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佳銘/北京和昶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
當一個犯罪發生，往往危害或威脅的是一個社會基本的生活或生產秩序，我們能夠看到的往往是犯罪對社會的傷害：被害人傷亡、公私財產受損、社會秩序失範、公共安全受到威脅…。但是這些現象背後，還有我們可能看不到的：如果國家權力濫用，將導致個人權利受損，一個人失去未來、一個家庭離散、一個企業倒閉…。
國家可以舉一國之力，全力追捕和追訴犯罪嫌疑人，而犯罪嫌疑人一旦被羈押，如果沒有刑辯律師的幫助，就會陷入無助的境地，他既沒有專業的法律知識，也沒有調取有利證據的能力，更可怕的是，他要獨自面對國家這個權威無比巨大的"利維坦"。馬克思曾說，"犯罪的本質是孤立的個人反對統治關係的鬥爭，"其實，刑事訴訟又何嘗不是孤立的個人捍衛個人權利的鬥爭。所以，辯護律師的設置，就是為改變控辯雙方力量失衡的狀態，將一個獨立的、專業的社會力量配備在弱勢的辯方，以期在控辯平等中實現"兼聽則明"，獲致一個公正的判決。
但是這種制度的安排在現實中總是遭遇到諸多質疑，最多的疑問是：律師為什麼為"壞人"辯護？即使我們暫且接受罪犯是"壞人"這個假設，這個問題的提出實質上也是在定罪之前將犯罪嫌疑人等同為罪犯。但是，如果沒有審判，就沒有"壞人"；如果不讓"壞人"說話，就沒有審判；如果沒有刑辯律師的幫助，"壞人"就不能充分地把話說清楚。所以，我們需要刑辯律師。
其次，以什麼標準認定"壞人"。中國古代法律實際上是兩元體系，一個是國家制定法，一個是"禮法"和"德法"，道德、宗教、意識形態長期在社會治理中佔據重要地位。在這種文化傳統中，很多時候我們認定"壞人"，不是因為他觸犯了法律，而是因為他不符合常規。但是，所有的創新都需要突破常規，所有的社會進步都需要打破舊觀念，如果沒有自由的言論和多元的思想，社會就會止步不前。當一個聲音或權威壟斷了法庭，言論、思想、道德的缺失都可能成為犯罪。唯有一個不受權力控制、獨立的第三方才能打破這種壟斷，所以我們需要刑辯律師。
再次，以什麼程序認定"壞人"。程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案件的客觀真實是事後無法復原的，也是我們看不見的，我們能看見的，是司法機關調取的證據。但是在調取證據的過程中，出於強烈的追訴動機，公權力最容易越過法律的界限，侵犯被追訴人的權利。古羅馬詩人奧維德說："制定法律法令，就是為了不讓強者做什麼事都橫行霸道。"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刑事訴訟法就是規範權力運行程序的法律。法律的正義實際包括兩個維度：實體正義（讓真正的罪犯受到懲罰）和程序正義（以合法正當的程序追訴犯罪），美國大法官道格拉斯說："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和恣意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所以，比懲治犯罪這個結果更為重要的是如何懲治犯罪這個過程。如果沒有刑辯律師的參與，這個過程就會完全失去制約和控制，就無所謂程序正義，更無從建立法治。
最後，如何對待"壞人"。德國詩人歌德曾經說過一句話："不管他應懲罰人，還是應關護人，他必定把人當人看待。"但是，在人類社會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把人當人看待"卻是一個艱難的歷史進程。古代社會人被分成若干等級，有的人並不享有完全的權利，即使是現代社會也不能完全消除種族或階級的差別，如果一個人被打上"壞人"或"罪犯"的標籤，就更談不上人的權利。直至17、18世紀歐洲新興資產階級提出"天賦人權"的觀念，"人權保障"才逐漸被各國和國際社會所認同，成為現代社會的共識。我國2012年修訂刑事訴訟法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列為刑事訴訟的基本任務，無罪推定、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非法證據排除等刑事訴訟原則和規則就是保障人權的具體措施，也是對權力的約束。但是這些法律條文，必須由刑辯律師加以運用，才能轉化為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權利的武器，否則，"人權保障"永遠是躺在法典中的具文。所以，我們需要刑辯律師。
當我們把"壞人"當人看待，刑事訴訟的最終目的就不是懲罰，而是迴歸。被告人在起訴書中是一個由冰冷的法律詞彙堆砌而成的抽象人，只有辯護律師一路的陪同、理解、溝通，才能挖掘到法律術語下面具體的事實，還原事實後面活生生的人。古希臘悲劇《安提戈涅》中有句名言："法律之內，應有天理人情在。"因為這份人情，法律散發著人性和文明的光輝，召喚失散者的迴歸。所以，刑辯律師就象一座橋樑，橋在，就沒有隔離，更沒有孤島。
閱讀更多 北京和昶律師事務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