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倫的悲劇是人們熟知的。王倫悲劇產生的原因是什麼?人們批判的矛頭往往投向王倫“嫉賢妒能”的個人品行。不錯,嫉賢妒能的確是王倫短促一生的突出表現。但王倫悲劇的原因決不止於此,而是有更深刻的社會根源,這就是他逆農民起義軍蓬勃發展的歷史潮流,終被歷史所淘汰。換句話說,王倫是“反潮流”而亡的,這就是他的真正悲劇所在。
北宋末期的農民起義潮流。
北宋末期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異常尖銳複雜,農民起義風起雲湧,佔山為王的綠林豪傑,層出不窮。單徽宗時期,就有發生在睦州青溪縣,由方臘領導的農民革命戰爭。方臘在1120年十月初九日,舉起義旗,短期就發展到幾萬人。十一月初,建立政權,自稱“聖公”,立年號為永樂。義軍發展如此之神速,表明當時階級矛盾的尖銳,反映出廣大群眾如久旱盼雲霓那樣盼起義造反的心情。此外,還有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有河北、京東等路的農民起義。河北路張迪
“聚眾數十萬,陷州縣”;
河北路高託天在太行山起義,自稱有眾三十萬人。京東路張仙號“敢熾”,率領起義軍十萬人,等等。《水滸》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種如火如荼的階級鬥爭情景,書中正面寫到所謂“佔山為王”、“落草為寇”的義軍,有少華山、桃花山、清風山、對影山、黃門山、飲馬川、二龍山、白虎山、芒碭山、枯樹山等十幾處。這各股力量的頭頭、自然成分複雜,聚義起事原因及行動目的、綱領也各不相同,但他們同農村的階級壓迫、階級剝削,總有或多或少的聯繫,他們又往往要匯入各個農民起義的大股力量中,他們的絕大多數“嘍羅”又都是農民。因此,這佔山為王的各股力量,總是或強或弱帶有農民義軍的性質。但這樣的各個孤立的小股義軍,是難以抵禦整個封建朝廷的龐大軍事鎮壓的,
因此,義軍只有壯大自己力量,只有“發展統一戰線”,招納各方豪傑和造反者,只有走聯合起義的道路,才能求得生存、壯大和發展,才能造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這便是歷史的潮流。誰順乎這個歷史潮流,順乎這個時代發展的總趨勢,誰就會得到群眾的擁護;反之,就會被歷史潮流和群眾所淘汰,直至徹底失敗。在這一場嚴峻的歷史考驗面前,很可惜,王倫未能經得住考驗,他不自量力地逆潮流而動,遭到了身亡名臭的下場。
首先,農民起義要求領導有“廣攬人才”的政策。
農民起義的歷史潮流,要求義軍領導者採取“廣攬人才”的政策,走聯合道路,不斷壯大自己的力量。但王倫卻基本上採取了“據山自守”的關門主義“路線”,捆縛了義軍手腳,嚴重影響了義軍的發展。
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慘遭高俅迫害,在忍無可忍、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自願上梁山,並向義軍表示背叛朝廷,“一死向前”、拼命效力的心跡。這對於力量尚弱的王倫義軍,正是求之不得的“雪中送炭”。朱貴理解到這點,他對林沖說:
“兄長名震寰海,王頭領必當重用。”
但王倫以所謂“小寨糧食缺少,屋宇不整”為由,拒絕接納,要把林沖打發下山去。後雖經杜遷、宋萬、朱貴等頭領的曉明大義和苦心規勸,王倫才被迫接收下來,但對林沖依然“懷妒賢嫉能之心”,採取排擠、輕蔑態度。
晁蓋、吳用等好漢,義劫生辰綱事發,遭到官府追捕,於是他們高舉義旗,率眾投奔梁山。晁蓋等的投奔,比林沖的投奔意義更大。它不是為梁山增添一個人,而是增加一支生力軍!它生動反映了“官逼民反”的嚴酷形勢,反映了各支義軍自覺不自覺地都要走“聯合造反”道路的歷史趨勢,就像“三山聚義打青州”所展示的那樣聯合鬥爭的情景。但是王倫依然以
“只恨敝山小寨,是一窪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
和所謂“糧少房稀”為藉口,照樣要把晁蓋等人“發付下山去”。這表明王倫不僅拒絕有能耐的豪傑,而且也拒絕有力量的整支義軍,這種舉動完全同當時的潮流背道而馳。
第二,義軍歷史發展的潮流,要求把最有能力最有權威的人推到義軍最高領導地位。
“唯能者王”,是被歷史被群眾所承認的。但王倫卻信守陳舊落後的所謂“先來後到”的信條,誰首先佔山為王,誰就可以一直霸佔王位。
林沖來投奔,王倫明明知道自己又“沒十分本事”,而林沖卻是“必然好武藝”,明明知道梁山義軍“人力寡薄”,需要不斷壯大隊伍,但是他卻頑固堅持狹隘錯誤的思想,把梁山看作自己的私有財產和資本。就像林沖痛斥他的
“這梁山泊便是你的!”
