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末，都鐸王朝大舉推進“圈地運動”，直接產生了大量流民。16世紀上半期，倫敦20萬的人口中，常年的流浪人口就有5萬人，一座城市有四分之一是流民。
治安混亂、糧食供應不足等問題讓都鐸王朝的執政者頭疼不已。流民問題，也成為歷史留給都鐸王朝的一道百年難題。
為了破解這道難題，都鐸王朝用了三種“解題法”：
其一，通過血腥立法來鎮壓流民，鎮壓的後果卻是流民越來越多，抽刀斷水水更流。
其二，出臺一系列濟貧法令接濟流民，這是充滿人性光輝的疏導之舉，但它救急不救窮，流民的社會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
其三，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積極拓展海外市場、壯大發展手工業，創造海量就業機會，實現流民到手工業者的轉變。
這三種“解題”方式，有“堵”、有“疏”，正是在“堵”、“疏”的配合下，都鐸王朝破解了百年流民難題。
流民問題困擾了都鐸王朝的統治者
一批流民轉化成了技藝精湛的工匠，英國也因此積累下了雄厚的人才儲備，為此後的英國崛起鋪陳了最強底色。
可以說，英國能在18世紀的工業革命中一飛沖天，離不開16世紀都鐸王朝對流民的“授之以漁”。
血腥法案接連出臺，流民卻越鎮壓越多，抽刀斷水水更流！“堵”的方法獨木難支
英國的圈地運動，是流民產生的直接原因
提到英國的流民問題就不得不說圈地運動。
英國的圈地運動是在15世紀才形成氣候的，並在16世紀達到高潮。
都鐸王朝伊始，毛紡織業上升為英國的戰略產業，羊毛自然成了稀罕物，圈佔土地養羊薅羊毛，成為農場主們炙手可熱的產業。
原先的土地租佃制度很快就土崩瓦解，農民退佃變成了僱工。
農場主們為了提高收益，使用的僱工數量壓縮到最少！於是大批失地農民就淪為了流民。
屋漏偏逢連夜雨，16世紀前後，席捲歐洲的“價格革命”又讓流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西班牙人從美洲大陸搶奪回大量金銀，這些財富運回歐洲後引發了歐洲物價直線上升，就連一直生活相對優渥的建築工匠們也變得貧困，從15世紀90年代到16世紀初的20年間，建築工匠的工資實際下降了29%。
16世紀20年代的一份檔案顯示，當時英國的貧富異常懸殊，城市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窮苦勞工和流民。
流民問題成為16世紀英國最大的社會問題！流民一批又一批湧向倫敦等大城市尋找餬口的機會，狹窄的街道上蓋起了鱗次櫛比的茅草屋、木板房。
16世紀上半期，倫敦20萬人口中，常年流浪的人口也有5萬以上。一座城市有四分之一屬於流浪人群！
當時因為衛生髒亂導致鼠疫橫行，社會治安更是到了崩潰邊緣……
亨利七世出臺了血腥法令鎮壓流民
都鐸王朝統治者認為流民問題是國家危險與動亂的根源。流民問題迫使國家積極尋求解決之道。
高壓嚴懲是都鐸王朝建立之初就定下的“解題”思路！亨利七世在1495年就開始頒佈血腥法令來控制流民，希望高壓的手段讓流民返鄉或者進作坊務工。
亨利七世時期，流民中除了流浪的乞丐、街頭的慣偷、無業閒逛的人之外，連吉普賽人以及街頭賣藝的人都被列為流民，予以堅決打擊。
流民一旦被逮住，腳上就要戴上足枷並關監禁三天三夜，期間只給一點麵包和一點水。被釋放後的流民將被強制回家鄉，如果被發現還在城市流浪乞討，那麼懲罰就要加倍了——戴上足枷關禁閉六天六夜。
到了1530年，亨利八世別出心裁推出了乞食特許證制度，只有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和殘疾人才能持證乞討。
其他身體強壯的人如果乞討或者在街頭閒逛，一旦被抓就會被施以鞭撻，如果第二次被抓則要被割掉右耳上的一部分軟骨。
