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民政局通报了对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调查结果。
经调查，韩红基金会总体上运作比较规范，特别是在抗击疫情中做了大量工作，应予以支持和肯定。但也发现部分投资事项公开不及时，在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前有公开募捐行为。
北京市民政局已要求韩红基金会限期改正，依法规范运作。
时值全国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北京市民政局将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督管理服务，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防控工作，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从通报来看，问题部分主要是，韩红基金会自成立至2020年2月16日，获得的捐赠总收入为5.31亿元。2013年至2018年，其通过举办演唱会募捐、在线支付渠道、官方微信公众号等获得部分收益，但当时还没有获得公开募捐资格，当时被叫停或关闭，后来重新开通。
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2月16日，韩红基金会共发生25笔投资，未及时按照规定公布。
对于上述调查结果，举报人已经表示并不满意，认为存在多处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未考虑被举报人持续长达5年违法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主观恶意，决定提请行政复议。
明星创办慈善基金会，本出于好意，而因明星与普通人的社会地位、财富收入之差距，令其受到更多外界的关注与更严苛的审视。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一直号称“一包方便面都可以公示”。
李亚鹏和王菲成立的嫣然基金也曾陷入信任危机，众人熟知的李连杰壹基金也曾受到公开质疑。究其内容，也都是大同小异，无非是资金流向和账目公开问题。
公众的质疑永远不会消失。如何保持公开、透明、高效率地运转，以从容应对舆论潮水，不仅是明星慈善基金会，更是摆在所有公益组织面前应当思考的问题。
明星都自带光环，有着社会导向意义。面对疫情危机，很多人都在媒体表示心中善意，但空谈善恶并不解决问题。
明星无论唱歌还是演戏，都是在倡导公共价值，在一个秩序里无限地放大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善，约束个体之恶。这是一种艺术的感染。
但慈善不是艺术感染，不能靠自己带动社会上的感动和同情而进行。这种激情慈善感觉好像在蹭热点。你是歌手，唱歌就是主业，那你可以唱出更好的歌曲，用艺术来激励困境中的人。你是演员，那你可以演出感人的角色，传递更多的能量。
你无论是歌手还是演员，自然都是有爱心的普通人，想捐款可以向社会负责慈善的部门捐款，或者响应配合这些部门的活动，扩大更大的影响。难道非要自己成立一个基金会才能表达善良的本意吗，假如人人都来成立一个基金会，世界就会更美好吗？
天地生人，一人一责，干好自己的事情，发挥最大的功能，就是最大的慈善。不仅是明星有爱心，社会上很多人都有爱心，抗疫行动中，每个人的岗位就是自己战场，医生不可能去干警察的活。
慈善不是靠爱心就可以完成，这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累计。你知道，一个被救助人需要多少资金救助能够摆脱困境，社会爱心汇集于一点的资金如何使用，如果爱心资金有结余如何处理，或者说这个被救助者和募捐人的真实情况，又了解多少呢？
慈善不是仅把爱心用到正当的地方，还需要科学的布局和系统的把控，这是一个社会链条的完整部分，不是随心而与、我行我素。
只讲一片善心，不计毁誉得失，那是庙里的和尚。
抗疫中，相关部门统一调度，各行各业有序奔赴疫区，展开支援。大家不能一腔热血地都去，我看到一家企业送了几箱衣服去武汉慰问，当时非常惊诧，这类援助完全可以邮寄或者依托当地部门一同援助，何必特立独行，自己带着队伍前去。
一语中的，有关部门组织志愿可能会埋头部分信息，可能达不到宣传目的。如果真是这样想的，那只能自己去。
不可否认，有的慈善援助有些盲目，甚至低级，这很容易导致被救助者与社会爱心人士、被救助者内部进行交恶，或对慈善充满怀疑和不安。
有人说，不知道慈善募捐的专业机构；有人说，对现在的一些慈善机构不信任。找不到、或者不信任专业的慈善机构，这恰恰说明了社会的反思，应当建立在如何让慈善组织更专业、公益募捐和救助更专业、更制度化，而不是让慈善只是满足于自我情绪的“善良宣泄”。
假如明星有余力，我们更希望他们能帮助社会完善慈善组织，让爱心汇流成河，而不是自立门户，割袍断义。
此时，关于募捐的反思和争议还在继续，如仅停留在善与恶的较量上，而不去促进慈善的专业与制度化，那么今后的慈善环境，必将是一边抱怨慈善行为和力量的缺乏，一边又对慈善充满怀疑和不安。这肯定不是爱心人士想看到的结果。
根据自己的社会分工去贡献力量，是最大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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