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以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为目的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严格来说，王安石主持的变法称作“熙宁变法”，而宋神宗和司马光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变法称作“元丰变法”，但是两场变法的主要支持者，或者说依赖者，都是宋神宗，故也可以称作“熙丰变法”。
王安石
一、靖康之乱的深层原因
我们都知道两宋之际，经历了一场王朝覆灭，也就是“靖康之乱”，大多数人会把这场变故归因于北方女真人的南下入侵，然而鲜有人去追究导致这场王朝覆灭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其实女真作为长期受辽国欺压的部落，相对北宋和辽来说是极度落后的“蛮族”，就算其民族战斗力因其恶劣的生活环境而锻炼得十分强大，但生产力与技术水平的差距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赶上的，所以辽和北宋的灭亡究其根本出于内部。
在这里，我们独论北宋。
说到北宋，资深的历史爱好者大多知道“积贫积弱”和“三冗”。“积贫”指的是北宋财政入不敷出，“积弱”指的是北宋的军队战斗力之低下。“三冗”则是冗兵、冗官、冗费。
（一）冗兵
所谓冗兵，即北宋养着历史上罕见的庞大军队，仁宗时期，国家军队总数达到了难以置信的125.9万，加上北宋实行的是募兵制，而非唐中期以前的征兵制，故其军费开支达到了全年税收所得的十之六七。
宋朝
（二）冗费
所谓冗费，即北宋即使养着如此庞大的部队，却仍然败多胜少，以致宋真宗签署了著名的“澶渊之盟”，以大量金钱、物资换取所谓“和平”。宋仁宗时，宋军更是败给了长久以来的附属党项人，还让李元昊成立了西夏国，签署了“庆历和议”，又是一大笔开支。
（三）冗官
而冗官就比较复杂了。首先，宋太祖和宋太宗以文人士大夫为立国的政治保障以解决自唐末以来的武官权重和节度使割据问题，因此北宋较唐开科举更为频繁，每次科举录取的进士及进士及第人数大大增加，加上北宋的进士及第无需再次考核，即可获得官职，且大多无实际差遣，只是被国家养着。其次，北宋的恩荫制度使得官僚、贵族的后代能够有官身，享受国家俸禄。
如此之多的官僚、贵族及其恩荫的后代，造成了北宋的冗官问题。随着北宋的机构逐渐冗杂，官员队伍愈加庞大，其行政开支也随之扩大，朝政怎么会不废弛呢？
宋朝
二、试探究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透露的变法主张
在北宋立国98年的嘉祐三年（1058年），有一位地方官刚调任中央，便火急火燎地给当时的皇帝宋仁宗上了一封长达万言的奏疏，即著名《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从此拉开了这位愣头青和北宋传奇却又悲情的改革岁月。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财政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家安全堪忧。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当今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改革方案的具体思路，建议朝廷改革取士方法，重视致力于革新、有实干精神的人才。
王安石指出的北宋当时的症结所在以及改革的初步方案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可算是真知灼见了，甚至比照现代的社会改革，我们还会对他“效法先贤之道”的观点提出一点批评，因为在我们看来太过保守。然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当时来说可谓是把朝堂诸公、皇帝甚至其自身所处的利益集团都得罪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从北宋士大夫集团的政治文化的角度去分析一下。
（二）北宋士大夫集团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运作的内在影响因素，通过影响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行为倾向进而对政治系统的维持和运作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是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他们自先秦诞生以来，逐渐诞生了独立的政治人格，但依然势单力薄，属于皇权的附庸，甚至在特殊时期沦为皇权的奴隶。这种情况在北宋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士大夫集团不仅正式形成，还诞生了他们自己的政治道德、政治理想甚至政治信仰。
宋神宗
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思想背景是唐代开始的由韩愈、柳宗元等人领导的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韩愈在《原道》中提出“道统论”，使得儒者明确了自己的使命，从而加强了儒学的凝聚力，解决了儒者长达数百年之久身份认同方面的困惑。然而韩愈等人的重塑社会儒学信仰和道德的努力在唐代终究是失败了，并且因为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形势，文人更是沦为武将的附庸，于是为了生存，文人自身也曾一度放弃或轻视儒学的自尊和道德。
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宋太祖首开两宋尚文的风气，自此之后“偃武修文”、“以文治国”成为宋代代代相承的“祖宗之法”，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宪法。宋太祖之所以“崇文抑武”，并非如《宋史》记载的那般，只是出于“一时之好尚”，而是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经过理性思考采取的巩固赵宋王朝统治的长久之计。其本意是“杯酒释兵权”之后，将权力由武将手中集中至皇帝手中，再由皇帝将监督权、参政权、议政权等权力赋予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用文吏夺武臣之权”。
同时，赵氏立国没有李唐的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作为统治基础，其要重塑社会秩序和确立赵宋统治的正统性，就必须依靠文士这些社会精英。但当时的文士对久远的“忠君”思想已经陌生，即对于武将出身的君主并无特定的归属感，因此才会有《新五代史》里记载的冯道历仕四朝十帝屹立不倒，其明哲保身之余，还做出的力所能及的惠民之举为时人称赞之事。于是，为了拉拢文人，宋太祖立下了如下的“祖宗之法”：“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崇文抑武”、“以文治国”、“与士大夫共天下”。宋太祖给文人儒生极高的待遇和参政的权力，并以制度形式给予文人儒生以政治、安全的双重保障。这使得文人儒生对赵宋王朝产生了超越汉唐的归属感。
澶渊之盟
同时，由于宋代科举人数的大大增加；表面重农抑商，实际农商并重的政治态度（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富商阶层崛起）；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而不加以抑制的政策（荫庇制让位于租佃制，瓦解了贵族门阀的经济基础，加速了土地和阶级的流动速度，庶族地主的经济实力因此增强，逐渐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并开始寻求政治地位的提高）；文教事业的空前兴盛（地方官学和私人书院的兴盛，印刷术的发展和普遍运用，社会尚学风气形成，百姓素质大大提高），使得士大夫阶层在北宋发展壮大，真正成长为一个名义上与皇帝“共治天下”，足以影响国家政策的政治主体。
