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古以來就是個等級森嚴的社會，日本人從小被教育要無條件服從上級，不允許有絲毫違抗。在日本上級辱罵毆打下屬司空見慣，早已成了一種傳統，而這種傳統在二戰前的舊日本軍隊裡更是發展到了極致，可以用變態來形容。
二戰時日本陸軍規定，上級可以隨意打罵下級而不需任何理由，在動手之前，長官會告知士兵，後者則必須大喊“哈衣!”。即便是被長官一腳踢倒在地，士兵也必須立馬爬起來立正，做好再挨下一腳或下一個耳光的準備。接受懲戒時，士兵必須始終在原地保持謙卑的姿態，不得躲閃或逃避。
所以在舊日本軍隊裡，上級對下級、老兵對新兵可以任意打罵，這不是潛規則，而是規矩和慣例。日本人希望以這種殘忍的方式再結合軍國主義思想洗腦，把士兵塑造成沒有情感的機器，要求他們絕對服從，哪怕讓他們去殘害無辜者的生命，甚至讓他們自己失去命都毫不遲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舊日本軍隊裡的暴虐可謂無所不用其極，還美其名曰這是為了鍛鍊士兵的忠誠和勇敢，是“父親般的關愛”。
在舊日本軍隊裡，老兵常常以給他們“灌輸軍魂”為由，讓新兵站成一排，用皮帶、皮靴狠狠抽打他們的頭部，踹他們的身體，往往打得他們傷痕累累。
在嚴寒的冬天，日軍老兵會把新兵像捆綁魚鷹一樣用繩子綁起來，繩子的一頭拴在老兵手裡。然後突然從船上把他們推到河裡，直到他們快淹死了，才把他們拉上來，稍喘口氣，就又被推到水裡。如此反覆多次，直到新兵奄奄一息，軍衣都凍成了冰才罷手。老兵還讓新兵以蹲馬步的姿勢，長時間舉著凳子，誰要是堅持不住了就是一頓猛揍。
這種狀況在當年侵華日軍士兵的家信中就有透露：“每天晚上都有科目，每次都被扇10個至20個耳光，完事還要向打人者道一聲辛苦。第四天被扇了13個耳光，哭著睡著了。這種事每天都發生，臉已變形，飯都吃不了。有的被打得過重，有下巴骨折住院的，有鼻子骨折住院的，還有眼球充血返回日本內地的。每天都有兩三人昏厥，昏厥後就往頭上澆上兩三杯水，讓其自生自滅。”
當時日本陸軍和海軍幾乎勢不兩立，處處都相互競爭，除了爭奪戰爭物資外，在虐待士兵方面也是不遑多讓。當時的日本海軍為了“整肅軍紀”和提高訓練水平，採用了一種懲戒工具，稱為“精神注入棒”，是一根長達60釐米、直徑約5釐米的實心木棍。
在懲戒士兵方面，海軍不但要跟陸軍分個高低，甚至連海軍不同軍艦之間也要比輸贏，看哪艘艦更嚴酷。有時候一個大浪打來，艦船大幅度搖擺，士兵如果沒有站穩，恰好又被長官看到，等待他們的就是“精神注入棒”的一頓毒打。有些軍艦上的軍官手段特別毒辣，在一次訓練中，“精神注入棒”都要生生打斷好幾根，讓士兵聞風色變，軍艦變得猶如修羅殿一般；比如“金剛”號戰列巡洋艦就被稱為“地獄之金剛”，“山城”號戰列艦則被叫做“鬼之山城”等等。
把士兵訓練得絕對服從長官後，日本軍隊就可以無所顧忌的實施那些毫無人性的作戰訓練方案了。
日本傘兵在中國華北訓練時，指揮官為了加強空降的突然性，異想天開地命令士兵們在降落傘的理論最低開傘高度上開傘，而當時日本降落傘的性能根本不支持這樣的要求，結果浪費了大量人命卻一無所獲。
