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5 朝堂鬥毆，他當場打死錦衣衛頭子，明代暴力哥從此揚名立萬

朝堂鬥毆，他當場打死錦衣衛頭子，明代暴力哥從此揚名立萬

大明英宗朝的郕王、監國，不久後的景泰皇帝朱祁鈺多年後回想起來，那一幕瘋狂的景象仍記憶猶深：朝堂上，滿眼都是紅了眼的官員的瘋狂的廝打，拳腳聲、撕咬聲和慘叫聲不絕於耳。那位帶頭大哥王竑，雙眼噴火、嘴角冒血的形象，從此烙印在朱祁鈺的腦海裡。

1449年9月12日（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早朝。

誰也沒有想到，這看起來很是平常的一次早朝，引發了歷史上唯一一次朝堂鬥毆，還鬧出了人命。

（明英宗）

01

大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師也先統率各部，大舉向內地騷擾。“兵鋒甚銳，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

大同前線的敗報不斷傳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鎮在王振的煽動下，準備親征。兵部尚書鄺埜和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群臣也上疏勸諫，明英宗卻一意孤行，執意親征。

1449年7月16日，明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鈺留守北京，然後和王振帶領約25萬大軍（號稱50萬）從北京出發。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文武百官護駕從徵。

然而，這一次御駕親征的軍國大事卻形同兒戲。隨徵的文武大臣不參能預軍政事務，一切軍政事務皆由王振專斷。據載，即使是成國公朱勇在王振面前也要膝行而前；戶部尚書王佐請皇帝回軍，王振就命其跪在草叢裡，直到天黑才能起來。

1449年8月1日，明軍進到大同。還沒有和也先軍隊交戰，聽聞前方慘敗，王振就讓大軍後撤。退兵時王振想讓皇帝經過他的家鄉蔚州“駕幸其第”，顯示威風；又怕大軍損壞他的田園莊稼，行軍路線屢變，導致士兵疲憊不堪。

1449年8月13日，明軍敗退到土木堡，瓦剌軍緊追不捨，倉促應戰的明軍被打得大敗。明軍二十餘萬人有三分之一戰死，中傷居半。太師英國公張輔、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等五十二名跟隨明英宗遠征的群臣死於混戰中。

明英宗的護衛將軍樊忠憤怒至極，罵道：“吾為天下誅此賊！”掄起鐵錘砸碎了王振的腦袋。明英宗突圍無望，束手被俘，京城的門戶大開。

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瓦剌咄咄逼人。一時之間，朝野震驚，京城人人自危。

正統十四年（1449年）8月18日，孫太后壓陣，監國朱祁鈺主持召開御前會議，商討對策。翰林院侍講徐珵（即後來參與奪門之變的徐有貞）根據天象的變化首先提出遷都南京，以避刀兵。于謙當即否定這項提議，認為皇陵、宗廟、社稷都在北京，不可輕易遷移；而且要以北宋為教訓，指責南遷是亡國之論。

《明史》（卷170）：侍講徐珵言星象有變，當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

大明朝在於謙等人堅持下，開始進入北京保衛戰的倒計時。

02

也先兵鋒直指北京城下，8月23日那天的早朝，監國郕王朱祁鈺召集群臣在朝廷上議事，主題是籌畫備戰方略、如何保衛北京城，打敗也先的瓦剌大軍。

然而早朝剛開始，監國朱祁鈺剛剛落座，右都御史陳鎰首先出班，上奏請求誅殺王振全族，並稱：“振傾危宗社，請滅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詔，群臣死不敢退。”

陳鎰上奏同時痛哭流涕，堂下廷臣紛紛響應。郕王朱祁鈺心裡沒有準備，感到有些棘手，一時難以做出決定，就下令擇時改議。

（朱祁鈺）

群臣卻不願意改時，朝堂上一時抗議不休，這讓朱祁鈺感到很恐懼，他站起來想要離開，吩咐內使準備關門。眾人隨後擁入，要求朱祁鈺馬上答應他們的要求，朱祁鈺沒辦法，只能下令籍沒王振家，並遣錦衣衛指揮馬順前往。

