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鐵，飯是鋼，李自成一頓不吃心也慌。農民起義軍是怎樣籌措糧草的呢？除了搶掠官府之外，他們很多時候還要把手伸向自己的同胞。
闖王李自成的起義軍有過一句口號：吃他娘，穿他娘，闖王來了不納糧。但真到了逼急的時候，李自成甚至親自搶糧，不惜付出生命代價。
根據《明史》的官方記載，李自成落敗山海關後，流亡到湖北，和大部隊分離，只剩下二十騎跟從。他們在九宮山一帶遊蕩，李自成餓得不行，帶領隨從到村中搶糧食，結果被山民所困，最後闖王彈盡糧絕，自縊而死。一代梟雄為了找點吃的，結果就這麼死掉，可見糧食是多麼重要。（《明史》的另一種說法是，山民見李自成勢單力薄，主動出擊，將其打死；野史則說他看破紅塵，出家當和尚了。）
還有人因為分糧食成為起義領袖。西漢末年，荊州地區連年發生嚴重饑荒，民眾逃入山野沼澤，挖掘荸薺為食。饑民多、糧食少，這就發生了紛爭，新市人王匡、王鳳分配食物公正合理，排憂解難，深得饑民擁戴，被推舉為首領，率眾起義。這支隊伍就是著名的綠林軍，是綠林好漢的原型。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農民起義軍也得吃飯，那麼他們到底是怎樣籌措糧草的呢？
老農眾籌創業，啟動起義資金。
當下互聯網創業火熱，到處在講眾籌、IPO，事實上古代一些有經濟頭腦的農民起義領袖，早就想到了互聯網思維。典型的是南宋鐘相、楊麼起義，鐘相還有另一個身份——摩尼教長老，摩尼教即《倚天屠龍記》裡的明教。
在古代，廣大農民靠天吃飯，沒有醫保，生活艱難，鐘相利用宗教信仰將家鄉的農民組織起來，形成一個“互助”群體。在鐘相的統籌安排下，信徒們各自拿出部分錢財作為“互助金”上交，用於互助共濟，確保農業生產及時進行。這片實驗田“田蠶興旺，生理豐富”。周邊群眾紛紛加入，膜拜鐘相，稱他為“鍾老爺”、“天大聖”。到公元1120年前後，他的信徒已遍佈洞庭湖沿岸各州縣，正式揭竿起義。
在和官府的戰鬥中，鐘相本人遇害，接任的楊么仿照“軍屯”制度，實行“兵農相兼、陸耕水戰”的政策，起義軍將士平時在土地上耕種勞作，戰時則退入洞庭湖水域，進行水上作戰。由於後勤有保障，起義軍又擅長水戰，南宋政府一直沒能收服楊麼，直到民族英雄岳飛掛帥上陣，才把這場起義鎮壓下去。
在農民起義裡，更加有名的眾籌模式是太平天國的“聖庫”，據說庫裡藏著金山銀海，曾國藩攻破天京後，掘地三尺都沒能挖到這筆錢財。
人們大概不知道，這種制度起初是為了營救蹲牢房的會員。在早期傳教階段，“拜上帝會”的二號人物馮雲山，被鄉紳以“謀逆”罪告發到官府，另一領袖楊秀清帶頭砍柴燒炭賣錢，同時發動教眾四處籌款，徵收“科炭”。所謂“科炭”，即燒炭工們每賣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炭錢積貯起來，作為常備的公共基金，應對意外事件。
“拜上帝會”的大部分信徒是燒炭工，大夥積攢力量終於籌到一筆錢，疏通官府，救出了馮雲山。1849年夏天，“拜上帝會”的成員王為政、吉能勝被官府抓走，蕭朝貴再次號召“科炭救護”：“總要兄弟齊心，有一升米，都要分半升救政、勝二人也。”
隨著組織的壯大，各種開銷也增多，“科炭”作為一項制度固定下來。營救被抓的“拜上帝會”成員要錢，刊印宣傳小冊子要錢，幫助生活貧困的教徒要錢，製造、購買自衛武器要錢，防災備荒、治療疫病都要錢。但是僅憑几個燒炭工捐助，資金是遠遠不夠的，“拜上帝會”的事業發展主要靠有錢的VIP會員。
現在一提起農民起義，想到的都是苦大仇深的老佃農，實際上也有出身富戶的革命領袖。韋昌輝在金田村有百畝稻田和幾家店鋪，另一頭領石達開，史書上說他“俠義好施”，實際就是黑道背景，很有勢力。還有胡以晃，雖然知名度不高，但卻是“拜上帝會”早期重要頭目，他擁有的田地連跨三縣，是富甲一方的大土豪。在金田起義之前，“拜上帝會”公共資金的最重要來源，都來自富裕會眾。
