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想象力无比丰富的民间野史里，宋真宗赵恒是个出名熟脸的人物，当然，经常不是好脸。比如20世纪末一部宋朝题材电视剧里，某男星塑造的宋真宗“吃喝玩乐”歪形象，更一度红遍大江南北。照好些热心观众的评论说，真恨不得上去踹这糊涂虫一脚。
但是，就是这么个野史里的“昏君”，在后世诸多正史学者笔下，却也有一个震撼评价：守成之贤，致治之盛，周成康、汉文景可以比德矣。野史上昏君模样的宋真宗，竟是个媲美汉文帝汉景帝的“贤君”？
至少，宋真宗的一个爱好，足以证明他的“贤君”素质：爱科学。甚至正是他这独家爱好，直接掀起了北宋开国后一场重要科技革命——大宋农业革命。
一、科技兴农的引领者
宋朝在后世一大亮丽标牌，就是发达的工商业。但自宋真宗登基后，一件比北方辽国还叫他殚精竭虑的大事，正是农业。
以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说法，宋真宗对农业的重视，主要受其乳母刘氏的耳濡目染。
伴他长大的刘氏，常对他讲民间农家的耕作辛酸。接足地气的宋真宗，自登基起就把“重农”作为国策。一次冬天里瞧见大雪，他竟高兴得像孩子似的，第二天还对宰相王旦抒发喜悦：“昨天晚上雪停了，朕担心下的太少，半夜时派人到院子察看，才知道雪又下起来了，还下的不小，今天一看，果然下了一尺多厚，这样明年庄稼有希望了。”
除了这热情态度外，宋真宗狠抓农业的实在事，也是桩桩不含糊：全国地方官员官衔内一律加入“劝农使”或“劝农”等字，以此显示每个官员都要参与农业建设，三次下发诏书，要求全体官员节约粮食，从胡吃海喝到浪费粮食，抓住就往狠了治。
值得一提的是，野史里坑惨了杨家将的大奸臣王钦若，正是宋真宗抓农业生产的最得力助手。正是他重新整合宋朝的农业赋税制度，参与制定了多项农业规划，减免了大批不合理税收，从此给北宋农业生产“解绑”。后来他获罪落马，能得到从轻处罚，关键就因这桩难得好事。
连大奸臣都被宋真宗拽去抓农业，也可见宋真宗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如此程度，说是“受乳母影响”显然是肤浅，更重要的原因是：宋真宗登基伊始，正是北宋农业生产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
拜宋真宗老爹宋太宗晚年瞎指挥所赐，不但对辽战争虚耗钱粮，西南后院更悲惨起火，忍够宋太宗盘剥的蜀地百姓揭竿而起，三年战乱把蜀地几乎打成烂摊。对辽战事更是越演越烈，大笔钱粮年年往里扔，毗邻辽境的北方边地全成战场，当地生产全瘫痪。号称“富庶”的大宋，财政也濒于崩溃。以大臣杨亿的抱怨说：当时宋朝官员的俸禄，只有唐代的一半。就这少得可怜的薪水，还经常不能发足额，拖欠都是常事。
这穷到火烧眉毛的局面，才是宋真宗急抓农业的最重要原因。除了上面几个常规办法外，他更不走寻常路：既然当务之急是种粮食，那就引进外国高科技，快速提高农业生产。
首先一个重大变革，就是占城稻的引进。当时宋真宗听说占城国（今越南境内）的水稻耐旱而高产、西天竺（今印度境内）绿豆子多颗粒大，就不惜下血本，砸锅卖铁似的搜寻国内珍宝去进行交换，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得到占城稻种20石、绿豆种2石，从而全面进入科学兴农的全新领域。
一个秋天的夜晚，宋真宗带着儿子、宗室、近臣在大殿里举行一场特殊活动——观稻，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他要让儿子们都要有所了解，进一步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据宋代文献描述：“占城稻”比中国水稻“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耐水旱，而成实早”苏东坡对此曾有诗云：“占城早稻欲移时”，一次可知，通过科学培养，占城稻在北宋落地生根。
在实践完成后，宋真宗下旨“分给江淮、两浙三路转运使，令择民田之高仰者分给种之”。由此在皇帝带领大家种田的热情下，北宋上下一时春意盎然，生机一片。如其所说：“努力农耕才是自古以来的正道”。如此努力，使得宋真宗在位时期，人口增长快速，比宋太宗在位时增长五成多，农田开垦高达五点四亿亩，农业税较唐朝繁荣时增长三倍之多。
二、平民的盛世的开拓者
宋真宗不仅通过科技农业改革，使得北宋国富民强，其在诸多领域也卓有成效，尤其在内政处理上均有不凡建树，正是在一切问题上的引领，帝国的春风渐渐吹响了普通平民，一时之间，北宋臣民如沐春风。
真宗个人风度非常谦和，与臣下合作默契包容。有一次宋真宗派人拿着他亲手写的诏书来找宰相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则个命令违背“祖宗之法”，竟然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的手书给烧掉了，并且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
虽然重视农业、民生，但是难免在局部会出现各种问题，有一个地方受灾，官员田锡对真宗当面提出批评：“陛下为民父母，使百姓饿死，乃是陛下辜负百姓也。”宋真宗不以这是冒犯，虚心听取意见，并着手推动救灾力度。
真宗的这种宽厚风度，甚至影响了他的臣下。有一年大旱，宰相王旦在下班的路上，遇到一个叫王行的读书人，指着宰相大喊：“老百姓都过不下去了，你还领这么高的工资，你心安吗？”说完竟然拿着书本朝王旦砸了过去，正好打到头上。宰相的左右上前抓住王行，想要送官，王旦却说，他说的有道理，把他放了。
这些细节无不说明当时官员作风好，政治风气好，平民百姓获得了更为宽松的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宋真宗在政治建设方面卓有建树，是北宋第一个推动政治改革逐渐走向制度化的一人。
给官员建立档案制度，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其再次腐败，防止了“带病提拔”。
通过强化官员素质、作风，着手建立健全各项改革机制，是宋真宗任内最大亮点。在对外关系上通过“檀渊之盟”稳定了国内政治环境，换取了和平发展的广阔空间，这些也表明了为何北宋逐渐出现平民化的盛世，归根原因都是由于宋真宗措施得力，大力推进改革，广开言路。谙熟民情；贴近实际最终才取得北宋的长期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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