眾臣不同意，紛紛說馬順也是王振一黨，應該派右都御史陳鎰去。

當時傳旨的太監是金英。百官們一聽監國這樣安排，就想打傳旨的太監金英，不過他很是機敏，跑得快，最後事實證明他撿回一條命。

可是就有不長眼睛的人，這時都指揮同知、錦衣衛指揮使，王振的死黨馬順站出叱斥百官，他可能當時還以為自己仍可以作威作福，結果呢？炸藥包的引信點著了。

戶部給事中王竑突然站起帶頭在朝廷上猛擊馬順，並張嘴咬住馬順的臉，罵道：“馬順你小子過去借助王振的威嚴作惡，如今已至此，你還不知道恐懼麼！” 王竑一邊大罵一邊生生從馬順身上撕咬下幾塊肉來。

眾臣紛紛跟進，痛打落水狗，馬順當即斃命。

之後大臣又向朱祁鈺索要王振黨羽毛貴、王長兩人，聰明的金英不敢再找死了，趕緊將兩人踢出，不用說，隨即兩人被群臣群毆致死。

打死這三個人後，一些大臣將三具屍體掛到東安門上，軍人士兵看到後爭相擊打不止。之後，這些大臣逮捕王振的侄子錦衣衛指揮王山，跪於朝廷上，大臣對其紛紛唾罵。

郕王朱祁鈺看到這一幕嚇得魂不守舍，準備起身離去。如果朱祁鈺離開，朝堂上打死人這事麻煩就大了。且不論這三人罪當不當死，朝堂之上，一群朝廷命官，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而且打死了人，這是千古未有之事，斯文何在？再說，即便這三個人罪當致死，不經有司走法定程序，就群毆而死，置朝廷和大明律法於何地？

這樣的事往輕了說是蔑視朝廷，當以大不敬治罪；往重了說這些人就是草菅人命，私設公堂，知法犯法，任何時代也不會容忍。

這個時候有人還保持了清醒的頭腦，他就是兵部侍郎于謙，他知道，這個事情現在不解決，那可能會留很多後患。眾大臣這個時候自然也明白這一點，按《明史紀事本末·卷33》所說：“眾競喧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百官既毆殺順，益洶懼不自安。”

于謙擠到朱祁鈺身前扶臂勸導道：“馬順等人罪當死，不殺不足以洩眾人憤怒。況且群臣心為社稷，沒有其他想法，請不要追罪於各位大臣。”

于謙自己當時也很狼狽，為了用力拉住朱祁鈺，讓他無法走脫，于謙的衣服袖子都扯裂開了。

對於這次“午門血案”，《明史卷170》記載：“郕王方攝朝，廷臣請族誅王振。而振黨馬順者，輒叱言官。於是給事中王竑廷擊順，眾隨之。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謙排眾直前掖王止，且啟王宣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眾乃定。謙袍袖為之盡裂。”

《明史紀事本末·卷33》記載得更這詳細：“王亦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攬王衣，曰：“殿下止。振罪首，不籍無以洩眾憤。且群臣心為社稷耳，無他。”王從之，降令旨獎諭百官歸蒞事，馬順罪應死，勿論。眾拜謝出。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謙排眾翊王入，袍袖為裂。”

于謙這一從中圓場，朱祁鈺有了臺階下，表態：降令旨獎諭百官歸蒞事，馬順罪應死，不再追論。

眾人趕緊拜謝後散朝離出，左掖門時，吏部尚書王直握著于謙的手嘆道：“國家正是倚仗您的時候。今天這樣的情況，即使是一百個王直（吏部尚書，留守群臣之首）也處理不了啊！”

《明史卷170》記載：“退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嘆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當是時，上下皆倚重於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

