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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導讀
今天繼續講書——《瘟疫與人》。【上一期】講了傳染病如何影響我們的祖先走出非洲。伴隨種植技術的產生，城市伴隨農業文明萌芽，瘟疫也如影隨形，直到形成與四大文明古國息息相關的“疾病圈”。
/欄目主理人/ 邵聖懿
【往期回顧】我們為什麼會得傳染病，看看700萬年前人類祖先幹了什麼就知道了
— 配合本期節目閱讀文章 —
01 城市漸出現 瘟疫來相見
今天繼續來講書——《瘟疫與人》。上一期的結尾講到了伴隨著種植技術的發明，人口聚集，漸漸的帶來了城市的產生。城市一旦產生，一方面當然是人類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的搖籃，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傳染病滋生的溫床。
因為人類最早進行農業生產的地方，首先是氣候總體比較溫暖，它適合播種。第二個是農業文明必須要有灌溉水源，這個水源實際上一下子就形成了非常好的傳染源的傳播載體，我們知道今天很多的傳染病仍然是通過水來傳播的，比如說瘧疾、霍亂等等。其實人類直到非常近現代，我們能夠看到細菌、病毒、寄生蟲這些病原體之後，我們才真正的意識到乾淨的水源的重要性，所以在那個年代水源一旦被汙染的話，就是天然的致病源的傳播載體。
另外一個就是人口聚集，你就形成了傳染鏈條，我們說傳染病最重要的就是傳染鏈條。為什麼現在面對武漢新冠肺炎，我們要求大家都儘可能的禁足待在家裡，這個就是儘可能的切斷傳播鏈條。
但是當人類文明最初興起的時候，城市最早產生的時候，傳染病傳播的最好環境都具備了——溫暖的氣候、水源、人口聚集。所以不難想象，在幾千年前，當城市逐漸在人類的文明當中興起的時候，傳染病是非常常見的。這些烈性的傳染病、這些瘟疫，也一定嚴重的制約了曾經的人口增長。
書裡邊是這麼寫的：
在很多甚至是全部情況下，迅速和半災難性的早期調適無疑是必須的。宿主和寄生物的大量死亡可能會交替發生，直到新的宿主發展出的免疫力和寄生物達到適應，使傳染病地方化。
02 瘟疫與人，如何共存——終生帶毒的人類
在現代醫學產生之前，人類面對傳染病，其實真正的武器就是自身的免疫力，而這種免疫功能的調動，這種彼此之間的調適，我們之前也講到過，需要很長的時間。麥克尼爾做了一個估算，他認為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情況底下，人類如果面對一種新的傳染病，通過自身的免疫機制要和它形成一種平衡的話，需要大概150年。
在這個系列的【第一集】當中，我們也曾經講過，那些長期能夠存在於人類世界當中的病毒，它一定是朝著烈性，也就是致死率相對越來越低，但是傳染性傳播力越來越強的方向去進化。
所以在沒有現代醫學支撐的情況底下，這種傳染病和人類互相調適的過程，它有點像你把一塊石頭扔到池塘裡邊——最初扔下去的時候，撲通一下肯定是泛起非常大的水花，那是強烈的的一種反應，但是慢慢的漣漪一圈一圈往外擴散，漸漸的歸於平靜，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但這個過程真正放到歷史洪流當中來看，那時間是非常漫長。但是在這樣漫長的互相調適的過程當中，瘟疫和人形成的關係一般來說不外乎這三種：第一種叫做“兒童病”。也就說成年人在感染了這樣的病毒之後，犯了一次病之後形成了免疫體，那麼這些病毒只能夠感染沒有患過病的兒童，這叫兒童病。
最好的一個例子就是水痘，直到今天我們很多朋友小時候都出過水痘，水痘出過一次之後就終身免疫了。水痘病毒就是非常“成功”的一種病毒，第一個是它不致死，它的烈性不那麼強，對於宿主來說身體沒有太大的傷害；另一方面是它可以在宿主的體內存在長達50年的時間！也就是說我們很多人雖然得過一次水痘已經自己免疫了，但是這個病毒可能在我們體內長期存在，50年之後它可以傳染給你身邊的孩子。這個水痘就是一個典型的兒童病的例子。好，這是第一種瘟疫和人的關係。