到了1547年，都鐸王朝更是推出了令人髮指的法令，無證的流民第一次被逮後，胸口會被火紅的烙鐵燙上一個“V”的符號，如果這個人再次被抓，臉上則會被烙鐵燙上一個“S”的符號，面部刺字是對人的最大侮辱！如果這個人第三次被抓，那麼等待他的就是死刑。
因為流浪就會遭到如此惡毒的懲罰，可見當時社會有多麼昏暗。
都鐸王朝時期，大批流民被處死，亨利八世當政時就有7.2萬流民被處死，至於被監禁、烙印、鞭撻的流民不計其數。
都鐸王朝用高壓之策“堵”出了尷尬——流民被逼上絕路後，只得造反。
16世紀，流民的叛亂不斷
流民引發的暴亂不斷上演，比如1536年10月，林肯郡等地爆發的農民叛亂影響最大，它給亨利八世的統治帶來了強烈震撼。
叛亂不斷的後果就是英國鄉村的手工作坊遭到破壞，更多的勞工淪為了流民。
血腥的鎮壓之策的確殘酷！但從歷史角度講，都鐸王朝通過強硬手段來解決流民問題有其必要性，對遏制流民氾濫、對穩定社會環境有著重要作用。
高明的是，都鐸王朝的統治者在時機恰當時，選擇了剛柔並濟！血腥的懲戒漸漸減少，一系列濟貧制度相繼出臺，流民問題又有了“解題”新思路。
五花八門的救濟制度出臺，但救急不救窮，流民問題還是沒得到根本解決
這就是16世紀的救濟院
堵不住，就要“疏”。都鐸王朝在高壓不見效時嘗試著恩威並施，一手大棒，一手蜜糖。出臺了一系列救濟制度來幫助流民渡過難關，以減少社會矛盾的激化。
愛德華六世時期，也就是16世紀中葉，都鐸王朝開始考慮如何通過細緻的流民救濟制度來減少社會的動盪。當時政府還成立了流民救濟專門委員會。
流民被分成不同類型，並採用不同的救濟和處理手段，委員會為老弱病殘的流民建立賤民救濟院，還為流浪的兒童開辦了學校。
委員會還為身強力壯卻不願意工作的懶漢開設了改造所，其實就是強迫勞動的監獄。
當救濟院無力負擔流民的生活時，委員會允許一部分老弱病殘的流民去街頭行乞，但必須要穿上印著行乞專用徽章的衣服。
救濟流民需要大筆資金，於是都鐸王朝開始對民眾攤派，徵收費用。1563年，都鐸王朝的國會通過法案，要求居民繳納救濟捐以救濟流民，徵收標準是根據收入狀況按周繳納的。當時的富人對這種幫助遊手好閒窮人的募捐大多比較牴觸。
無奈，治安法官只好使用強制手段，不繳納救濟捐就投入監獄，這才保證了全國各地救濟捐徵收的順暢。
到了1572年，伊麗莎白一世將救濟行為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了下來，救濟制度也正式成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制度。
伊麗莎白一世宣稱對流民實行最普遍的救濟，並將流民劃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沒有勞動能力的老弱病殘之人。
第二種人，是有工作能力卻遲遲找不到工作，或者工資水平太低無力養活一家老小的人。
第三種人，是身強力壯卻好吃懶做的人。
弱勢群體是救濟的主要對象
伊麗莎白一世強調，這三種人都要管。對流民的普遍救濟，彰顯了這項制度的人性化光輝。
對於第一種弱勢群體，伊麗莎白一世把此前徵收的救濟捐上升為濟貧稅，強制要求民眾按收入比例繳納，稅收主要救濟的就是第一類老弱病殘群體。
按照制度的要求，治安法官還要給這類流民提供相應的居住場所，還要設專人為這類人群定期分發麵包、衣服等生活必需品。
對於5—14歲的流浪兒童，都鐸王朝則要求他們進入作坊當學徒，希望他們學有所成後有份正當工作。
對於第二種流民，政府則購買大批羊毛、亞麻等原料開設官辦紡織作坊，為找不到工作的流民提供就業機會。
有時，政府也會要求作坊主僱傭第二類人群，並給予作坊主稅收上的減免。
對於第三種流民，則會被強制關進感化院勞動，從事極為繁重的體力勞動。伊麗莎白一世時期，英國每個郡都有兩三個這樣的感化院，在這裡沒有人性可言，每天想偷懶就只能挨鞭子抽。
經過詳細論證和討論後《伊麗莎白救濟法》才以法典的形式頒佈
到了1601年，伊麗莎白一世要求政府梳理總結出各類處理流民的先進經驗，並將這些內容與1572年出臺的救濟制度相融合，最終以法典的形式頒佈，這就是《伊麗莎白濟貧法》，這套法典對後世英國福利制度的發展有著深遠影響。
