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场灾疫，都是大自然对我们发出的警告。
我在媒体从业二十多年，一度以深度报道为主，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包括这次“新冠肺炎”在内，我一共经历、见证了三次灾疫。从一个媒体人的视角解读大灾，你会发现，人在自然面前是那么渺小脆弱。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非典”爆发我在山西的奇特经历。
2002年，湖南省计生委创办了一本健康科普类杂志《生命》，我任编辑部主任。年底，广东佛山市发现首例患者被SARS病毒感染，因为患者出现了肺炎的症状，但又不是典型的肺炎，所以当时称之为非典型肺炎，后来简称“非典”。当时，人们还对它的危险性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以为能够通过现代医学将其扼杀。翌年4月底，“非典”已十分严重，但仍没有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
4月26日，我主动请缨到山西一带进行疫情调查。当晚到太原后，当地计生宣传部门还给我安排了接待晚餐和住处。27日上午，我按计划在太原市进行相关采访活动。两天后，我来到临汾市。动身之前，我和临汾市计生委宣教科联系过，他们也作好了相关采访活动安排。谁知，当天下午我赶到宣教科时，和我通过电话的王主任见我进门，像见了歹徒一般，从门口迅速退到窗户边，对着打开的窗口，一脸惊恐地说：“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想叫你不要来了。今天形势已发生变化，一切采访活动都要停止，我也不能接待你了，你赶快想办法回湖南吧，晚了可能就麻烦了……”
原来，“非典”已成爆发之势，而山西是重灾区之一，山西省有关部门正在考虑封锁航班、火车和长途汽车。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单位领导也打来了电话，要我马上想尽一切办法回单位。“万一不行就租专车，不管多少钱，单位报销，总之，马上回来……”
当时，我已经约好了一个当事人，准备边吃晚饭边做采访，我不相信事情会一下子那么严重，还是决定做完采访后再说。
采访完已是晚上八点多，我正准备回房去休息，当地计生委宣教科的王主任打来了电话。得知我还在临汾，他说：“我马上安排车子送你到太原，我们的车子现在一律不能出省。你到太原后看能不能持记者证上火车，否则你真会隔离在山西……”
当时，我感觉自己像“瘟神”一样被送走，心里还有些不爽。到太原后，我查询当晚航班，已没有，于是直奔火车站。当晚有一趟太原发广州经长沙的列车，但已无票可售。关键时刻，我持记者证到检票口，请求先上车再补票，未获同意，我又找到车站办公室，说明情况，请求特事特办。最终，办公室工作人员在该车临发动前五分钟时，将我护送上了火车。
路上，单位领导又指示说：“马上就放‘五一’假了，单位已经给你安排了招待所，按规定，你要在招待所隔离七天。为了你的家人安全，你不要回家，直接到招待所……”
在隔离的日子里，“非典”全面爆发，已蔓延到全球。中国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城市都施行了交通管制措施，但没有像新冠爆发后的“封城”行动。事后我想，如果我坚持不走，留下来继续采访活动，可能就是一种“添乱”行为。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终的统计结果，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因非典死亡人数919人。其中，中国大陆5327例，死亡349人。
“非典”的惨痛教训让我们明白，国家的临阵不乱，科学调度是多么重要。而个体的服从与预防自觉，是义务更是责任。
（新德商 / 周光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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