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13 朱文杰：一本知青日记

朱文杰：1948年生于西安，西安市文史馆馆员、“老西安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 《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邮票上的美丽陕西》。

一本知青日记

朱文杰

1997年12月8日下午到北京知青张莉家，我们又见面了，热情中透着真挚。上个月她应邀和剧组同行，到延长拍摄她的哥哥，牺牲在黄土地上的赤脚医生张大力。张莉是北京一O一中学初六八级学生，她的哥哥是北京四中高六八级学生，1969年2月2日，兄妹俩一起到延长安沟公社王连沟大队插队。

在陕北一个星期的奔波拍摄，张莉和我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同是老三届，大致相同的命运与遭遇把我们的心联在一起。

到北京后张莉就赠给我们黑明的知青写实摄影集《走过青春》，集子收着她哥哥张大力坟茔的照片，书上有黑明和张莉的签名，书是张莉在《走过青春》的首发式上买来再赠送我们的，我们领下了张莉这份心意。

我们问张莉从陕北回北京还顺利吧?因为她还带着一位陕北老乡，老乡一辈子都没进过城。她说：“一路上很顺利，老乡在村里也算人尖子呢?可让现代化弄昏了头，从延长坐桑塔纳到西安，头回坐高级小轿车，可无福享受，晕车了一路。上了火车不敢上厕所，他不认字，不知咋进去，我要领他去，还嫌怪害羞，让女的领，成何体统，15个小时大概才上一次厕所，而且是在火车进入夜间行车的时候。”

到了北京，当年在安沟插队的几个知青轮换着接待从陕北来看望他们的老乡，每人一天，烤鸭、涮羊肉，以及生猛海鲜恨不能让老乡吃个遍，领着老乡天安门、故宫、天坛、颐和园去玩。在颐和园还让老乡穿龙袍照了像，过了一回皇帝瘾。在北京光照片照了近百张，回安沟够办个展览了。知青们按陕北的风俗，串亲戚似地开了辆小车拉着老乡满北京转，一天走了六个知青家，两个星期在北京二环、三环路转了十几圈。你能想到北京的繁华和延长安沟的落后贫困形成多么大的反差，让老乡眼花缭乱，快60岁的人了，竟像个小孩似的，不敢说也不敢动，一切都那么刺激新鲜让他发呆，原来北京人生活在天堂里呢?好在知青都是当年的熟人，回忆陕北的话题说个不完。老乡临走时感动地说：“这伙子北京娃真有良心!”

听到这些．我从心底发出哀叹，中国的农民太苦了。这位陕北老乡进城，不像曹雪芹《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演出让人掉泪的喜剧，更不像前些年高晓声写的小说《陈奂生进城》的陈奂生，穿鞋蹲在沙发上还撒了点怨气。我知道知青越是热情、越是倾其所有让老乡享受一番，见识一番，那老乡又是如何想呢?是受宠若惊?是感叹自己的恓惶？陕北老乡进城看望知青则像—出令人心酸的悲喜剧，只是剧中人没有感受罢了。老乡的快乐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没一点悲凄相，自怨自艾，他只是惊奇，没有嫉妒、没有欣慕。开了洋晕，享了口福，只是给回陕北后增添点显摆的说头。在他的家乡，人老几辈没进过城的有的是，不少老汉也仅仅是进过延长县城而已。当然这里有我的臆测，但中国农民就该受苦受穷吗?我扪心自问，深感经过上山下乡的老三届人，他们的觉醒应该从关注农民的命运开始。

张大力(后排右)张莉(后排左) 1965年在北京的全家合影

见到张莉就想起了她的哥哥张大力，以及她哥哥那本红皮日记。大力从他下乡那天起就开始关注农民了，把这本被张莉珍藏了近三十年的知青日记，摘录一部分披露出来，我想对我们研究三十年前的上山下乡运动会有所启示和帮助的。

这是一本普通的红色硬皮日记，有当年时代特点，印满了毛主席语录，还有英雄人物张思德、雷锋的照片插页。这本日记在我手中一个多月，日记的主人张大力牺牲了，他是为给一位老乡看病，在路上被狗咬而失足掉崖的。这本日记我不知翻了多少遍，每次都被感动，掩卷长思，这是一个知青插队仅仅十个月的心路历程。