二戰中，日本海軍使用的“長矛”氧氣推進魚雷性能非常先進，盟軍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日本是怎樣獲得這種技術的，因為氧氣極易爆炸，操作起來很危險，美軍認為只有通過複雜的遙控操作才能保證安全。戰爭結束後，美軍要銷燬這些魚雷，同時想看看日本人用的是什麼技術。結果一個日本軍官就帶著幾名美軍躲到遠處的掩體裡，然後揮手叫來一名士兵，命令他過去直接用手拆除這些魚雷的引信，把幾個美軍看得目瞪口呆。可見那時的日本軍隊對士兵的生命是何等漠視，對敵人的殘暴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士兵畢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活人，不是機器，只要有壓迫，總是會有反抗的，狗被打急了還咬人，何況是人。
1938年，日本憲兵司令部的士兵自殺調查分析顯示：每年軍人、軍屬自殺人數在120人左右，平均每10萬人就有30人自殺，這在當時世界各國軍隊中是最高的自殺率。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就是軍隊中老兵對新兵的“私人制裁”，而自殺就是不堪忍受虐待時的反抗。士兵的暴力反抗也發生過多次，只是被掩蓋了，不為人們所熟知而已。
在人們的一般印象裡，日本軍隊號令嚴明，使命必達，像臨陣脫逃，士兵譁變這種事與日本軍隊無關，可事實上這些都發生過，到戰爭後期更是屢見不鮮。
1942年10月15日，駐紮在中國湖北應山縣廣水鎮的日軍輜重兵第3聯隊7名下級士官，煽動32名士兵“犯上”，平時馴服的士兵們突然爆發，他們手執棍棒，毆打了平素欺壓下級的軍官。事件發生後，領頭的曹長作為首犯被軍法處判處死刑，代理中隊長因濫用職權，被判處一年六個月有期徒刑。雖然反抗被嚴厲鎮壓，但由於無法忍受戰爭的煎熬和上級的虐待，日軍下層士兵反抗上級的行動依然屢禁不止，1942年12月發生的館陶事件更為嚴重。
河北省館陶縣，是日軍第59師團第53旅團第42步兵大隊第5中隊的警備區。1942年12月26日，上級下達命令要求該中隊調出10人參加新組建的部隊，而該部隊將調往太平洋戰場。1942年底，太平洋上的瓜島爭奪戰進入白熱化，美軍因武器裝備和物資供應優勢已佔據上風，日軍雖瘋狂反撲卻死傷慘烈。雖然日本軍部大肆宣傳日軍取得輝煌戰績，但實際上，下級士兵早已知道太平洋戰場上人員損失慘重，調往南方無疑兇多吉少。
轉入新編部隊的10中有5人在第5中隊，12月27日，中隊長福田中尉命令這5名士兵於第二天，即28日出發，前往臨清的大隊部報到。
這五個人都是已入伍三年多的老兵，而且酗酒成性，仗著資格老，他們平素不太服從幹部管理，是經常頂撞上級的刺頭。而且他們中的上等兵向裡和塙兩人是東京人，入伍前曾是黑社會成員，不僅有黑幫標誌的紋身，而且平日裡時滿口黑話。向裡後背上紋了一條騰雲駕霧的黑龍，他常在戰友中炫耀自己在日本有十二個小老婆。這些人因為不好管理，所以半年前被32師團趕到了新組建的59師團，而他們所在中隊的福田中隊長也非常討厭他們，這次正好乘機把他們弄走。
當時駐紮在華北的日軍，為了宣揚所謂的“皇道樂土”，營造“中日親善”氣氛，在平時不允許日本士兵在駐地附近姦淫擄掠，但在“掃蕩”行動中可以借作戰為名，乘機殺人放火、搶奪財物。由於游擊隊裝備太差，無法與日軍正面對抗，所以掃蕩日軍傷亡風險較小，執行這種任務既安全又可以搶劫，日軍都爭著參加掃蕩。