1849年年底，石達開率廣西貴縣“拜上帝會”成員與當地團練大規模械鬥，石氏宗族的石福隆、石賢隆傾盡家中存糧支援，在戰鬥的關鍵時刻，當地另一大戶黃玉繡在石達開的勸說下，進行風險投資，給予財物支持，終於使得“拜上帝會”立威稱霸。1850年2月，胡以晃提議變賣家中所有田產，將所得及其他財產悉數捐給“拜上帝會”，以竟“天父天兄之偉業”。這個提議正好契合了“拜上帝會”“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處處平均、人人飽暖”（《太平天國詔書》）的理想。
洪秀全把所有會眾的個人財產聚到一起，建立一個龐大的財政體系，也就是所謂的“聖庫”，並規定“一切繳獲交歸聖庫”。韋昌輝家族，以及胡以晃、石達開等少數富有者，變賣了田產、房屋，將財產盡數捐獻。至此，洪秀全的“人間天國”大業，終於有了一筆不菲的啟動資金，確保了兩年後金田起義所需的大量物資。
劫 官府、掠富戶，連太監都不放過。
大多數人印象裡，農民軍的形象是公正廉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事實上要複雜得多。大部分起義軍隊脫離生產，類似鐘相起義、太平天國這種自我生產模式是極其罕見的，起義軍為了解決後勤問題，往往採取最簡單、粗暴的辦法——搶富戶。此中高手是唐末起義領袖黃巢，他的足跡遍佈陝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數省市，部隊來回大幅度高速流動，縱橫上萬裡，搶遍了半個中國。
黃巢軍流動作戰當然不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他們四處流動的原因很簡單：裝備太差，明顯幹不過正規化的官軍。流動作戰的另外一個目的是為了“打糧”，劫掠財物，以養活部隊。
黃巢的作戰模式千篇一律：集中兵力攻下一座城市，然後縱兵大掠，把豪門富室一掃而空，滿載而歸，官軍壓境後，撤到山林荒野。黃巢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跑路和搶糧上，不斷地進攻、逃跑、轉移，很少固守一地，久而久之有了經驗，從一群烏合之眾變成了運動戰的專家。
到了後期，黃巢實力增強，注意自身形象，打下長安後宣傳：“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剛開始時義軍看到窮人，還施捨財物，但這只不過是暫時現象。農民軍通過先前的搶掠已經變得極為富有了，幾天之後，起義軍花完錢財，故態復萌。當時黃巢忙於登基，而許多部下遲遲得不到封賞，於是義軍將士變成了明火執仗的強盜，在長安街頭殺人越貨，“各出大掠，殺人滿街”。
這些過去的受壓迫者尤其憎恨唐朝官吏，“得者皆殺之”，義軍還瘋狂搶掠豪族財產，美其名曰“淘物”，並勒令富室之人不準穿鞋，一律赤足行走。起義軍攻長安時，詩人韋莊因應試正留在城中，耳聞目見都城慘象，寫下《秦婦吟》：“華軒繡轂皆銷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然而長安還不是破壞最大的城市，最嚴重的暴行發生在廣州。由於北方的官軍勢力強大，黃巢曾一度轉戰到唐王朝統治薄弱的南方地區，乾符六年（879）9月，起義軍攻克廣州。這夥山東農民軍到達廣州的港口後，頓時驚呆了。這裡車水馬龍，繁華富庶，而且有著多彩的外夷文化，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眾多。
黃巢連番血戰，糧草早已殆盡，見此景象，開始一番新的搶掠。軍隊見人就殺，看到值錢的就搶來，把船上的貨物全部收繳，不值錢的便一把火燒掉。一時間屍體堆積如山，海水都被染成了紅色。廣州屠城事件在《新唐書》和《舊唐書》裡是沒有的，只有在外邦人寫的史書裡記了下來。根據阿拉伯的蘇萊曼所作《中國印度見聞錄》，估計有十二萬外國商人被殺，其中包括回教徒、基督教徒、猶太人。
自黃巢之後，明末農民軍的搶掠手段到達一個新的高峰。李自成、張獻忠等義軍在早期作戰也是學習黃巢，每過一地，錢、糧、人口一併掠走，經常號稱幾十萬大軍，實際上就是幾十萬被裹挾的百姓而已。