第二種比較少見，在那個沒有現代醫學干預的年代，是比較罕見的一種情況，就是傳播鏈條意外的被切斷了，傳染病沒有在人類社會再延續下去。但是這個病毒細菌或者是寄生蟲消失了嗎？不一定。它更有可能是回到了自然界當中，在大自然裡頭找到了動物宿主，在動物的身上長期存在下去。
各位一聽馬上又感同身受了，為什麼這一次出現了武漢新冠肺炎，包括03年的非典，都是吃那些不該吃的野生動物，這樣你一下子又把原本在動物身上存在的那些病毒感染到人的身上，這是第二種情況。
那麼第三種是最常見的，就是變成了“地方病”。就是剛才書裡提到的這個概念，什麼叫地方病？地方病在今天幾乎已經不存在了，因為人類是一個地球村，彼此之間的溝通非常的頻繁。也正是因此，面對烈性的傳染病，像新冠肺炎、像SARS，我們必須要馬上減少人員流動，儘量切斷傳播鏈條。
但是幾千年前，當人類文明剛剛興起的時候，彼此之間還不存在太強的這種流動的能力。因此這種病往往在一個又一個小小的地域當中存在，它和這個地方的這些人已經形成了一種平衡關係。有可能這個地方的人已經有抗體了，也或許這種病對於這個地方的人來說，通過長期的調適，它的致死率烈性已經不是那麼高了，但是這叫做地方病。一旦出了地理上小小的圈子的話，對於這個圈外的人來講，如果碰到這種致病源，很有可能仍然是災難性的。
03 四大疾病圈和四大古文明
於是在這本書的第三章叫做“歐亞疾病大交融”這一章當中，作者麥克尼爾首先就提出了叫做“四大疾病圈”的概念。這四大疾病圈其實就是從剛才說的地方病這個概念擴展而來的。他認為最晚到公元零年的時候，這個世界上已經存在“四大疾病圈”了。這是一個地理概念，這個“四大疾病圈”幾乎和人類的四大古文明是對應的。
跟文明相關很好理解，剛才一直在講，因為有文明有城市才會產生瘟疫。但是各位應該注意到了，我說的非常嚴謹，這叫“基本對應”。“四大疾病圈”和四大古文明基本對應，“基本”兩個字出在哪呢？出現在麥克尼爾“四大疾病圈”裡頭，提到一個疾病圈是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臘。
我們都知道古希臘其實不是四大原生的古文明，我們說四大古文明當中沒有古希臘文明。古希臘文明是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兩河文明衍生出來的一個次生文明。
麥克尼爾提到的四大疾病圈的概念是古代印度、古代中國、兩河流域和埃及他歸成了一個疾病圈，以及古希臘。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一個“四大疾病圈”和四大古文明之間微小的不同？是因為疾病圈的地理決定因素非常的重要！“四大疾病圈之間有天然的地理阻隔，或者是人口稀少的地區不足以形成傳染鏈條。”這個就形成了分割。
比如古印度和那個時候的中國之間，它有喜馬拉雅山脈作為一個天然的地理阻礙。在那個年代，人很難去大規模的翻越喜馬拉雅山，形成古印度和中國之間的這種交流，那麼自然疫病的傳播鏈條也就被切斷了。
古埃及和古代的兩河文明，實際上它都屬於新月沃地，這個是最早就形成交流的兩個原生的古文明。所以在這兒它應該是歸於一個疾病圈的，在這兩種文明之間疾病是充分的進行了早期交流，而且甚至可以說是交流的時間最長的。因此他們倆雖然是兩種不同的原生文明，但是疾病圈的概念來講，在公元零年的時候屬於一個疾病圈。
在這“四大疾病圈”各自的內部，人和瘟疫形成的這種微寄生的關係，以及人和人、人和社會形成的巨寄生關係，又都各自達到了不同的平衡。而且這種平衡的過程當中，其實你會發現和這幾大文明古國今天的文化社會，很多方面都會有相關性。
04 華夏文明，瘟疫導致衣冠南渡？
舉兩個例子，先說中國，華夏文明大家最熟悉的。麥克尼爾在書裡認為，中國的文明之所以產生在黃河流域，在北方，那就是因為南方相對來說，它的傳染病的複雜性要比北方大得多。所以每當北方的中原文明想向南方來進展的時候，每一次都會被“疫病梯度”所阻擋。“疫病梯度”概念上一期曾經講過，所以麥克尼爾是從傳染病的角度來切入，對於華夏文明為什麼產生在北方給了一個自己的解釋。