那么什么是“士大夫”呢？“士大夫”就是文人儒生既是官僚，又是知识分子，即传道者。也就是说北宋的士大夫区别于唐代与乱世中的官僚，多了自身独特而崇高的政治文化。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政治心理上表现为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角色认知、“以道事君”的忠君情感、“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政治思想上表现为“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重义轻利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将“敬天之威”、恪守“祖宗之法”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这种士大夫政治文化，是在皇帝与士大夫二者互相尊重，互相倚为政治肱骨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也是在士大夫多起于庶民而知民间疾苦和宋代儒学复兴并发展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背景下形成的。
（三）北宋士大夫集团的政治文化和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关系
那么说了这么多北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这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王安石也是士大夫中的一分子，然而却有别于主流士大夫，是个“异类”。之前说过，唐末五代的特殊形势使得文人轻视甚至放弃了儒学的道德和价值观，而北宋的士大夫则要借重塑儒学信仰来重塑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出于这样的考虑，一种矫枉过正的“义利观”孕育而生，即“义利对立观”，将“义”作为评判道德的标准，认为重视理财、求利的人是“小人”、“聚敛之臣”，而王安石的变法则是“害民之举”。这种保守的“义利观”的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和苏轼。
王安石
那么王安石是持怎样的“义利观”呢？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多是持实用精神的“义利调和观”。王安石依然认同“重义轻利”，但也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正规手段促进社会生产，以此增加国家税收，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内核。事实上，孔子本人观点的原意也是“义利结合”，只是经过孟子的强调“义”和董仲舒的“义利对立”，逐渐就使得“义利对立观”成为了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那么，王安石变法的在法理正当性上的阻力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不仅挖了士大夫集团立足的根基，还间接否定了赵宋王朝统治的合理性。王安石在变法时期面对宋神宗偶尔的摇摆而做出的劝解基本上表达了三个意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可法”、“人言不足恤”。
要知道，赵宋王朝立国的正统性除了文人的拥戴，还有历代王朝的惯用伎俩，即天意。也是王安石倒霉，变法时期赶上了各种天灾异象，这被保守派利用，作为攻讦王安石变法的依据。而王安石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的思想，本义是安慰宋神宗，助其坚定变法决心。他是这么说的：
“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捻；今旱噢虽逢，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
这在我们看来是唯物主义思想的表现，故前些年的历史著作也不乏因此对王安石大加赞赏的。然而在当时人看来却是大逆不道，一方面，在有心人听来，这是否定赵宋王朝的正统性；另一方面，皇帝身为天子，天意亦是士大夫集团抑制皇权的一大倚仗。王安石此举不仅得罪了太后，还得罪了士大夫集团，即使是变法的最大支持者宋神宗也扛不住来自太后和士大夫集团的压力而下了“罪己诏”。
“祖宗不可法”则是王安石针对北宋立国以来因“祖宗之法”中的糟粕造成的“积贫积弱”和“三冗”问题而指出的，本义是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但又被攻讦为“逆反”，因为“祖宗之法”一旦改了，那士大夫集团在北宋的政治及安全保障是不是有一天也可以更改呢？这触动了士大夫集团的根本利益，自然引得更多士大夫群起攻之。
宋朝
“人言不足恤”，其实应改为“流言不足恤”，一字之差显得王安石“擅权专政”，谏官范纯仁就说王安石“鄙老成为无用之人，弃公论为流俗之语”，这就十分攻心了，然而以王安石的傲气，他又不屑于去向同僚们解释，这就更坐实了王安石的“独夫”形象。并且由于宋神宗对王安石特殊的信任和空前的放权，使得士大夫集团认为是王安石蒙蔽了圣听，而引发了新旧党争，造成了北宋后期党争内斗不止的整治乱象，间接促进了北宋的灭亡。
最后，王安石变法确实改善了北宋的财政状态，但是诸多惠民之举在王安石本人的急切激进和地方官吏为了政绩而欺上瞒下的情况下，变成了强制摊派的新税，成了害民之举，比如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天可见怜，王安石变法表面上来说照顾的还真是小农的利益，避免其因为还不起高利贷而破产；深层来说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通过促进社会生产来增加国家税收。也正是农民的惨状使得王安石失去了宋神宗的信任，王安石变法因此失败。在第二次罢相没多久，王安石就因积劳成疾和郁郁寡欢与世长辞了。
三、宋神宗亲自主持变法又为何失败
虽然王安石变法在司马光上位后，被尽数废除，但当宋神宗亲自主持变法后，依然恢复了王安石的部分变法措施，其实相比于前后几位皇帝，宋神宗真的是仁至义尽了，他年轻有志气，想要富国强兵，收复燕云十六州，他有历代皇帝少有的宽广胸襟，放权给王安石，做了王安石及变法最坚强的后盾。
宋朝
只是可惜，变法的阻力实在太大了，士大夫集团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只是表象，“祖宗之法”才是宋神宗和王安石最大的敌人，然而“祖宗之法”又是所有赵宋皇帝正统性的来源，这注定了宋神宗会自相矛盾，历史的吊轨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说到底，超前一步是天才，超前百步就是“异端”，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其实已经带有很多近现代国家财政税收的认识了，所以在专制王朝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参考文献：
孙菱，山东大学，《论北宋士大夫政治文化对王安石变法的影响》
杨伯峻，《论语译著》
梁启超，《王安石传》
（北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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