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泰州就有这样父子三人，一起走上战场为保家卫国英勇战斗！
这个光荣的家庭来自姜堰区沈高镇华杨村。父亲叫朱宝俊，长子叫朱永民，次子叫朱永生。父子三人一起走上抗日战场，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父亲、长子在朝鲜战场上光荣牺牲，次子朱永生身受重伤，经过疗养复员返乡。如今，朱永生已经91岁了，在家乡安度晚年。
在姜堰区沈高镇华杨村养老的朱永生老英雄
一家三人都参了军
1944年，随着抗战胜利在望，农民运动在姜北区发展迅速。当年秋，华杨村在区委副书记袁明指导下建立农会小组，朱宝俊任组长。他积极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因而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伪保长带领还乡团多次捉拿，扬言要将朱家“满门抄斩”。
眼看有田不能种，有工不能做，朱宝俊毅然带着18岁的长子朱永民、15岁的次子朱永生加入姜北区游击连，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父亲烧饭，儿子扛枪。
朱永生保存的纪念章
1947年，朱宝俊父子三人一起被调编到海安县独立团，先后参加攻打马沟、袭击苏陈、攻克姜堰萃丰围战斗。姜堰解放后，父子三人同时被编入第三野战军第20军第58师第174团3营9连，在淮海战场上，他们连续奋战不下火线。
渡江战役打响后，在连队担任前锋的机枪手朱永生和其他6名战士坐着小船冲在前面，趁着夜色从八圩强渡南岸，抢占制高点，用机枪掩护渡江部队登岸挺进。
上海解放后，朱宝俊因贡献突出，被评为特等功。
父子三人奔赴朝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1月，朱宝俊父子三人随部队一起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长津湖战场。
此时正逢朝鲜北部50年不遇的严冬，长津湖地区零下30多度。用多年后朱永生的话讲，“一些战士的耳朵、鼻子被冻得硬邦邦的，一碰整个就掉了，一点知觉都没有。”因军情紧急，部队来不及换发冬装就直奔战场。恶劣天气加上补给不及，部队又冻又饿。
老炊事朱宝俊有先见之明。赴朝前夕，他在边界上用多年积蓄购买60多斤牛肉，擦上盐随身背上前线。行军途中，他将牛肉煮熟，每人一块。冰天雪地、饥肠辘辘的境地，居然能尝到牛肉！朱宝俊笑眯眯地说：“吃饭不齐，用力不均，这牛肉个个可都吃到了，齐心合力才能打败鬼子！”
战役打响后，因为美军控制了制空权，志愿军后勤保障跟不上，许多阵地战士经常吃不上饭只能吃雪，睡在雪地里。
朱宝俊和长子朱永民负责连队炊事工作，父子俩为解决战士们的吃饭问题费尽心思。白天敌机狂轰滥炸，无法往阵地送饭，他们就夜里出动。山坡陡峭、白雪皑皑，又不熟悉地形，极易发生危险和迷路，老朱就身插树枝条，头戴伪装帽，秘密察看地形，并做下记号，以便夜间行走。就这样一趟又一趟，向阵地送来维持体力的食物，更送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两人牺牲一人重伤
12月的一天黄昏时分，朱宝俊父子将煮熟的土豆用布袋装好扛在肩上，见坡爬坡，遇沟过沟，深一脚浅一脚在风雪中颠簸，一如往常将食物送到战士们的手上。可就在回来途中，由于不断往返，过度疲劳，朱宝俊脚下一滑，跌下百丈悬崖！不久，朱永民也在另一场战斗中被炸，光荣牺牲。父子伙头军，永远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
1951年秋，泰县人民政府将朱宝俊和朱永民的烈士证、抚恤金以及生前的两面奖旗等遗物送到烈士家乡。
父亲和哥哥牺牲后，朱永生化悲痛为力量，一路战至上甘岭。在夺取某高地的战斗中，上级下达强攻的命令，连长一声令下，朱永生端起机枪，和战友们奋不顾身冲向高地。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夺得了高地。战斗中朱永生身负重伤，战友们打扫战场时把他从死尸堆中拉出来。
1952年4月，身上10处负伤的朱永生被安排到华东荣校疗养，1952年8月转至江苏荣校疗养。经过疗养、培训，战伤逐步痊愈的他不想再增加国家负担，要求回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于1955年9月复员回乡。
他的复员建设军人证明书上记载着他的功绩：朱永生，1949年入党，参加大小战斗100余次，荣获三等功1次和四等功3次。
朱永生常常看着纪念章缅怀父兄
一心为公扑在工作上
朱永生的爱人张荣芳说，老伴从朝鲜战场上下来后，留下了口齿不清的毛病。后来，经人介绍，她和朱永生成家，婚后育有5个女儿。
朱永生到江苏省泰州畜牧兽医学校（现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工作，在传达室打过铃，当过仓库保管员。“他为人正直，做保管、采购，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也不允许别人占公家便宜。”张荣芳说。
1980年12月，朱永生从江苏省泰州畜牧兽医学校退休，回到沈高华杨老家生活。近几年，朱永生头脑糊涂了，忘掉了不少事，但提起抗美援朝，他会指着自己的颈部、腿部受伤部位说“挂花”。听到关于长津湖战役的谈话，已患老年痴呆的朱荣生立即激动起来，口齿不清地说道：鼻子耳朵掉了。这段惨烈的记忆令老人至今刻骨铭心。
“虽然生活不富裕，但日子还算过得去。”今年80岁的张荣芳说，当年老伴为革命吃了很多苦，只要自己做得动，就要照顾好他。
妻子张荣芳对朱永生几乎寸步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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