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位，原本是貴族才有的身份的象徵。商鞅變法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把這種身份的象徵，從世襲轉變成一種鼓勵百姓上戰場且奮勇殺敵的制度性工具。爵位雖然不能永久世襲，但卻可以通過為國家立軍功來獲得了。
幾經輾轉，到秦漢之際，爵位制也由商鞅變法時初定的十六級定格在二十級，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二十爵制。二十爵制是漢初的建立者們承襲自秦朝的遺產之一。
由於從第一等到第八等都是平民爵位，第九等開始才是官爵，而平民爵位此前幾乎都是有賴於軍功才能獲得的，因此不少人以為，在沒有那麼多戰爭的和平年代，二十爵制也該淡出歷史舞臺了，卻不曾想，它卻歪打正著地成了漢代幾百年統治的重要基礎。
二十級爵位示意圖，其中“少上造”也稱“少良造”，“大上造”也稱“大良造”
首先，漢朝的軍功爵雖然不是獲得爵位的主要方式，但朝廷在遇到大的喜慶事件時，通常都會在詔書上宣佈所有人晉爵——有爵位的在原有級別上晉一級，沒爵位的也晉為一級爵位。這也是漢代人們獲得爵位比較常見的方式。比如新皇登基、皇帝大婚、皇帝改元等，幾乎隔幾年就有一次，表示朝廷對民眾的恩惠。
這就對帝國的信息傳遞系統提出了極高的要求。我國有句古話說"皇權不下縣"，皇權雖然可以不下縣，但信息得傳遞到每個人頭上，否則，像晉爵這麼"喜大普奔"的事豈不是沒人認領，朝廷也白忙活了？朝廷也是通過這種方式告訴人們，皇帝雖然遠在千里之外，但與每個人都是息息相關的。
同時，這也要求基層對每個人的信息記錄的準確性和有效性有所保障，否則張三是該從四級晉到五級，還是從二級晉到三級，沒個準信兒可就麻煩了。
其次，在人們流離失所的戰亂環境中，二十爵制不僅能使人們按照爵位高低迅速地重新組織起來，而且也有效地提升了民眾對於國家統一的強烈認同感。
秦漢之前的中國社會，維繫人們社會關係的主要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宗族關係。但是在戰爭環境中，人口流動性急劇增加，大量流民從原有的宗族體系中離散出來，如何迅速建立起新的合作關係呢？
根據每個人的既有爵級來安排，自然就成了最為簡便、相對來說也最為公平的方法。處於帝國官僚體系中的基層官吏，如三老、嗇夫、遊徼等，便是在一個新的環境中迅速建立社會組織的關鍵因素。因為有了他們，便能夠清楚地知道每個爵級的人應當享有哪些權利，以及承擔哪些義務。如此，基本的社會秩序也就明瞭了。
再次，擁有不同爵級的人，在面對賞罰時，也會收到不同的結果。
比如漢代的《九章算術》裡就有一道著名的題目：
"今有大夫、不更、簪嫋、上造、公士，凡五人，共獵得五鹿。欲以爵次分之，問各得幾何？答曰：大夫得一鹿三分鹿之二；不更得一鹿三分鹿之一；簪嫋得一 鹿；上造得三分鹿之二；公士得三分鹿之一。"——《九章算術·卷三》
從對獵物的分配，可以明顯看出，爵位等級越高的，獲得的獵物比例也就越高，這是與賞有關的方面。
二十爵制中與罰有關的內容，則極大地貫徹了漢初"與民休息"政策的實施，對當時的社會穩定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怎麼回事呢？
漢初的統治者儘管把秦朝的法令一股腦都繼承下來了，但畢竟，嚴苛的秦法所導致的"滅國"的陰影還在，因此漢初朝廷一心一意實施黃老"無為"思想指導下的"與民休息"政策；而且因為法令一時半會難以修改，那就在執行上活絡一些——很多在秦法規定下犯了死罪的漢代人，都用自己的爵位把命給"贖"了！應當處以刑罰的，也可以通過降爵的方式減刑或免刑。
驚不驚喜？意不意外？
原本擁有較高爵級的人，如果被判了死刑，就可以通過去爵的方式把自己變成平民，同時留下性命，然後在掙取爵位的路上重新開始。比如漢初抗擊匈奴的大將軍李廣，在被匈奴俘虜後逃出來，當時已經判了死罪，後來就是用他的爵位贖為庶人的。
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史記·韓長孺列傳》
這一下就看出爵位的大用了——關鍵時候能救命！對中央政府而言，二十爵制則有效地在法律與刑罰之間搭起了一個緩衝帶，同時也有效緩和了秦朝以來政府權威與百姓的無助之間的緊張關係，使本來嚴苛的秦法，在漢代進行法令改革以前，先就變得不再那麼咄咄逼人了。
最後，爵級的高低還能影響到賦稅和徭役的分配，甚至影響到一個人死後所能夠享有的喪葬規格的高低。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就好像現代服務業當中，直接面向顧客的往往是職位較低的人一樣，在漢代，徭役的分派，也往往是從爵級較低的人開始，向上逐級徵調。
而且，有爵位的人能夠比沒有爵位的人提前五年免除徭役（漢代政府規定，有爵位的人56歲就可以免除徭役了，而沒有爵位的人要到60歲才可）。
通過對二十爵制的有效運作，漢朝政府對民間的管理範圍越來越深入，人們也越來越習慣於這種在血緣和宗族關係之外，由人為的爵制建立起來的新的等級關係，以及與之相配套的一系列資源費配和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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