到了西安建立大順政權時，他仿照明朝六部，設立了兵、戶、刑、禮、吏、工“六政府”，但在史書中，根本查不到李闖政權的財政記錄，只有各種搶。
“賊大宴關中縉紳，出秦府金銀器皿分與之，謂曰：‘餉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軍需。’且令左右露刃脅之。皆戰慄署諾惟謹。”
“責渭南南氏餉一百六十萬，禮部尚書南企仲遇害，南家的兒子、侄子都被炮烙而死。”
李自成進入北京後，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籌措財貨，將府庫、皇宮、宗室、勳親的財產，全部抄收，連太監的家當都沒放過，《明季北略》稱：“賊將各踞巨室，籍沒子女為樂，而兵士充塞巷陌，以搜馬搜銅為名，沿門淫掠。”
李自成還史無前例地設立了專門的追繳機構，而且一建就是兩個。大順政權在“戶政府”下設立“摧餉司”，專管其事；“刑政府”下又有“此餉鎮撫司”，配合以刑事打擊。大將劉宗敏製作了5000具夾棍作為刑具，“木皆生稜，用釘相連，以夾人無不骨碎”，夾得餉銀超過7000萬兩，相當於明朝正常歲入的5倍。
普通民眾忍受不了劫掠，農民起義反抗農民起義。
在傳統史觀中，農民起義軍多是劫富濟貧的形象，但如果仔細分析一下一度被捧得很高的水泊梁山義軍，會發現，搶掠普通百姓也是他們的重要工作。
《水滸傳》裡梁山好漢打破大名府中有這麼一段：“比及柴進尋著吳用，急傳下號令去，教休殺害良民時，城中將及傷損一半”。顯然，在傳安民命令之前，梁山大小好漢已經屠了半個大名府。其實，每攻破一地宋江哥哥都會下達類似命令，如青州，“宋江急急傳令，休教殘害百姓。且收倉庫錢糧”。這個“急急”與大名府的“急”交相輝映，看來梁山好漢可不如宋公明吹噓的那麼仁義。
如果說《水滸傳》是小說不足為證，那可以再看看太平天國。太平軍前期只是打劫官府，到1860年時，劫掠的對象已經不再侷限於富戶，太平軍“蒐括四鄉”，連貧家也“無有免者”。在浙江麗水，太平軍“搬運糧食絡繹不絕，富者倉廩皆罄，貧者亦升斗無餘”。由於太平天國政權徵稅過重，導致了部分地區反叛，出現了農民軍反抗農民軍的奇觀。
咸豐四年（1854）2月，太平軍攻克安徽徽州，在黟縣徵糧，賦稅沉重，引發當地鄉民的激烈反抗。百姓持鳥槍殺死太平天國官吏數人，最終太平軍發兵彈壓，把抵抗的鄉民悉數燒死。（見佚名《徽難全志》）
咸豐十一年（1861）12月，江蘇無錫安鎮東市四圖莊鄉民聚眾抗租，民眾均以青布扎頭為標誌，發動騷亂。在太平軍主將黃和錦的鎮壓下，鄉民被迫接受“鄉官調停，一律還租”的條件。（見佚名《平賊紀略》）
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浙江包村起義，太平軍進入江南後橫徵暴斂，平民包立身起事，組織“東安義軍”，對抗天京政權。從咸豐十一年11月到同治元年（1862）3月，洪秀全先後派出數萬將士攻打包村，侍王李世賢、戴王黃呈忠、梯王練業坤、首王範汝增、來王陸順德聯合，率十餘萬太平軍圍困包村，立誓“不破包村不還”。
這場戰鬥異常激烈，從店口至高湖連營六十餘里，歷時9個月、死傷數萬人，太平軍中甚至流傳有“甘棄南京而破包村”的口號，忠王李秀成之子便是死於此役。最終，包村被攻破，被屠上萬人。
教科書把這些反抗力量稱為地方團練、地主階級反動勢力，但東安義軍不同於當時的 “奉札辦團”，不具有團練性質。包立身和太平天國作對，卻也沒有投靠朝廷。在包村起義的檄文中，包立身宣誓起義之宗旨在於“救蒸民於水火”，保衛鄉里秩序，並沒有表達對滿清皇帝的忠誠。
相比太平天國幾個領袖，起義領袖包立身還是徹頭徹尾的農民，在時人的筆記、書信中，多有包立身“世業農”、“農家子”、“本村甿”、“家世力農”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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