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7 灾难催生进步:古代三次大规模瘟疫 中医三次大发展

古代中国的传染病,在文言文中叫做“疫”,烈度最大的传染病,又叫做瘟疫。瘟疫,几乎是与中国的文明相始终的。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殷商,便出现了关于传染病的甲骨文版本:殷人向天询问,商王所染之疾病,是否传染病?如果是的话,这种传染病是否会大规模蔓延开来?这也就是说,面对瘟疫,殷商基本没啥办法,只能靠天(当然那时候也是瘟疫的初级阶段,危害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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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东汉末年,便出现了中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传染病浪潮,一直维持到三国时期。汉灵帝时期,更是连续发生五次大疫,中原“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如南阳张家,二百余口人,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此而死。由此出现了汉末名医张仲景,经数十年的研究与实践,终于寻求出了解决的答案,这便是《伤寒杂病论》一书。在这本书中,张仲景留下了大量用于治疗传染病以及其他疾病的方剂,譬如白虎汤,可以用来治乙型脑炎;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可以用来治疗肺炎;乌梅丸,可以用来治疗胆道蛔虫。如此等等。还有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各种治疗方法,所以后世中医将这部书视为“方书之祖”。

但是张仲景固然厉害,依旧扛不过瘟疫,也改变不了汉末瘟疫造成的大规模人口死亡,同时加上汉末的战乱,汉桓帝时期(公元157年),全国有5650万人口,八十年后的晋武帝时期(公元280年)时,只剩下1600余万,竟然锐减达四分之三。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则只剩下十分之一。以至于掌握中原的曹魏,迟迟不能灭蜀吞吴,统一天下,不得不说,传染病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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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此,汉末三国时期,很多名人都死于瘟疫,譬如著名的“建安七子”,竟有四人染病而死,其实便有替袁绍写檄文骂曹操的陈琳。而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后来登基做皇帝的曹丕,也只能徒呼奈何:“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而曹操赤壁之战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使南下赤壁的北方人失去战斗力。

立国南方的东吴,同样难以逃脱瘟疫的袭击。四都督中的两个:周瑜、吕蒙,都死于传染病,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东吴一统南方战略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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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里的药铺

此后,宋金元之际,中原一带也曾发生大规模传染病,受害最严重的便是当时的中国第一大城市开封,甚至有记载说:“开封大疫,诸门出柩90余万。”而在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一名神医,叫做李杲,被后世奉为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病人来看病,他总是先诊脉,辨明脉象,而后进行诊断,告诉病人他们患得是什么症,然后从医经里引出经文,加以分析对照,证明自己的诊断与医经的论述完全一致,直到把病人说得心服口服了,才拿起笔处方。

第三次大规模流行,则是明朝末年。有一部电影叫做《大明劫》,说的就是这档子事。当时明朝内忧外患,内有李自成,外有后金,再加上瘟疫的大规模传播。孙传庭带兵出征,军中却大规模流行瘟疫,于是游医吴又可挺身而出,为明军治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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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里的吴又可,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他是苏州人,当时苏州一带瘟疫连年流行,甚至“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吴又可不应科举,转而从医。而在实践中,他体会到当年张仲景的伤寒学说,已经无法应对新的瘟疫。于是他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逐渐形成一套温热病的论治方案,并将案例整理著成《瘟疫论》一书。将温热与瘟疫,逐步合为一家,充实了中医学关于传染病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吴又可研究的达原饮,用槟榔、厚朴、草果、知母、芍药、黄芩、甘草七味药组成,就记载在这本《瘟疫论》之上。电影《大明劫》说,这方中药,在当时的非典流行之际,也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见以下字幕,当然这个是否如此,司马就不知道了,需待医学领域专家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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