分。
賢人之所以是賢人，是因為他們建立制度，是效法道而建立的。只有這樣的制度和禮儀，才能讓所有的人都覺得適宜，使萬物各得其所欲。才能得人，才能安物。
而一個不好的制度則相反，幾乎所有的人，都覺得不適宜，都深受其害。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這樣的制度不合乎大道。所以後來一些朝代的制度，要經常頻繁的改來改去，因為不夠賢能，設計的東西全是低劣之法，用一陣子就會崩潰。等崩潰了，再問題導向，趕緊救火一般的就行補救。出現這種狀況，不是制度本身的問題，也不是改革本身的問題，而是設計制度的人，不夠賢能。
制度的有效期，取決於建立制度的人的賢能程度。在上古時期，一套制度可以用上千年。後來，夏商周三王，德不足以蓋過三皇五帝，所以後面他們建立的制度，只能維繫不足千年。
後來秦朝創立了新的制度，雖然秦朝二世而亡，但是後來的朝代，基本上都是在沿用秦制。由此可見，參與設計秦朝制度的一些賢人，商鞅，荀子，韓非子等人的賢能程度非常之高。荀子雖然沒有親自參與，但是他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兩個弟子。
秦朝之後的朝代，只是在大框架下面，縫縫補補，來修改一些細節。再也沒有能出現超過三皇五帝、三王、周孔、商鞅荀子韓非這樣的上賢之人。
智足以決嫌疑
這裡的嫌疑，不是指嫌疑犯裡的嫌疑那個意思。也不是平時生活裡，互相嫌疑對方的那個意思。而是另有深意。
我們講信，信在言先，真人真言，言與理相合，才為信。如果說道是鐵軌，制度是火車，火車需要在鐵軌上行駛，這個才可以稱為信。
如果火車脫軌了怎麼辦呢？貼合不上了，制度失去了道這個錨，就成了無水之源無根之木，也就不足以為信。
脫軌了怎麼辦呢？不信則為嫌。嫌則疑，疑則迷，迷則惑。人一到了迷惑的地步，就如同兩眼一抹黑，出了軌之後，在稻田地裡開火車。最後必然是以車毀人亡來收場。對應在治國上，則是亡國。對應在治家上，則是家破。對應在企業管理上，則是破產。
這時候，賢人和愚人之間的區別就顯現出來了。一旦火車出現運行故障，他首先能夠第一時間認識到火車運行出現了故障。其次，他能馬上知道是出了什麼故障。再次，他能很快的排除故障，把火車修理好。
開火車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單一系統操控。而對於治國來說，則是包羅萬象高度複雜的複合系統的操控，這裡有問題，那裡有問題，可見，這需要極其高超的心智，才能管理一個國家。這便是智足以決嫌疑的意思。
信可以使守約
智足以決嫌疑，主要講的是應變。好比說是我們開車拐彎，經過路過，禮讓其他車輛和行人，減速和加速，這些都是需要應變。
信可以使守約，這個則是在不需要應變的情況下，一條筆直的高速公路，要開啟定速巡航。
再比如，我們講蕭規曹隨。蕭何為大賢之才，才足以為天下立法，建立起一套適宜天下萬物的制度。而曹參才智不如蕭何，不足以通權達變。所以在蕭何過世之後，他只能接過蕭何交給他的火車，沿著蕭何鋪設好的鐵路，一板一眼絲毫不差的往前開。
該變通的時候要變通，不該變通的時候，不能為了變通而變通。比如在一條筆直的高速公路上，路上沒人和沒車，也沒有拐彎沒有信號指示，非要一直不停的轉彎，這反而會把車開翻。如果在一條路況特別好的高速公路上，有人非要高喊著不轉彎只有死路一條，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為轉彎而轉彎，為改革而改革，不停的左打輪右打輪，不用多久，他就會車毀人亡。
智為應變，信為守約，窮則應之以智，通則應之以信。兩者缺一不可。這是信可以使守約的深義。
廉可以使分財
我們現在的人講管理，要讓人積極進取，要讓人攻城略地。一群雄心勃勃的人在外面打天下，在自己的後方大本營，管後勤和行政的人，如果也是一群同樣的雄心勃勃的人，會出現什麼狀況？
前面拼搏開拓的人還沒回來，發現戰利品，已經被後方的這些同樣雄心勃勃的人分光了。
所以聖人用人，要分材兼用。什麼樣的人，適合什麼樣的職位。如果讓富有進取心的人管後勤，他一定會變成貪汙犯，因為他看著錢，就會躁動，錢會激發他的進取心和鬥志。
管財務的人，這就需要一個廉潔之人。廉士無貪心無貪慾，其進取不足，故可以使分財。-
此人之豪也
能立法，能變通，能守約，能分財。此四者，能具備其中之一，已經是人中之良才了。如果能四者兼具，能立能變能守能分，則是人中之豪。具有這樣才德的人，治國可以為賢臣。用來管理企業，可以做企業的中高層管理者。
如果我們對照一下身邊的企業管理，或者是政府行政管理，企業裡的中高層管理者們，國家省部級的官員們，他們真的具備了豪士的才德了嗎？並沒有。一些資質平平之人，都能成為中上之人。可見，只要足夠賢能，具備了豪士的德才和素養，成為一個優秀的管理者和領導者，是非常容易的事。
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嫌而不茍免，見利而不茍得，此人之傑也。
守職而不廢
國家制度和管理系統設計好了，接下來，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做到人盡其能物盡其用。一個好的系統，關鍵在於各個模塊，都能運行良好，並且不會干擾其他的模塊。所有模塊連成一體，整個系統也都運行良好，這才是好的設計和管理。
