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正德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時年15歲的“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登基稱帝，是為明世宗，但此時的明朝廷，隨著內閣制度的不斷成熟，皇權之下的“內閣”以及“司禮監”的話語權也是越來越大，甚至已經隱隱對皇權產生了制約。很顯然，這並不是一個好消息。然而明世宗卻不走尋常路，在整頓了宦官勢力以後，依舊選擇了繼續完善內閣，提升內閣權力，結果誰成想，反而實現了對“內閣”的控制，滿足了鞏固皇權的目的。

而這一切的源頭，還要從明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罷中書省，廢丞相等官”之時開始說起。——《明史·本紀第二·太祖二》

此前由於宰相胡惟庸逐漸勢大，且日益驕橫，嚴重威脅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推行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體系的進程，故而於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擅權枉法之名處死了胡惟庸及其黨羽，同時廢除了中書省、丞相等機構及官職。

輔助皇帝處理政治事務的“內閣”也就因此而誕生，但最初的內閣，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負責執筆的寫手，負責將皇帝的意願整理成文書然後下放給各個機關，並沒有什麼實權，權力核心依舊還是牢牢的把控在皇帝的手上。

內閣以及司禮監勢力的逐漸膨脹

不過隨著時間的變遷，到了宣德年間以後，由於明宣宗對“楊士奇”等內閣大臣的重用，讓內閣也得以參與到了奏章的批閱工作之中，“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參可否。雖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時召見，得預各部事，然希闊不敵士奇等親。自是內閣權日重”，內閣的權力也就此開始逐漸膨脹。——《明史·志第四十八·職官一》

明朝內閣的“票擬權”也就因此而出現，即是由內閣大學士參閱奏章，而後將其解決方案擬定成文書，之後再行提交給皇帝“批朱”決策。

與此同時，為了進一步減輕皇帝負擔，“秉筆、隨堂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硃”的“司禮監秉筆太監”也隨之應運而生，除了一些特別重要的奏章交由皇帝親批以外，其餘的基本都由這司禮監秉筆太監“批朱”。——《明史·志第五十·職官三》

如此一來，也就逐漸形成了一種由內閣擬定票擬，然後遞交給“司禮監”篩選，再由司禮監太監擇其輕重遞交給皇帝的“批閱奏章”流程，換句話來說，截至此時，明朝廷的皇權已經逐步開始了分化。

內閣以及司禮監對皇權產生了制約

也就相當於明太祖朱元璋為加強皇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諸東流，畢竟就當時的政治局勢來看，皇帝的壓力雖然是減輕了，但豈不是說明大部分由皇帝所下達的政治指令，其實都是出自於司禮監秉筆太監之手？而奏章的解決方案亦是出自於內閣之手？

內閣權力的膨脹還遠遠不止於此，其在潛移默化之下對皇權意志所產生的影響才是最大的。

就好比“健知志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說的就是在明武宗執政時期，這些內閣學士的權力已經達到了一種足以影響到皇權意志的程度。——《明史·卷一八一·劉健傳》

這也就意味著，截至明世宗登基稱帝之前，明朝內閣以及宦官的權力和地位已經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內閣的“票擬權”甚至足以影響到皇權意志，司禮監秉筆太監也得以趁機分化皇帝的權力。

而且，由於司禮監還有著一個將票擬“擇其輕重”提交給皇帝的權力，顧名思義，如果皇帝不主動關注的話，那司禮監秉筆太監就完全有機會將那些重要的票擬暗中扣下來，然後按照自己的意願去處置，其對皇權所產生的影響可見一斑。

儼然已經隱隱的對皇權產生了制約，致使皇權旁落，嚴重威脅到了明朝皇權的穩固。所以，自明世宗登基稱帝之後，第一時間所想的當然是如何整頓宦官和內閣權力過大的問題。

明世宗整頓宦官

可是宦官還好說，畢竟其所擁有的權力本就是皇帝所賦予，而且其負責只能也是內閣和皇權中間這一段流程，如果收回其權力的話，對統治體系所產生的影響也並不會很大，無非就是皇帝累點，需要親自處理更多的政治事務罷了。

明世宗顯然是明白這一點的，“即位後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屍示戒”，登基不久就開始了對宦官勢力的整頓，對“宦官”勢力大為打擊，使得“張佐、鮑忠，麥福、黃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飭不敢大肆。”——《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

沒錯，不只是“司禮監”，包括“東廠”等宦官勢力，也一併納入了明世宗整頓的範圍，赫然只要是個宦官，那麼就得乖乖的安分守己，恪守自己的本分，幹好自己的分內之事就可以了，一旦越界，必將嚴懲。

而宦官自身無根無後，幾乎可以說一切權力乃至身家性命都歸皇帝所有，如果沒了皇帝的支持，其結局不言而喻。所以，明世宗這種“嚴以馭吏”的整頓手段，反而才是較為符合時宜的做法。

• 一來可以震懾宦官，使得他們不敢徇私枉法。
• 二來也能進一步減少宦官干預朝政的現象發生。

而後，“帝又盡撤天下鎮守內臣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餘年不復設”，明世宗還把他登基稱帝前在各個地區鎮守的宦官也一併撤了回來，進一步削弱了宦官勢力。——《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

“故內臣之勢，惟世宗朝少殺雲”，從而也就得以使明世宗登基之前頻繁出現的宦官擅權現象，在明世宗執政時期卻幾乎沒有。——《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