王竑深知自己攤上大事，《名山藏》記錄，他先是叫來妻子兒女，鄭重的託付了後事。然後慨然進宮，只求領罪赴死。好在有于謙當機立斷，朱祁鈺發下旨意，不追究眾臣朝堂之舉，這次血案的帶頭大哥王竑才算是躲過一劫。

午門血案後，陳鎰奉監國令旨，籍王振並其黨羽彭德清等家，王振大量財產全歸國庫，王振的侄子王山在集市中凌遲而死，王振全族全部斬首。

孫太后詔命于謙為兵部尚書，清理王振餘黨後，明朝官員全部一心回到京師保衛戰的籌備工作中。

正統十四年（1449年）8月28日，血案後第五天，王文上書朱祁鈺，希望他以江山社稷為重，承繼大統。在孫太后主使下，立英宗年僅兩歲的兒子朱見深為皇太子，8月29日，朱祁鈺稱帝，是為景泰皇帝，遙尊明英宗為太上皇。

03

伴隨著“午門血案”的發生，時年36歲王竑，從默默無聞到一下子紅遍大明國土，成了那個時代的網紅，並從此留名青史。以致於他後來的功業都很少有人再提起，說到他，人們就會想到他朝堂上當場打死馬順的暴脾氣。生於“午門血案”前兩年的大明弘治年間首輔李東陽多年後還寫詩崇拜這位前輩：王竑犯闕雖愚憨，捨命臨危一丈夫。

王竑，字公度，出生於1413年，即永樂十一年。祖籍江夏，生在甘肅河州。祖父王俊卿，《明史•列傳第六十五》記載：“祖俊卿，坐事戍河州，遂著籍。”從這個記載可以知道，王竑的祖輩是因為犯了事，才從中原地帶遷到河州的。

王竑父親王佐，字良輔，號納齊，博學能詩，解縉謫居河州後常與交往，治家以程朱禮學為本。

教授王竑學業的老師，是河州的老夫子周璠，《河州志》說，這位周老師原籍蘇州，也是父輩充軍來的，一輩子淡薄名利做學問，不但經史學問好，武藝更精湛，而且連醫學和建築，都很有造詣，今天當地好些城防堡壘遺址，都是出自他的設計手筆。

在名師教導下，王竑學業精進，練就了一身武藝。他的理想是：士當希汲黯朱雲！做官，就要做漢朝汲黯朱雲那樣，寧折不彎的硬骨頭官。《河州志》記載，王竑在學堂讀書，讀到秦檜賣國的橋段就暴怒，一怒竟把課桌當場砸個稀巴爛。

大明正統四年（1439年），王竑考中進士，金榜題名，從此踏入大明朝的官場。王竑先是“觀政”數年，所謂“觀政”，大概類似於當代的實習生，不是正式國家公務員編制。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說，王竑的七年“觀政”時，一個重要的履歷，就是曾在郕王朱祁鈺的王府任職。

大明正統十一年（1446年），王竑任戶部給事中一職。

先說說給事中是多大的官。

自從品官制度誕生後，七品官在歷朝歷代都被稱為“芝麻官”。在明代，六科給事中就是七品官，放在現在，也就是一個縣處級官員。

所謂的“六科”就是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的簡稱，在中央機構中，作用僅次於內閣，六部除了正副長官外，下面還設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和給事中。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央統設給事中，洪武六年(1374年)三月，定品秩為七品。

給事中的具體職責是：處理詔旨章奏、規諫皇帝，充任言官、參與議政、考察官吏，除了以上這些職責外，六科給事中還有其他差事，如鄉試充任考官，會試充任同考官，殿試充任受卷官。明初時，六科給事中還經常被派往地方巡視，監督地方官員施政情況等等。

正是因為六科給事中的品小職大，所以身為七品芝麻官的王竑才得以有資格參加午門早朝，《明史·職官志》中對六科給事中的記載是這樣的：“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裁決，六科皆預焉。”