作為國家的工作人員，或者作為企業的工作人員，一個優秀的人才，關鍵在於一方面能夠勝任本職工作，另一方面，對上下銜接的其他環節，也能夠進行按時按質按量的優質輸出。
處職而不廢，既是對管理者的要求，同時也是對工作者的要求。如果系統設計的很糟糕，再好的人才放進去也不行。如果是系統設計的優秀，人才不足以勝任也不行。
在設計優良的管理系統中，大家各司其職，能做到互不相干，互不相害，互不相敗，這樣才能各安其宜，相得益彰。整個系統的總效用，才能遠大於各個工作者分效用的加總。這便是制度和管理的價值，賢人管理者和愚人管理者的區別。
聖人善用人，臣民善守職。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君臣之間，才能長久得相看兩不厭。同理，在企業管理中，管理者和員工之間，在這樣的環境中，也能做到久處不厭。
處義而不回
我們前面講了，義者，人之所宜。在一個運行良好的系統中，每個人都能被安排到一個最適宜自己的位置。要讓萬物各得其欲，需要根據他們的才德，來任用他們。怎麼才能讓千差萬別的人，都能感到適宜呢？人有萬殊，而能通於一德。這個德是什麼呢？簡單的說，是天性。能適宜人天性稟賦的管理，才是最適宜的管理。
天性是從何而來呢？循天而行，可得道。得其天性，則為德。可見，仁義只是道德之末，道德方為仁義之本。
處義而不回，說的是什麼呢？它講的是一個很高的要求，要求賢人君子，能夠反己自正。怎樣才能反己自正呢？不失其本，不亂期末。本，道德也。末，仁義也。本末皆守，則萬物不失其準繩。
而失去根本的人，他們意識不到作為萬物之準繩的義和法。他們會通過對其他人的觀察和對比，來獲得自己的行為依準。以比為義，則義失其本。
見嫌而不茍免
在一個系統中，任何一個環節如果出現了故障，都會導致整個系統的故障。每個環節技能輸出的提高，又能推動系統的整體效能的提高。對於每一個工作者來說，優秀的人，和普通的人，他們的差別，也體現在對待工作挑戰之上。
有的人覺得，每個月怎麼幹都是拿這麼多錢，所以他畏懼鑽研，畏懼主動的提高自己的才智和技能，認為自己只要做到及格就行了。而優秀的人才，他們則是看到問題，看到困難，向飢餓的人撲在食物上一樣。這樣，他們則能主動的提高自己，讓自己變的善於工作。
當年胡惟庸是怎麼脫穎而出的呢？因為他做工作很用心，對自己的工作鑽研的非常深，非常善於工作。他主管修城牆時，在每塊城磚上，都刻上生產廠家和姓名。這樣如果以後質量出了問題，就可以精準追責和返工。這個細節，讓朱元璋看到了之後，眼前一亮，於是本來只是個小官的胡惟庸如同坐上了火箭一般，一路晉升到了宰相的位置。
善於管理的人，永遠都會對善於工作的人，如飢似渴。拈輕怕重的人，投機鑽營的人，也許會某個時間能取巧成功，但是長期看，只有一身真本事的人，才能挑得起更大的擔子。挑得起擔子，才會被委以重任，才能有機會成功。
嫌，這裡不是指人和人之間的揣測和勾心鬥角。而是指需要使用才智，才能解決的疑難問題。
見利而不茍得
君子與小人，在對待利上面，是截然不同的。小人是先求利而後進其能，君子是先立其賢而名自隨，先處其義而利自歸。
類似於孫子兵法裡面講，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的做法類似於小人，勝兵的做法類似於賢人君子。小人是追逐名利，賢人君子是被名利所追逐。
當年始皇帝看了韓非子的一篇文章，徹底被韓非子的才華征服了。為了得到韓非子，不惜發動一張戰爭。為了得一個人，發動一場戰爭。這便是先立賢，名利自歸的典型例子。
小人見利而苟得，在利益面前，言無常理，行無長義。不能常守長持，其才德必不能日有增益，必敗於器小。對於善於管理的聖主來說，這樣的人會被視為禍害，不可能會獲得什麼樣的成就。相反，賢人君子守義自處，反己自正，持守常德必能成大器。
此人之傑也
能守職不廢，處義不回，見嫌不苟免，見利不苟得。這樣的賢人君子，便是人之傑，也就是傑士。
賢人君子，英俊豪傑，我們都講完了。為什麼要講英俊豪傑呢？再傑出的領導者，都不可能靠一個人做出什麼事業。所謂事業，所謂成功，對於治國平天下的聖王來說，在於用天下之力，用天下之人，用天下之物。而聖人用天下，關鍵就在於以賢臣輔佐自己。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宜，則萬物必樂於相奉。我們前面說了，人才是一切的根本，通過對英俊豪傑的管理，再通過英俊豪傑來管理天下之人。天下之人，再濟物成事。
英俊豪傑，有大材有小材。大材大用，小材小用。使他們各得其位，各安其所宜。以本制末，以重製輕，上下相隨，同心同德，是以聖人舉賢以立功，以安天下。
附《素書》正道章第二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眾，才足以鑑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
行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
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嫌而不茍免，見利而不茍得，此人之傑也。
閱讀更多 請問夏老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