這幾名老兵本來很希望把他們調去掃蕩，因為再過半年就服役期滿，可以回國了，他們本來正想著利用這段時間再搶點東西帶回去，結果卻被派去太平洋戰場，顯然是有去無回了。絕望之下，他們變得非常暴躁，在給他們送行的餐會上，他們借酒發瘋，痛打了平時就怨恨的軍官，還找到中隊長福田中尉討說法。日本軍官平日耀武揚威，打罵士兵，卻也是欺軟怕硬，福田中隊長非常害怕這幾個黑社會出身的老兵，非但不敢執行軍紀把他們抓起來，自己反而偷偷溜了。找不到他的這幾個醉酒老兵更是兇性大發，在軍營裡胡亂開槍，還亂扔手榴彈，嚇得中隊裡的日本兵滿世界逃命。直到發洩夠了，這幾個人才坐汽車去臨清報到。他們離開後，福田才向上級彙報，這幾個人一到臨清就被捕了。
這件事驚動了岡村寧次，他下令嚴查，結果向裡和塙被槍斃，其餘幾人分別被處無期和有期徒刑，中隊長福田自殺，軍、師團、旅團的主官被退役後編入預備役。
由於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日軍不得不擴大動員來彌補兵力上的不足，結果很多黑社會進入軍隊，兵源素質急劇下降。日軍檔案中常有這樣的記錄：“淺草出身的某一等兵，原本是該地區賭場的大頭目，進入軍營後無法管理，是不可救藥的壞蛋。某少尉入伍前是在鄉軍人，是在該一等兵的地盤上再次應徵入伍的，他就像下人一樣受該一等兵支使，充當其賭博的幫手。”
侵華日軍中賭博現象司空見慣，毀壞公物及偷盜公私財物的情況也很普遍，岡村寧次曾無可奈何地說：“不愛護公物，丟棄和損壞兵器、物資的現象屢見不鮮，行軍帳篷使用半年便報廢，防毒面具當枕頭用，以致失去了防毒功能，日本人缺乏公德的缺點在戰場上表現得更加嚴重。很多郵包和補給品被偷走，通信部隊建立的每根電線杆上都掛著‘日本軍用’牌子，以防止被別的部隊盜走。”
這些原本被軍部掩蓋的醜事，在戰後逐漸得到揭露，1959年的日本電影《獨立愚連隊》就披露了當年華北駐屯軍內的這些現象。
到戰爭後期，隨著日本法西斯瀕臨滅亡，他們困獸猶鬥，對士兵的虐打也愈發喪心病狂，這當然招致士兵更激烈的反抗。
1945年初，在日本九州地區的一處新兵營中，一個名叫清水敏的新兵因為動作遲緩備受長官和老兵的辱罵毆打，最後成了整個部隊的出氣筒，幾乎所有人都以凌虐清水敏的方式來洩憤或取樂。有一天，實在不堪忍受虐待的清水敏偷了3枚手榴彈，狠狠地投入軍官休息室。結果當場炸死4名軍官，清水敏最後被判死刑。
日本戰敗後，一些黑幕被揭開，從日軍遣返官兵口中陸續得到證實，一些“光榮陣亡”的老兵和軍官，其實是被手下士兵打了黑槍。
二戰老兵荻原長一所著的回憶錄《骷髏的證詞》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菲律賓戰役中，日軍彈盡糧絕，4名日軍士兵因為飢餓無法堅守崗位，因此遭到一名上尉的毆打。當晚，恨極了個上尉的這4名士兵就趁他熟睡時將他殺死。
日本舊軍隊中上下級之間的變態關係說明，軍國主義者企圖依仗法西斯暴力來收穫服從的想法都是徒勞的，因為人不是動物，每個人都有獨立的人格和思想，都有最起碼的尊嚴。士兵們或許可以在暴力淫威下屈服一時，但絕不會永遠忍受，一旦他們起來反抗，施暴者必將毀滅在他們自己崇拜的暴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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