這些七品給事中以低品身份參與高層級的官員議政，往往能牽制高級官吏，以平衡朝中不同利益集團和政治力量，保證朝廷決策的可行性。

大明正統七年（1442年），張太后崩逝，英宗朝執政的“三楊”也前後去世。大太監王振開始專權的年月裡，王竑這樣的剛直性格得不到提升是肯定的，所以他“觀政”待業了好多年。《明史》上說他：“十一年授戶科給事中，豪邁負氣節，正色敢言。”

據說，王振每次作惡，身為言官，王竑都立刻跳出來怒罵。王振攛掇明英宗北征，大軍即將出發的前夜，他還不改初衷，追著王振罵。

正因為如此，王竑才在八月二十三午門早朝時，在朝堂上，當場上演了一出全武行的大戲。

04

午門血案後，王竑被景泰帝朱祁鈺赦免，又被于謙提拔，升為都察院僉都御史。

按照明朝的體制，兵部尚書是不能直接指揮軍隊的。為了保衛北京，明代宗朱祁鈺專門下詔，授予于謙“提督各營軍馬”，命在京的各營將領皆接受其節制。將士凡有違抗軍令者，于謙有先斬後奏之權

于謙擔負起了全權指揮北京保衛戰的重任，于謙積極備戰，提拔一批有才能的將領，佈置兵力，嚴把九門。

王竑統領守軍，守衛北門。等於從七品一口氣升到了正四品，“連升三級”，“提督北門”，擔負起最重要京城北門的防務。

慘烈的北京保衛戰打響後，石亨和王竑的北門守軍，成了明朝守城部隊裡戰力最強悍的力量。特別是德勝門外土城大戰時，當精疲力盡的明朝守軍，打到老百姓都持磚瓦上城作戰時，正是王竑及時殺到，裡應外合痛擊瓦剌大軍，才打贏了北京保衛戰裡最艱難的一場血戰。

北京保衛戰結束後，詔令王竑與都指揮夏忠等人一起鎮守居庸關。王竑到任後，挑選士卒戰馬，修繕關塞，彈劾不稱職的將帥，使壁壘面貌一新。“竑至，簡士馬，繕厄塞，劾將帥不職者，壁壘一新。”（《明史•列傳第六十五》）

景泰年間，王竑先後任漕運總督，兼淮安、揚州、廬州三府和徐州、和州二州巡撫、兼理兩淮鹽稅、左副都御史。明朝以漕運總督身份兼理巡撫鹽政者，三百年間王竑是唯一。而在景泰一朝，王竑堪稱權力最大的地方官。

然而世事難料，時局更是難料。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17日凌晨，奪門之變發生。明英宗復辟當天逮捕了于謙、大學士王文，並將一批大臣、太監下獄。隨即廢朱祁鈺，將其軟禁到西內永安宮。 一個月後，二月十七日（一作十九日），朱祁鈺死去，死因不明。

明英宗復辟，于謙死難，先是改王竑為浙江參政，幾天之後，石亨等人追論王竑擊打馬順之事，王竑被除名，編管江夏。

過了半年，明英宗朱祁鎮在宮中看到王竑的奏疏，見其中有“端正倫理，篤實恩義”一句話，深有所感，才下詔命令派官兵把王竑送回故鄉居住。

將近五年後，天順五年（1461年），蒙古哈喇慎(喀喇沁)部領主孛來入侵莊浪，因李賢的推薦，朱祁鎮起用王竑，恢復原官，命他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

第二年正月，王竑與馮宗在紅崖子川擊退孛來。白圭等人回京，王竑仍留下鎮守。到了冬天，才把他召回。第二年春，又命他總督漕運，巡撫淮安和揚州。淮人聽說王竑再來，歡呼迎拜，數百里不絕。