當然麥克尼爾這個觀點放在今天肯定會受到很多的挑戰，因為本身在今天中國文明是不是產生於北方，這事都得打一個問號。我們當然知道在黃河流域有大量的華夏文明的種子，但是這兩年隨著越來越多的這種考古發現，其實大家發現在長江流域也有很多的這種文化遺存，比如說在長江下游，太湖流域的江浙一帶，良渚文化；比如說在長江中游，今天湖北這個位置的屈家嶺文化——這兒插一句，等疫情過去，推薦大家去武漢，去湖北省博的時候，除了看看那幾個鎮館之寶：越王勾踐劍、曾侯乙編鐘和睡虎地秦簡之外，還可以去看看屈家嶺文化，專門有一個館——再往西到長江的上游，還有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包括之前的寶墩文化，所以現在實際上大家會發現，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母親河，長江很有可能也是中華文明的母親河。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麥克尼爾探討這個問題，也就是中華文明、華夏文明的起源是在黃河流域，這是本身就存在疑問了。當然了大家都知道，在西晉滅亡，東晉“衣冠南渡”之後，大量中原文化來到了南方，這個使得中國南北方的文化形成了交融，南方的文化也是快速的發展起來了。這個扯的有點遠了，但是不管怎麼說，麥克尼爾提出了自己的一個解構中國歷史新的角度，就是瘟疫對於中國歷史文化中心遷移的重要影響。
05 印度“種姓制度”或源自瘟疫
好，再來講另外一個文明，就是古印度。關於古印度，麥克尼爾講了兩點讓我印象深刻。第一個就是印度社會今天仍然存在的這種“種姓制度”，把人分成四等，這個起源或許跟疫病就有關係。因為種姓制度當中最高等級的兩個種姓“婆羅門”和“剎帝利”，他更多的是雅利安人。雅利安人不是印度這個地方的原住民，他是從歐洲這個方向遷移進來的，他是印歐人種。
麥克尼爾的觀點就是當雅利安人最早來到印度這個地方，和這些原先生活在熱帶的印度原住民相遇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抵抗不了這種當地的傳染病，因為傳染病在那個時候是地方病，這個概念我們一直在講。
在這種情況底下保護自己，他們只能夠不和這些印度的原住民來接觸，所以就產生了種姓制度的雛形，也就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彼此之間、不同的種姓之間不要有近距離的接觸和交流，這是他們避免自己受到瘟疫侵襲的一種方式，這個非常有意思。
第二點，麥克尼爾提到印度的這種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這種“出世主義”，我們知道這兩個宗教都是非常平和的，這種出世主義其實就和印度文明發展的初期，傳染病橫行，大家生活非常苦難，隨時可能面臨死亡這樣的一個現實狀況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這兩個宗教我們都知道，特別排斥世俗的那些東西：權利、財富……你考慮到印度文明產生的初期，由於傳染病橫行，生產力不高，似乎生和死都是隨時可能發生的事兒，在這種情況底下，財富和權力都是很虛幻的東西，在這樣的一種出世主義也就不難理解了。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個觀點。
時間原因，我們只能夠把四大古文明當中兩個麥克尼爾的這種解釋拿出來跟大家稍微的做一點分享。其實麥克尼爾提到的地方病的概念，這應該已經是封存在歷史當中了，如今人類全球化的流動很少有一種病真正的可以成為地方病。
那麼從什麼時候開始人類的瘟疫產生了這種打破地方病隔閡的全球流動？下期我們接著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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