1969年3月23日 星期天 晴

夜里三点钟，郭景达和双喜来敲门讨药。郭景达二哥的小孩病了，还不到一岁，真不敢给药……听说向东给了药。很胆颤。匆忙吃过早饭，准备去罗家山看看去，路上碰到郭景达和他二哥二嫂抱着孩子去安沟看病。看着贫下中农焦急的面孔，深切感到医药卫生对于五亿农民是多么重要，稍微重点的病就要到几十里以外去看，误工不说，病人的危险很大，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里，一定要有一个人下决心去学医。

1969年3月31日 星期一 晴

……咱学医，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就是以白求恩为榜样，好好为贫下中农服务。一想到贫下中农由于缺医少药而产生的种种痛苦，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下定决心，从自己身上开始练……

1969年4月12日 星期一 晴

……第一次注射，心慌意乱。不是刺斜了，就是没刺进去深度，拔针时还把针斜着拔了。肯定够老骆疼的。但老骆面无惧色，很认真纠正我的注射动作。为了培养我们这些赤脚医生，解放军花费了多少心血。

1969年4月18日 星期五 阴

冯占彪的四娃病了，很重。看着冯占彪(他婆姨害病殁了)消瘦的面颊，我心里真是很着急，生活的担子一下子把他压得老了许多，够难的了，真想分担他一点，使他减轻些负担，哪怕是精神上的。

1969年5月22日星期四 多时晴

零点刚过，我尚未睡着。蒙胧之时，双全和海全来叫出诊，他母亲肚子痛得厉害。爬起来当即出发。夜里三点左右，病人说好了些。五点半，病人肚痛加剧，呻吟不止。当即凤翔去董家畔，双全去安沟，本人去踅梁请医生。一路上除了上坡，都是小跑。

此次出诊的几点体会：

1、必须多走山路，能走远、走快。

2、看病时要镇静，先详细问清病情，再动手治疗。

3、考虑问题时应该全面，警惕严重局面的出现。

4、在病人家吃饭的事情应想法避免或合理处理。病人送的东西坚决不收。

1969年5月30日 星期五 晴

晚饭后，塬上环环她大来叫出诊。虽然我身体刚刚有些好转，还很软，还是拖着病体上去了。环环她们已经睡了，但还是爬起来极热情地接待我，当即就要点火做饭。……给小孩看过病，拿好药，饭已经熟了，鸡蛋面条。真叫人过意不去，可做下了．只得吃，只得放钱粮票。以后这种事尤应注意，严加避免。

张大力这个赤脚医生，是不脱产的，有时比其他知青还受累，他要坚持上工下地劳动，下工后也没休息时间，随叫随到。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奔波，王连沟几个自然村沟壑纵横，地理环境极为恶劣。读着这些朴素而感人的知青日记。你会走进一个知青纯洁与忠诚、善良与美好的心灵深处。

张大力牺牲了，老乡把那条害他失足掉崖的狗打死了。而大力的日记记录着他几次与狗搏斗的情景。

4月12日记着：第一次“出诊时被狗在大腿上咬了一口，左腿上被咬了两个鲜红的牙印，真气我。”4月17日又记着：“从蔡家塬到罗家山，和大队长家的狗激战了足足有十分钟，真紧张。” 5月15日记着：“塬上的狗实在厉害，我单枪匹马，夜上蔡家塬，让狗给‘断’了怎么办?俗话说‘大村的娃娃，小村的狗’，真有点肝颤塬上的狗。迅速紧张而又小心地上了塬，还不错，狗主人跑在狗前面迎了出来。”

张大力经常是半夜出诊，狗好像是他的冤家，但他从不畏惧，从没有耽误过出诊给老乡看病。最后他还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狗给断了并失足摔下崖的。

这本知青日记有着严酷的真实，不但是一代青年的心灵史，也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真实反映，看以下两天的日记就可见一斑：

1969年6月12日星期四 晴间云

我们的口粮已经发生危机了，六月份的粮只够吃三四天的。现在真是事无巨细都要操心，大到国家的大事，世界的大事，小到每一担水、每一捆柴、每一顿饭。我们决定去买糠、麸子、豆腐渣来代替一部分粮食。

1969年6月20日星期五 晴

买回来的豆腐渣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豆腐渣有股酸味，而且难咽，但比起红军长征吃草根、树皮来说，这就很不错了。现在吃不得苦，将来也就难成材。

从晓明的文章《伤逝》中，有小莉“禁不住抱着哥哥的药箱失声痛哭”一句，这次回安沟乡王连沟村竟把这沾满了岁月尘土的药箱找到了，快三十年了，这是张大力牺牲时背过的药箱，是历史的见证，这个药箱记录着大力对老乡们的一腔深情。当拍摄药箱的特写时，张莉又一次抱着哥哥的药箱泪水满面。