這套法典確立了都鐸王朝的救濟體系，其中救貧稅 、貧民院和教區安置等整套制度是這個救助體系的骨架。這部法典為當時社會的穩定發揮了積極意義。
流民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必然產物，而社會轉型中也必然要求都鐸王朝出臺給力的救濟制度對流民給予保障。
都鐸王朝118年的歷史中出臺了各式各樣的救濟制度，這種疏導社會矛盾的方式有著先進性的一面！但對於對數量龐大的流民來講，救濟只能是救急不救窮，這種疏導之策治標而不能治本。
壯大手工業發展，以增加就業率，海量吸納流民，這是解決流民問題治本之舉
拓展海外市場使得國內手工業空前壯大，流民得以就業
解決流民問題，緩解社會矛盾的根本出路就是發展經濟，這是“疏”的最高層次！壯大手工業發展，這是都鐸王朝祭出的“解題”答案。
都鐸王朝發展經濟的重要手段就是施行重商主義政策，亨利七世把這項經濟提振之舉看成是解決流民問題的一劑良藥。
發展經濟不是一朝一夕能見效的，不像救濟制度那般立竿見影。從亨利七世開始歷經半個世紀之後，藥效才算發揮作用。在藥效沒發揮出來前，血腥政策和救濟制度則一直充當“治標”的角色。
重商主義政策要求下，當時的都鐸王朝嚴格限制海外商品進口，同時鼓勵國內發展手工業，擴大內需並將商品出口。
為了扶持手工業，都鐸王朝煞費苦心。
亨利八世繼承父親亨利七世的衣缽，繼續用重商政策拉動手工業發展，促進流民就業
亨利八世在位期間規定普通百姓不得穿進口毛呢面料製成的外套。
伊麗莎白一世還規定男子在節假日必須戴帽子，帽子必須是本土毛呢材料製成的。
同時，從亨利七世開始，英國極力鼓勵商人投資船廠造大船，而且每製造一艘排水量超過120噸的大船，政府就會給予6先令的獎勵。
紡織業、造船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在16世紀這兩大產業吸納了大批流民就業。
16世紀中後期，在重商政策刺激下都鐸王朝的毛紡織也迎來了大繁榮，全國人口中有一半的人在從事紡織業。
一些流民被安頓下來從事起了紡織業。
按照救濟制度，治安法官會為流民提供原材料和織機，於是流民家狹窄的廚房、臥室變成了作坊，妻子、兒女負責紡紗，而父親則用織機紡織成布，布匹織好後，商人會上門來收，收購價格要接受治安法官監督，如果商人故意壓低價格，商人還要被關監禁，並處以最高5英鎊的罰金。
在16世紀中後期，毛紡製品一直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況，所以，商人惡意壓價的問題幾乎很少。一批流民有了穩定收入，得以脫貧。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集中式的手工作坊。當時英國著名的工坊主威廉·斯天普租用了牛津附近的兩個修道院，僱傭了2000多名紡織工，年產呢布達到3000匹。
紡織業的壯大，大量流民變成了勞工
因為救濟法的要求，僱傭流民，政府對工坊主是有退稅或補貼的，所以工坊主也願意僱傭流民，當時威廉·斯天普的工坊中有超過一半的織工是流民。
紡織業的繁榮，無疑解決了大批流民的生計問題。
歷經半個多世紀，當初亨利七世用經濟槓桿解決流民問題的良方終於發揮了效力。對於流民來講，這更是“授之以漁”的良方。
當時都鐸王朝的海外貿易也開始站穩腳跟，亨利七世上臺之初，呢料出口勉強能達到每年1萬匹，而亨利八世執政時期的1546年，呢料出口在2萬匹左右，到了伊麗莎白一世執政的1560年，呢料出口則達到了5.5萬匹之巨！
流民被就業安置，為工坊主帶來了充足勞動力也帶來了豐厚的價值。
不過資產階級壓榨剩餘價值的本性也暴露無遺，勞資糾紛的矛盾也逐漸尖銳起來，在16世紀中葉表現得極為明顯。
1552年，約克地區的建築工人們進行罷工請願，要求提高工資。
1560年，赫爾地區的金斯頓就爆發了勞工騷亂，理由是工場主剋扣工資還打罵勞工。
因為勞資糾紛，一些已經轉變成工人的流民則又一次流落街頭選擇去其他城市乞討。
都鐸王朝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於是在1563年出臺了《工匠法令》，勞工、僱主和國家三方都受益。
