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封古城繁华的市中心鼓楼街路北，有一座古朴典雅的茶叶店，它就是名扬中原的“王大昌”茶叶店。今天我给大家讲讲这王大昌的故事。开封王大昌茶庄创办于一九一三年。我从王大昌创办之日起，就进店当学徒，以后由学徒而店员，由店员而经理，直到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历时四十余年。对王大昌的兴衰变迁，身历目睹。
王大昌茶庄创办人王泽田，河北省冀县人。王母自己寡居，含辛茹苦养活王泽田长大成人。
稍有些积蓄。王母就送幼年泽田到北京某茶庄学徒，王泽田清宣统年间辞出，用母亲的积蓄作本，在北京囤积贩卖茶叶，经营行庄。最初的资本也只有白银五、六百两，嗣后经营得手，便去周口长途贩运，几年内资本增至三、四千两。
以后又改去江南茶叶产地采购，亲在福建熏制，运销北京，获利甚多，王泽田的经济力量遂日益雄厚。一九一三年，王泽田经友人介绍，与同乡王钟岭（也是茶叶同行，当时在家赋闲）合作，筹划开设茶庄。这时王泽田虽已发迹，但如在北京设店，同一些老字号竞争，自料还非对手，因而决定来开封，并派王钟岭前来筹办。
不久，王钟岭在开封鼓楼街择定店址，略经筹备，即于一九一三年旧历七月二十六日开业。王泽田取王家世代昌荣之意，定名为王大昌茶庄。
并由相国寺当时开封著名书法家了然和尚亲书“王大昌”三字，作为金字招牌高挂门首。那时的学徒就有二十余人了。
王大昌系王泽田独资经营，最初未定资本，只是从福州发来货物销售。二年后，王泽田见在开封经营茶叶可为，乃定资一万元，并在亳州开设分号。当时王大昌有经理三人，一是王泽田，一是王钟岭，一是王镜波。王泽田、王镜波二人负责去苏州、杭州、徽州等地采购和在福州设场熏制，王钟岭在开封主持店务，掌管一切。
王大昌开业后，与同行的竞争从未停止。开业初，在开封同行中的有力对手是义利成茶庄（开设在鼓楼街）。王大昌同义利成竞争中，开始不占上风，甚而一度亏累。一九一六年后，义利成内部出现挫折，经营失利，王大昌乃乘机夺得优势，营业日渐上升，终于在开封打开局面，立定脚跟。一九一九年，正大林茶庄又开业于马道街，彼此竞争亦甚激烈。而这时王大昌已经打下根基，正大林虽具有一定实力，其经理栗彦卿（也是东家）也颇善于经营，但与王大昌相比，始终稍逊一筹。至于同行中较小的商店，则更非王大昌的对手。如是，王大昌乃后来居上，在开封茶业中渐居首位。
一九一八年，王泽田在亳州另开王庆昌茶庄。一九二五年，王庆昌同原亳州分号均被孙殿英部烧毁（以后复业时并为一个字号）。一九二一年在开封鼓楼街开设王恒昌百货店，不久，又在济南开设亚东百货店，经营均极为有利。至此，王泽田遂拥有五处生意，在开封商界中渐露头角。
在旧社会，有钱必须有势。王泽田深谙此理，所以处处攀缘结交权要，这样也好以后冀得庇护。经人介绍王泽田认识了西北军将领孙桐萱之父，后又渐事认识了韩复榘。
这韩复榘在这要说一下：韩复榘1890出生在河北省霸州城东九公里中亭河畔三面环水的东台山村的一个小康之家。14岁时，父母为他娶妻高艺珍，即一代名士高步瀛的侄女。1910年入陆军第二十镇冯玉祥营。辛亥革命后随冯参加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还乡。1912年再次投冯玉祥部。初任秘书，后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6年冯玉祥部退至宁夏时，投靠山西商震，任晋军第十三师师长。
同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后复归冯部，任援陕军第六路司令。1927年升任第二集团军第六军军长、第三方面军总指挥。
1928年2月18日蒋介石来到河南，在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蒋介石与冯玉祥举行了结拜仪式，互换兰谱，正式结盟。蒋介石送给冯玉祥的帖子写道：“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不烂，生死不渝。”而冯玉祥送给蒋介石的帖子写道：“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
从12月韩复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河南这块地盘就归韩复榘掌管了！
而从韩复榘1926年9月跟着冯玉祥“五原誓师”来到开封，到1927年1月11日到王大昌。王泽田早已打好算盘，就是有一天能把自己的女儿嫁到韩家去。
一九二八年前后，经过王泽田的努力。西北军将领孙桐萱之父做媒，王泽田准备将女儿王萍嫁于韩复榘的长子，同韩复榘结成儿女亲家。
此时的王萍随已经有了意中人，但对于父亲的命令。处于王家的生意与父亲安排，也只得顺了父亲的意！
同韩复榘结成儿女亲家后，王泽田虽在经济上并未得到韩复榘的资助，但在政治上却得到有力靠山。