当然这些镜头都被抢拍到了，而抢拍是纪实专题片最重要的手段，你不知何时何处会出戏出感情，事前精心设计的往往会落空，而有些精彩场面却会突然降临，这就要看摄像的敏感和随机应变了。

在拍“姊妹坟”时，本不应让张莉到现场，她哥哥张大力的墓和“姊妹坟”都在延长知青陵园中。可一时疏忽，张莉却上来了，到她哥哥墓前动了感情伤心落泪，我们的摄像已随另一拍摄对象柏铮上了塬顶，我忙叫来摄像田文，多亏田文手中还有一个掌中宝，才抢拍了下来。

第二天，正式拍时，开始半天不来感情，内心的创痛压抑着无法倾吐，后来，张莉在哥哥坟前一阵诉说，情动于衷，才把感情一步步推了上去，“哥哥，你走了将近三十年了，我觉得好像你一直在陪伴着我，……哥哥，我心里千遍万遍地叫你，你听到了吗?……”张莉在和老乡们告别时泪水一下如泉水喷涌而出，她拜托老乡，能经常来照看她哥哥，而老乡们也是含着泪纷纷表示，不用你说，我们会常常来照看大力的，每年过年、清明都会为他上坟扫墓，一位老乡说：就是我死了，儿子儿媳也会来祭拜大力的，我们忘不了他。

当然也有遗憾。前一天11月6日在双峰山拍李秋雨时，当秋雨夫人明晓艳与老乡们合影告别时的一瞬间群情悲伤和村里的婆姨娃娃们哭成一团。可此时一个机子被调到山下，一个机子坏了，这动人肺腑的一幕没拍上。当时的我，也是眼含泪水，痛苦难抑，一满被这悲凄的场面弄得腔子发酸发痛，也顾不得怨这个怨哪个了。

在北京，我郑重地把张大力的日记和一些资料照片还给了张莉。心里想这本张大力知青日记就是老三届人的雷锋日记一样。

在张莉家我们拍摄张莉加入少先队时和哥哥1960年一张合影照片，照片下写着“北京延安照相”。看来是在北京一个名叫“延安”的照相馆照的，仿佛命运早已安排好了，果真，到他们长大以后就从北京来到了延安。好像老天有感应，造化弄人似的。

插队时才16岁的张莉活泼调皮，又爱玩，对陕北也是满眼好奇，无忧无虑，从他哥哥的日记本上可以看出，总是关心惦记着她，并严格要求着她，不只一次批评自己的妹妹，什么开会学习读报时打磕睡，贪玩又到公社去赶集了等等。张莉是队上惟一的女知青，当着队上小学教师，大力还想让她学赤脚医生好给妇女看病。从这本日记看得出他们兄妹情深，一片关爱之心溢于言表。

到剧组离开北京前一晚，我们在北京南三环陕北风味的“兰花花酒店”聚会。张莉和王建勋都来了，那天可是热闹非凡，一下聚集三四十位北京知青，喝了陕北的桃花水酿的酒，尝了陕北特色的风味菜，平时活得异常沉重苦闷的老三届人只有这时才得以释放热情，大家共叙友情，畅谈未来，随之翩翩起舞。分别时互道珍重，这时的张莉眼圈红了，哽噎着难舍难分，和剧组的朋友们约期再相见。

本文摘自《老三届采访手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附记：其实，我和张莉特有缘份，1975年7月14日我在铜川歌舞团编导组当创作员时，赴延安住在宝塔山下的延河饭店，正好参加采访到了出席“延安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大寨赶大寨先进代表大会”的一批北京知青。拍电视时没在意，只记得当年的安沟公社王连沟大队叫“学赶大队”，书记姓康。谁知两年后一天翻出当年日记，其中就记了这个书记叫康良武，日记上还赫然记着张大力的妹妹张莉的名字，以及他们同队的北京知青马向东，还记着看了张莉当年接过哥哥药箱的女赤脚医生的先进材料……

应该当年我们是见过面的，至少也是匆匆一见，否则不会记在我的日记上，也可能没有直接采访和座谈，卄二年了，印象就有点淡漠。可惜98年写《老三届采访手记》时没发现，更没记起来。只是，当1997年第一次见到张莉时，就感觉特别的亲近，特别的投缘，她的哥哥张大力比我小半岁，我总觉得她好像和我自己的亲妹妹一样，早就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