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曾有好幾次大的滅佛事件，合稱為“三武一宗滅佛”，分別是指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以及後周世宗的滅佛事件。
今天我們要說的便是其中之一，它所產生的影響應該說是區別於其他幾次的，因為它在實施過程中遠沒那麼血腥和暴力，同時也可以說是改變了整個歷史的進程，沒有這次的滅佛，中國很可能會走上政教合一的道路。這便是北周武帝的滅佛。西晉末年，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後，我國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就十分的尖銳。這些少數民族統治者在鎮壓漢人的同時，極力地利用佛教和道教，來麻痺人民的反抗意識。因此，佛教和道教在中國北方迅速而廣泛地傳播了開來 。據《魏書·釋老志》的記載，北魏末年，僅京城洛陽就有寺廟500多座。到東魏末年，全境更是有寺廟三萬多座，僧尼多達200萬之眾。同時道教在此時期也很受朝廷重視，不過還是比不上佛教。到北齊時，首都鄴城也是佛教中心，當時城內寺院有4000餘所，僧尼共8萬餘人，數量絲毫不減東魏末年。由於佛教受到最高統治者的敬仰，以及朝廷為他們提供各種優越的條件，以至於東魏、北齊時期都出現了很多的高僧。比如慧光，在東魏時任都統，北齊時為國統，是四分律宗的創始人；慧文，是天台宗之祖；慧可，被尊為中國佛教最有影響力的禪宗第二祖師等等。到隋唐時期，他們三人的佛學思想，便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教派，華嚴宗、天台宗、禪宗。不過雖說佛教、道教都是統治階層統治人民的工具，但是，這麼多不向朝廷納稅服役，且又佔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對於國家來說，實在是個嚴重的損失。寺院、道觀地主不但在經濟上與官府、世俗地主發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與恪守儒家學說的士大夫發生矛盾，佛、道之間也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發生衝突。只不過由於最高統治者的袒護，佛、道二教在北齊的發展才沒受到影響。之後的西魏、北周初期，佛、道二教依舊盛行，可到了北周武皇帝宇文邕的時候，就完全不一樣了。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最重儒術，勵精圖治，在位期間，對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都進行過一系列的改革。據《廣弘明集》的記載：公元567年，蜀郡公衛元嵩上書說：“國治不在浮圖，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啟運，遠慕唐、虞之化，宜遺齊、梁之末法。”深得周武帝的讚許。而此時恰好道士張賓也上書請求廢除佛教。 
於是，周武帝便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一起，討論三教的優劣，意在壓低佛教的地位，最後定為儒教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後。可由於當時執掌朝政大權的，是篤信佛教的宇文護，他表示不同意，再加上其他人的上書詆譭道教，因此，雖多次討論，但三教最終還是沒能定位。公元572年，周武帝誅殺了宇文護，初掌朝政大權，於次年又一次召集大家辯論，還是打算以儒教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後，可由於數名高僧的奮起抗爭，極力詆譭和排斥道教，使得這次排位又一次流產。公元574年，周武帝第三次召集大家辯論。會上佛、道兩教鬥爭十分激烈，周武帝為道教護短，斥責佛教不淨，結果被智炫高僧回道：“道教之不淨尤甚！”周武帝這次原本只想罷斥佛教，可由於道教的迷信方術和教義的虛妄，經此前數位高僧的揭發，已經徹底暴露，因此果斷下詔“斷佛、道二教，經象悉毀，罷沙門（即僧尼）、道士，並令還民。”同時，還下令“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就這樣，一場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反佛道行動由此展開了。同年六月，周武帝又下詔建立通道觀，招收學士共120人，全都是儒、道、佛的名流，其任務是研究三教的哲理，以達到三教融合的目的。周武帝滅佛，目的雖說和魏太武帝滅佛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擴大財源，鞏固政權，但在方式方法上卻完全不同。一來，此次滅佛，是經過多次辯論之後作出的，各方面都有思想準備。二來，此次沒有采取坑殺僧、尼、道士和搗毀寺廟、道觀的作法，而是將其賜給王公，讓僧尼等還為編戶。對那些知名的高僧、道士，或以朝廷官員的身份送到通道觀去進行研究工作，或量才委任以官職，比如以曇為光祿大夫、法智為洋川太守、普曠為岐山郡從事等等。 
總之，方式方法比較溫和。此次滅佛，北周朝廷不僅獲得了大量的寺觀財富，而且獲得了近三百萬的編民，遂使生產日益發展，從而為後來隋朝的統一和對突厥的鬥爭，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強大的軍事實力。而通道觀的建立，更是促成了儒、道、佛三教的交流與互相滲透，為建立以儒家為治國之本，輔以道、佛的三教結合的新的封建統治服務思想體系，奠定了基礎，從而避免了政教合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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