1930年韩复榘任讨逆军第三团总指挥，率部开赴山东，9月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不久，王泽田便关掉开封的王恒昌百货店，在济南开设福东百货店和大东煤油公司。
与此同时，为了扩大王大昌的经营，又先后在开封相国寺前街、相国寺后街分别设立分号。继而又在商丘、郑州、许昌各地开设分号（商丘分号于一九三一年撤销）；一九三五年又在西安购置两处市房，开设两个分号。至此，王大昌的分号几遍布陇海路沿线，形成垄断之势。
根据我的记忆，王泽田的商业经营这时已发展到最高峰。他一身拥有八家茶庄，两家百货店，一家煤油公司，在福州还有一个小型制茶场，总计有店员、学徒、工人等近二百人。当时王泽田在济南有“王百万”之称。称百万固属夸大，但五、六十万则是毫无疑问的。
但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后，韩复榘为自保实力。在日本人大举入侵山东时，拱手把防区大片土地留给了日本人。一时间报纸纷纷报道此消息。
王泽田从山东回开封时候，在火车站到城里，到处都听到报童大喊韩复榘时，心中已经预感好光景不长了！
“蒋介石早就想除掉韩复榘，苦于找不到借口，这次看到韩复榘放弃阵地，擅自撤退，正好借此机会收拾他。1938年1月7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达命令：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师长以上的军官，可以暂离阵地的，一律参加在开封召开的由委员长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韩复榘到达开封后，与参谋长刘书香下榻在开封盐商牛敬廷的住宅内，第二天韩本人又到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孔祥榕的公馆内，孙桐萱和其他军、师长住在河南省政府东边路南的一家旅馆，分别由带来的卫队站岗护卫。
开封军事会议在1938年1月11日下午，按时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举行“共到师长以上军官80多人，有李宗仁、程潜、张钫、于学忠、刘峙、宋哲元等高级将领，会场共设有三道岗。入会之前，所有军官身上佩带的武器一律交门卫保存，并进行武器号码登记。韩复榘没有丝毫疑虑，很轻松地走了过来，他掏出两把手枪交给卫兵，并进行了登记。入场后，他被安排与刘峙坐在一起，同他的军、师长分开。”
这次会议是韩复榘最后一次参加的军事会议，随后蒋介石安排拘捕了韩复榘，由国民党军法执行总监组织会审，以何应钦为审判长，鹿仲麟为审判官。随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消息，公布了韩复榘的罪行，并说曾对韩复榘数次进行了开庭审讯。1938年1月24日枪杀于武汉，死时47岁。
一九三八年开封沦陷，整个古城沦入日本人手中。王泽田则逃往西安，王钟岭居家未归，王镜波因患风瘫长期在家休养，我被隔在福州，开封总号同仁也大部出走，只由店员齐正卿留店看守，营业暂时停顿。不久，同仁等陆续返回，乃又继续营业，因东家经理均不在开封，便由伙友李桐轩主持店务，代行经理之责。
一九三九年日寇占用店房，王大昌被迫迁至二道胡同原做仓库之处，营业额顿时下落，开始赔累。幸而西安分号业务尚好，我在福州，利用西安、开封两处汇去的钱，往天津运销茶叶，获利甚多。以后因交通阻隔，福州制茶场停办。西安分号自在成都设场制茶，我又去天津推销货物，兼事其它有利经营，所得之利，均作为开封盈余，所以开封总号虽然处境艰难，但终能安然渡过。
只是由于营业萧条，店中纪律日见废弛，李桐轩及诸多同仁终日出入赌场，不务正业，堕落腐化之风靡于一时。
一九四○年，王钟岭病死北京，一九四一年王泽田死于西安。
一九四二年末，王泽田的侧室阎氏命长子王保庆到天津见我，并带来阎氏亲笔书信，言及王泽田已死，遗下孤儿寡母，无力从事经营，对我恭维备至，恳请我出任王大昌总经理职务。但我以李桐轩资历较我为深，当时又代行经理之责，未便僭越，遂再三推辞，并力荐李桐轩，终不获允。
如此相持至一九四三年春节，我由天津返开封，王保庆亦随我同来，续商此事，并公开声言，如我坚辞不就，他们母子决意撤销开封总号，只留西安一处自行经营。当时河南、河北诸省正遭严重饥荒，总号果真撤销，开封数十同仁都将陷于无助。在此情况下，经数度协商，李桐轩乃辞去经理职务，并离开王大昌。从此，我便担任王大昌的总经理。齐正卿、阎协武、王锡庆、李宝璋四人任副总经理。我和齐正卿留开封总号，其余三人去西安。西安分号经理由李宝璋担任。
在选拔总经理过程中，东家母子属意于我，一方面是见我一向小心谨慎，老实可靠，堪为他们效力；另一方面则由于李桐轩在开封沦陷后，曾借口遭到日伪当局搜查，吞没原韩复榘存放店中的两箱衣物，加之在其主事期间，迷恋赌博，不事经营，因而不为东家所信任。李桐轩既遭东家冷遇，心怀愤懑，乃提出清算王大昌财产，要求除东家资本一万元外，其余按份分配，并将王钟岭的妻子、儿子邀来开封，串通一气，企图搞垮王大昌。结果李桐轩和王钟岭名下各分得一万余元，王大昌亦未垮台。
