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人们赞成还是反对，对于当代社会的发展节奏都有一个共同的体验——越来越快。“加速度是现代性进程展开的主要特征”，这一论断几乎毫无争议地取得了共识。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新方向
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交通等方面的飞速进展，技术与人的关系出现了一个突变式的发展。按照一些比较激进学者的说法，人类的“自然人”时代结束，而开始了“后人类”时代。在这个新的世纪，加速度已经不再是一个物理名词，而是进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较早把速度学引入社会领域。自2000年前后，一些敏锐的左翼思想家以“加速度社会”来称谓今天的西方社会，并探讨了加速度社会最终将走向何方。2005年，法兰克福学派的新生代思想家阿列克谢·罗萨发表了《加速：现代时间结构的变化》一书，发起了社会批判理论对于“速度”批判的转向或者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2013年美国学者尼克·斯尔尼赛克（Nike Srnicek）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iams）一起发表了《加速主义宣言》，并认为加速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另外，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等一些左翼思想家分别从“人与机器”“技术与时间”等角度涉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加速度特征。应该说，无论这些西方学者在理论上存在着何种差异、从什么角度展开了对于加速度社会的探讨，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理论指向：延续了批判精神、最终指向人的解放与超越现存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并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找加速度的理论依据或者说思想源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加速度社会批判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新的方向。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已经看到了“加速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质，在不断的生产、交换、消费、再生产过程中，实现“增殖”是资本的本性，这个过程的加速与资本增殖的加速呈正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生动地描述了资本主义这一不断涌动的过程，“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打破了各种限制与藩篱，摧毁一些固定的关系与各种观念，“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实际上，西方左翼思想家们对于当代加速度社会的界定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不同之处在于，19世纪的加速度尚在自然人的身体所能适应的范围内，然而，在资本主义开始阶段需要百年能实现的目标，在当代可能只需要几年。当代西方社会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以令人眩晕的加速度造成与周围社会的疏离及异在感。加速度从资本与技术领域扩展到个人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罗萨将加速度具体区分为技术加速、社会自身加速、生活节奏加速三个方面，这些直接改变与摧毁了自然人的认知习惯与生活方式，使大多数人陷入一种被抛弃的惶恐之中，不停地加快节奏，他把此看作是“新异化诞生”的根源。
加速度社会冲击着人们的观念
具体而言，我们对于当代加速度社会的感受最直接地来源于时间。如果说交通工具的变迁使我们的身体、使真实的商品能够突破空间的障碍，更快地在不同的地域移动，那么网络的发达则能使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信息、图片瞬时出现在眼前。当代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大卫·哈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描述了加速度社会的特征——“用时间消灭空间”，由于跨越不同空间所需的时间变快，而产生了“脱域”，空间与地域已经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固定与限制。不过，对于空间的体验依旧是身体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然而，随着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一个新的数字化的时代到来了。在这样的时代中，加速度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层面，直接冲击了人们的观念，并导致人自身的加速度，我们使用的手机、电脑等各种物品不断地被淘汰与替代，那么人自身呢？当技术与社会的加速度已经远远地超过于人身体的适应速度，作为加速度社会中的个体，将会面对何种命运？我们认为，这是这些思想家们所要面对与回答的根本问题。
在这个不断加速的社会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我们身体与灵魂不断地提醒与呼喊着“慢下来”，而我们的脚步与周围的一切却在不停地“快上去”，问题根源是什么？出路又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加速是资本逻辑驱使的历史必然，是人类社会形态的必经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式回答。然而，加速度社会的未来走向何方、具体通过何种途径超越现有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丰富与发展了以往的理论。回溯历史，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一直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不过，自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大机器生产与技术理性的批判虽然非常激烈与深刻，然而，却并没有改变技术加速度发展的狂潮；对于同质性与单向度存在的批判，也没有阻挡人的物化存在状况，一切的努力似乎无异于螳臂当车。在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们看来，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是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是抵抗与拒绝的或者说试图改变与拯救现代性的方向。然而，社会加速度的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一场徒劳无益的努力。而马克思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则是走入，在现代性的内部寻找其矛盾点与突破的可能，这也是大多数左翼思想家们要走的道路。
在加速度本身中寻找超越的可能
既然社会加速度的狂潮不可阻挡，那就在加速度的本身中寻找超越的可能，这是《加速主义宣言》作者斯尔尼赛克和威廉姆斯的核心观点。也就是说，拥抱加速度、促进加速度的发展进程，这样才能更快地使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耗尽其所有的潜能，而进入一个新的“未来社会”之中。另一种面对加速度社会的态度比较温和，罗萨使用“倾向性共振”（dispositionale Ｒesonanz）来对抗加速度社会中的异化。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一个“共振轴”，这使人与周围的世界互相感知与建立关联，个人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形成一种与他人、物、自然、文化等的共振，通过“共振”去除“异化”，以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实际上，这两种态度看起来非常激进，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更多地是从“速度”的角度来考虑超越现存的途径，应该说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思想的高度。西蒙东把技术看作是一个自主的认识过程，在他看来，当代技术的进展已经具有了高度自主性，人的主观意愿在技术的进程中已经逐渐丧失了主导作用，主观地试图加速与减速都是一厢情愿的徒劳之举。因此，需要寻找另外一种解放途径，即“在技术本身中寻找解决异化的方法”。具体而言，在网络化的社会中，在以大数据为主导的“平台资本主义”时代，是否存在着超越的可能呢？他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为此，斯蒂格勒和西蒙东延续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他们把技术批判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形成数据化资本主义时代的 “新政治经济学”。首先，他们批判了数据化资本对于现代人生活的操纵，个人的“头脑”在越来越强大快速的“算法”面前是无法对抗的，结果将是绝大多数人的不断贬值与新型奴役的增强，斯蒂格勒将此称为“系统性愚昧”。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之不同在于，他们采用的是以技术作为现代性之后果的“解药”，提出了重新使用技术、占有技术，形成“知识共产主义”。在现有的加速度社会中，倡导建构一种超经济的工业精神与技术理念，使技术超越于消费主义的控制与范围。借助于技术，形成新的“跨个体”关系、新的技术与自然的共在关系。也就是说，把技术从奴役的手段转变为一种解放的力量。
显然，对于加速度社会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与竞争的层面，社会加速度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在各个方面的体现。不论这些思想家们从何角度展开批判，他们都存在着一个共识，超越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形态，寻找一种新的与资本主义相断裂的存在方式，批判的目的在于——使未来变成我们希望的样子，而不是被加速度所吞没。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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