明世宗提升“內閣”職權

但內閣卻不同，畢竟在封建時期，如果一個封建統治者要治理好國家的話，勢必就需要以官僚階層作為治理百姓的媒介；而百姓的反饋，又需要通過官僚階層來逐級上報，最後才會提交到統治階層的眼前。

而此時明朝的內閣，無疑就相當於明朝政權體系中匯聚百姓反饋的最後一層，而後再通過內閣擬定的票擬，才能最終遞交到統治者的手上。

因此，如果真的貿貿然就削除了內閣職能，甚至是廢除內閣的話，面對那一大堆急需處理的政治事務，大家說明世宗他能忙得過來嗎？更別提明世宗執政時期又是一個戰事繁多的時期，諸如南方沿海地區的“倭寇之亂”，以及北方邊疆地區“韃靼部落”的侵襲等等。

所以，對於“內閣”的整頓，勢必不能像整頓“宦官”那樣的去整頓，否則將與“殺雞取卵”無異，極有可能會導致皇權與官僚階層的矛盾瞬間激化，進而導致整個統治體系的崩潰，那到時候恐怕明世宗後悔都來不及了。

明世宗亦是深知對“內閣”的整頓不能按照尋常的套路出牌，所以在經歷了一番考量之後，並沒有去直接削弱內閣的權力，而是選擇了進一步完善內閣，逐步加強了內閣權力。

好比如，嘉靖六年，也就是公元1527年，內閣大學士“張璁”嚮明世宗上疏：“臣惟皇上欲宣德化，必自近始。......今內閣擇其人焉，責之以擇九卿......”，顧名思義，就是想讓“內閣”擁有選用“九卿”官員的權限，這明顯就與設立的初衷大相徑庭不是嗎？畢竟原本內閣也就只是個負責輔助皇帝處理政治事務的機構啊。——《明實錄·明世宗實錄·卷八一》

而這“九卿”，代表的也並非什麼尋常官員，而是吏、戶、禮、兵、刑、工等六部，以及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等“核心政治機構”的主要負責人。

但是，“張璁”這個看似毫無道理甚至有著“內閣擅權”嫌疑的提議，明世宗不但同意了，而且截至世宗中葉，更是出現了“夏言、嚴嵩迭用事，遂赫然為真宰相，壓制六卿矣”的局面，更是確立了內閣在明朝政治體系中的地位。——《明史·志第四十八·職官一》

咱們再回到“張璁”這裡，隨著明世宗對“張璁”的重用，到了後來甚至形成了一種“孚敬還內閣，事取獨裁，時不敢有所評議”的現象，也就是說，“張璁”同樣跟後來的夏言、以及嚴嵩一樣，成了明朝內閣的實際掌權者，甚至於說他已經擁有擅權之能都一點不為過。

明世宗的心思

但是相信大家從上面也不難看出，明世宗固然提升了內閣的權力，使得內閣進一步被完善，權力愈加龐大，甚至已經凌駕在了其它政治機構之上，但實際上到最後，這些明世宗所賦予的權力，卻都變相的集中在了“張璁”之手，或者說是明世宗時期正式確立的“內閣首輔”之手。

那麼豈不是說，一切就又回到了原點嗎？這內閣首輔又和明太祖朱元璋所廢除的“丞相”官職有什麼區別呢？

沒錯，確實很相像，但是如此一來，也就相當於明世宗將原本地位相對平等的“內閣大學士”等級化，使得自己只需要控制好“內閣首輔”一個人就可以了。而這，才是明世宗的最終目的。

畢竟再怎麼著，控制一個人，總比控制好幾個人要容易吧？

而對這內閣首輔官員的選拔，明世宗也並非是隨機選拔的，咱們還拿“張璁”來說，其實早在明世宗登基稱帝后的前三年，他就已經在暗中偷偷的開始考核哪個官員值得自己信任和重用了。

就好比明世宗登基初期的那個從公元1521年開始，一直到公元1524年才結束的“大禮儀之爭”，表面上看是明世宗為其父母正名，是一場"繼統"與"繼嗣"的禮儀形式之爭，但實則還蘊含著明世宗從中篩選官員的心思。

內閣首輔“張璁”，便是明世宗最終選擇的那個幸運兒，因為在這場“大禮儀之爭”的過程中，“張璁”一直都站在明世宗的這邊，完全按照著明世宗的想法在說話，“

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廁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為皇上明辨其事”，很顯然，他是支持明世宗“追尊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的。——《正典禮第一疏》

如此一來，明世宗提升內閣權力的動機也就說的通了。

也就是通過一步步的逐漸完善內閣，提升內閣權力，使得其逐漸擁有足以壓制其它政治機構的權力，然後又一步步的逐漸把內閣的大權悉數交給忠於自己的“張璁”之手，最後自己再控制“張璁”，豈不就間接的又把內閣大權收回到了自己的手中嗎？

兜兜轉轉之下，其實還是達到了明世宗整頓內閣，實現鞏固皇權的最終目的，只不過是採用了一種比較溫和的“溫水煮青蛙”之法罷了，雖然過程麻煩且繁瑣，時間也更為漫長，但無疑，其在預防統治階層和官僚階層矛盾激化的問題上，屬實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

結束語

正如《明史》對明世宗的評價，“世宗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也正是明世宗的這次改革，使得本已經皇權旁落的明朝統治階層又一次恢復了活力，為後來“嘉靖中興”盛世之景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