這部法案也被史學家們稱為具有勞動法性質的一部法案，具有里程碑一般的意義。
《工匠法令》總共40項條款，權益保障內容中既有保護勞工利益的，也有保障僱主利益的，可謂公平。
法案中對勞工的工資明確了標準。工資不再是僱主一個人說了算的事。
工人的工資標準要由當地治安法官召開聽證會投票決定，參與聽證會投票的都是當地“正義人士”。至於工人能開多少工資，“正義人士”會根據上一年作坊的生產、銷售狀況，以及當前的開工狀態而設定工資標準。
這樣得出的工資標準讓勞工們信服，勞工們不再有怨言。
另一方面，為了保障僱主的利益，《工匠法令》還規定了勞工工作年限不得低於一年，制定這條法規的目的是防止勞工頻繁跳槽。
法案不是說說而已，一旦犯規，是有著嚴格的懲戒條款跟在後面的。
比如僱主沒有提前打招呼或者沒有正當理由就辭退了勞工，治安法官會對僱主判處40先令的罰款。如果勞工沒提前申請就突然離職，會被治安法官判處最長21天的監禁。
要知道，《工匠法令》規定的是勞工與僱主之間如果要終止合約，是要提前三個月告知對方的。
對於都鐸王朝來說，《工匠法令》更像是調和劑，它調和了僱主和勞工之間的關係，僱主不再有後顧之憂，工人也有了很好的薪水保障，正所謂兄弟齊心其利斷金。
解決了“後院問題”，英國的手工業發展水平又邁上了一個新臺階。英國做工精良的紡織品為英國的海外貿易贏得話語權。
到了伊麗莎白一世執政的中後期，英國漸漸成長為世界貿易強國。
英國在海外成立了一系列貿易公司，比如伊斯特蘭公司、東印度公司為英國的手工業產品開闢了廣闊的海外市場，地中海沿岸、俄羅斯、北非等地都有著英國紡織產品的足跡。
海市場巨大的需求量，使得國內的手工作坊主們紛紛加足馬力，在各個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工人成了香餑餑，加之《工匠法令》的保護，於是一批又一批的流民進入到了手工業。
16世紀中後期，除了紡織業，造船業、冶煉業也出現了蓬勃發展的態勢，同樣吸納了大量流民勞動力。
另外，16世紀中後期，都鐸王朝還新興一些工業門類，比如玻璃製造、槍炮製造以及明礬生產等，這些新興產業同樣屬於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這些行業也吸納了大量流民。
伊麗莎白一世時期，流民就業率空前提高
到伊麗莎白一世統治的後期，都鐸王朝實行的重商主義政策見到了實效，用經濟槓桿解決流民問題也算是“藥效”發揮到了極致。
這一時期，手工業空前壯大，流民大量就業，因此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業被稱為“黃金時代”。
都鐸王朝用了100多年的時間才算有效破解了流民問題。
綜述：流民問題是16世紀困擾都鐸王朝的一個社會難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都鐸王朝的統治者可謂摸著石頭過河。
施行血腥鎮壓！用救濟制度幫助流民解決燃眉之急！用重商主義政策刺激手工業的發展，吸納流民為勞動力！
三種手段有堵、有疏相互配合，這也是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過渡的必然要求。
對於一個王朝來說，不可能沒有強硬的“堵”，也不能沒有仁政的“疏”，只有兩者配合，一個國家才能高效前行。不過值得一讚的是，連續出臺各種疏導之策，體現了都鐸王朝執政水平的提升。
正是流民問題的解決，使得英國擁有了穩定社會環境，也積累下了巨大勞動力，為英國的大國崛起奠定了良好的物質、人才基礎。
也正是因為流民問題的解決，人才得到了重視，使得16世紀到18世紀的英國優秀工匠輩出，正是工匠們的集體智慧才有利推動了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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