天順八年正月十六（1464年2月23日），英宗皇帝駕崩，成化皇帝明憲宗朱見深登基，王竑官升兵部尚書。

然而不到一年時間，風頭正盛的王竑於成化元年九月，辭官回家。

這次是因為王竑與內閣首輔李賢有了矛盾。

李賢也是明代名臣。朱祁鎮在王振的慫恿下親征瓦剌時，當時本應隨徵的吏部侍郎因病告假，由吏部文選司郎中李賢扈從。“土木之變”中，明軍全軍覆沒，李賢死裡逃生，回到北京。

在景泰一朝，李賢為兵部右侍郎，後轉調為戶部右侍郎，不久改任吏部右侍郎。

“奪門之變”後，朱祁鎮復位，命李賢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當值，與徐有貞一起參預機務。

“奪門”功臣石亨、曹吉祥與徐有貞爭權，朱祁鎮信任李賢，對石亨等人也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

天順四年（1460年），石亨獲罪被殺，朱祁鎮向李賢詢問“奪門之變”的細節。李賢說：“說迎駕是可以，‘奪門’這種提法怎能示給後人？天位本來就是陛下的，說奪名聲就不順了。而且那時幸虧成功，萬一事機先露，石亨等人不足惜，卻不知道將置陛下於何地。”

朱祁鎮一聽，頓時醒悟，說：“是啊。”李賢又說：“如果郕王（朱祁鈺）果然病重不起，群臣上表請陛下復位，怎用得著這番紛擾？這幫人又怎得邀功升賞？招權納賄又從何而起？老成耆舊的大臣依然在職，何至於有殺戮降黜之事，以至於遭天象示警？《易經》說‘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是指的這種事。”朱祁鎮說：“對。”

隨後朱祁鎮下詔，令從今以後奏章中不能用“奪門”這種字眼，還將冒功的四千多人全部革除。

天順五年（1461年），朱祁鎮聽從李賢建議，起用了王竑“參贊軍務”，迎戰孛來。

明憲宗朱見深即位後，因為兵部清理貼黃缺官，王竑和李賢產生了矛盾，致使王竑辭職歸田。

貼黃制度，也稱貼黃、押黃。是唐代首創的公文改錯制度。宋代葉夢得在其《石林燕語》中寫道：“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唐代的敕書是用黃紙書寫，當公文有錯誤需改正時，便用同樣的黃紙，覆蓋在有錯誤的地方。這一制度歷代沿用。

到了明代，除了公文改錯叫貼黃，人事文書也稱為“貼黃”，即官員的履歷表，是考核、任用、封贈官員的依據。貼黃分為吏部貼黃和兵部貼黃兩種，它們隨著官員職位的變動而相應地發生變化。

憲宗皇帝下旨兵部清理貼黃缺官，兵部尚書王竑偕同各大臣推舉修撰嶽正、都給事中張寧，但卻遭到首輔李賢的反對，李賢不但反對任用，還把這兩人派出任外官，並廢除了朝臣會舉之例。

雖然李賢對自己有舉薦之情，王竑仍然不服，他憤然說：“我還能坐在這裡嗎？”馬上稱病求退。王竑走後，大臣推薦他的奏章不下一百篇，明憲宗再也沒有答應。

王竑居家二十年，於弘治元年（1488年）十二月去世，終年75歲。

有一件軼事，充分表現出王竑的稟性：王竑的居室名為“戇庵”。回籍後，把它改為“休庵”。他閉門謝客，鄉里的人很少能見到他。當時，吏部尚書李秉也被罷免回家，每天出入里巷，與故舊談笑遊樂。王竑聽說後，說：

王竑的意思是說，李執中是堂堂大臣，怎能不養重自愛，與市井小人遊樂？李秉和他的看法不同，難道立異於故鄉，崇尚矯異激切才算是賢嗎？兩人雖然看法不同，但都受到時人的稱讚。

從這裡可以看出，王竑從年輕時代就不流於時俗，也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在那樣一個時代，可以說是鳳毛麟角了。

（本文圖片為網絡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