李桐轩离店后，即在鼓楼街开设同庆昌茶庄，同王大昌对抗。王大昌虽然地址偏僻，但因素著声誉，且来货成本较低，便在货色上尽量提高质量，降低售价，在竞争中始终压他一头。李桐轩见竞争不过，曾联络福建、蒙山、春祥、正大林等几家同行，公开向王大昌提出抗议，甚而威胁要挟。但王大昌对此置之不理，李只得作罢。以后南京厚德福菜馆财东陈某在开封相国寺后街开设正德茶庄，实力雄厚，并聘用原王大昌同仁张芝生为经理，扬言打倒王大昌，但在我与老店同仁努力下，对方也只支持二、三年不支而垮台。
我主持王大昌以来，对内严禁赌博，整饬店风，力图振奋；对外加紧竞争，不择手段。记得当时王大昌每天都买来同行各家货样进行比较，力求在货色上、质量上高人一头，有时甚至暗加斤称，拉拢顾主，打击同行。抗战胜利后，西安一度银根奇紧，各商号都急于抛售存货，以偿债务。王大昌本身并无外债，但为了同当地建华茶庄竞争，西安分号也乘机削减货价，大力抛售，并在彼此竞争最为激烈的短时期内，公开宣布买一斤送一斤，以广招徕。嗣后，在亳州也曾采用同样办法，打击同行。如此廉价抛售，虽难言有利可图，但当时将款汇至上海等地进货，价格更低，利润反而更大，因此在抗战胜利后，西安不少商号曾一度陷于瘫痪，而王大昌的经营却非常顺利。
不过王大昌一向自恃条件优越，为竞争而不择手段，在开封、西安中结怨殊深，致遭嫉恨。在旧社会里，王大昌不断遭遇某些麻烦，想与此不无关系。
一九四五年十月，开封总号又从二道胡同迁回原址，营业更为好转。但后来房主无理抬高房租，王大昌不堪重负，便在鼓楼街路北购到市房一座，并于一九四七年末迁至新址。
这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最后胜利阶段，人心惶惶不安。在此情况下，东家母子竞相向店中大量借支，店里的资金越来月少。
加上反动当局搜刮勒索，加上散兵遊地皮无理掠夺。王大昌经营遂日渐困难。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政府派城防捐，数目甚巨。一日，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陈泮岭宴请开封各大商号经理，我亦应邀赴宴。席间，陈大讲“戡乱救国”的道理，并历述派城防捐的重要意义，最后当场宣布在座各户的应摊款额。记得当时分担款额最多的有：益丰面粉公司、老宝泰酱园、同丰百货店、华丰泰百货店和王大昌。王大昌一户就摊八千元之多。后王大昌只剩有二、三千元尾数逾期未交，又被当局将人押去，终于如数交清。
但王大昌毕竟根底较深，在顾客中威信较高。尚能勉力维持。在此期间，除将亳州分号撤销外，其余均照常经营，直至解放。
解放后，王大昌在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方针的指导下，逐渐革除旧弊，经营逐步纳入社会主义轨道。
那时王大昌在开封、西安两地共有资金十一万元（人民币）。此外，东家在济南、亳州、开封等地尚有房产数百间（不包括开封总号和西安分号所用店房），所值当不下数十万，东家总的财产仍不减当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反”时，我经营的企业被定为基本守法户。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带头并发动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捐款折合3架半飞机。1956年公私合营时，我与同界庆祝全市私营工商业走上公私合营道路。因此，被同界誉为“听”（听毛主席话）“跟”（跟共产党走） “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还曾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以后先后当选开封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封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开封市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河南省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开封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开封市工商联主任委员。
【文 ：寇华亭 图：付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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