為了保住自己的寨主寶座,為了避免日後所謂“眾豪傑勢力相壓”,被他人“占強”,王倫不顧大局,拒絕一切有能耐的好漢上山。這是同義軍發展的歷史潮流相違背的。在農民起義軍中,歷來是有權威的有能耐的人當頭的,不這樣不足以服人,也無法形成一個真正的領導核心,而無核心領導力量,義軍就得不到壯大、發展。
義軍首領的產生,不外有幾種情況：
一是義軍的拓荒者、開山者、發動者和組織者,本人較有本事,一直有能力掌握領導權,也為眾人所信服,如少華山的朱武、清風山的燕順、黃門山的歐鵬等,
二是在義軍發展中,有“後來居上”者,原先領導者對新來的能人經一番摩擦,最後拜服,讓出尊位,自己坐了次位,如桃花山開山王周通,在同李忠的一次廝殺中,被打敗了,他便把李忠留在山上坐了第一把交椅;
三是“開山者”無能耐,又不佩服後來的“強者”,經番火併,終於產生新的領袖。如二龍山頭領鄧龍,實行來者皆拒的極端山頭主義和關門主義,那魯智深前去投奔,“叵耐那廝不肯安著灑家在這山上”。結果,魯智深、楊志、曹正便聯合起來攻打二龍山,火併鄧龍,進而佔山為王。“林沖火併王倫”則是更為典型的例子。
凡此種種說明:誰當義軍的頭領,並不能完全以個人意志為轉移,而是要順乎潮流,尊重歷史的選擇。否則會碰得頭破血流。王倫明明知道事事不如人,卻偏偏要同大勢大局對抗一番,焉能不身亡名裂?
第三,義軍發展的歷史潮流,要求義軍領導人具備起碼的“德才兼備”的素質。
可惜王倫的素質太差了,從個人德行看,他嫉賢妒能,心胸狹隘,排擠人才,言清行濁;從政治角度看,他無遠大眼光,提不出綱領口號,僅僅滿足於固守山頭,打家劫舍；多從組織管理角度看,他推行頑固的山頭主義和關門主義從才能看,他不僅無雄才大略,而且缺乏起碼的策略思想,只是個
“落第窮儒,胸中又沒文學”。
至於武藝,十分平庸,在林沖火併之時,他驚慌失措,束手無策,足見是個窩囊廢,而當他呼喚:“我的心腹都在那裡”時,雖有幾個身邊心腹的人,本待要來相救,見了林沖這般兇猛頭勢,誰敢向前。這也反映了他的不能服人和缺乏知心人。客氣地說,王倫“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這樣缺德、少才、無智慧的人,豈能為王?所以王倫的被淘汰,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正是:堪笑王倫妄自矜,庸才大任豈能勝。
第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看。
從王倫推行“關門主義”所產生的客觀效果看,亦足以證明王倫的下場是順潮流、得人心的。在那個
“宋室之元氣索然,厭厭不振”,“盜賊四起”,
人心思變的動盪年代裡,王倫、杜遷等人首舉義旗,在梁山起義。如此義舉,好比在千百萬受苦受難者的心中,燃起希望之燈,梁山就成了被壓迫人民所向往的光明去處和所憧憬的一塊“王道樂土”。正是人心思變,人同此心,心向梁山。如在石褐村捕魚為生的窮苦漁民阮氏三兄弟,曾經何等嚮往梁山,所以“幾遍商量,要去入夥”；又如那丟失了生辰綱的楊志,在無處投身之際,首先想到是“欲投梁山泊去”;再看那晁蓋眾英雄,在劫取生辰綱事發、遭到官府追捕之際,首先想到的也是梁山泊
“出寨裡好生興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
這就叫做人心所向、百川歸海。
但是,梁山的這般好名聲,由於王倫實行關門主義,排擠林沖,極大地敗壞了。梁山那明燈般的光芒在人們心目中一閃便熄滅了。阮氏兄弟雖然曾經嚮往、羨慕,但一聽說王倫
“心地窄狹,安不得人,前番那個東京林沖上山,嘔盡他的氣”,因而“弟兄們看了這般樣,一齊都心懶了”。
楊志丟失生辰綱後,本來是想投梁山的,但酒店老闆曹正卻規勸楊志不要去,說
“王倫那廝心地匾窄,安不得人”,“我師父林教頭上山時,受盡他的氣”。
由此人們深切感到:王倫的嚴重錯誤,已不僅是個人品德問題,也決非涉及林沖一人,而是一個關係到梁山事業能否存在與發展的重大原則問題。事實告訴人們,王倫已成了阻礙義軍事業發展的絆腳石。林沖以自己的膽識,當機立斷火併王倫,搬掉義軍前進路上的這塊絆腳石,是順乎潮流,深得人心的壯舉。如果再聯繫到另立“仗義疏財,智勇雙仝”的晁蓋當塞主,“一從火併歸新主,會見梁山事業新”的一派興旺景象,則從另一側面證明了火併王倫的正義性及其良好效果。
綜上所述,王倫的被淘汰,是潮流發展的必然,是歷史的選擇。至於採用何種淘汰形式的問題,則應根據具體情況來分析。有人說,王倫雖不配為山寨之主,有令人憎惡的低下品行和嚴重錯誤,但不能認為他的被殺是罪有應得的。理由是王倫曾作為梁山開山祖,對梁山義軍的建立是有功的,他的錯誤終究只是個思想認識和品德問題,把他殺了太過分了。那麼不殺掉該怎辦?
持這種看法的有人提出如此方案:在對王倫錯誤進行糾正的基礎上,加以武力助威,逼王倫下臺,扶晁蓋為寨主。
抽象地看,這說法似乎也有點道理,王倫的確是立過功,又哪有人家不接納你,便把人家殺了的道理?但在實踐上卻是行不通的。我們不能用現在的政策觀念和刑事法律去理解或規範古代的人物與事件。今天看來,王倫當然不該殺,可以考慮給予諸如“降職”、“撤職”、“調動工作”、“換崗位”之類的處分。我們似乎還可以講,不給出路的政策總是不好的。但我們的這一套卻是很難套在《水滸》人物頭上的。
林沖等人,只能按當時的觀念去處理當時發生的問題。在林沖看來,王倫是個“笑裡藏刀,言清行濁的人”,是個“嫉賢妒能的賊,不殺了,要你何用!”因而是合該殺的。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作為今天的我們也只能認為林沖抓住了“政治大方向”,他的行動代表著義軍發展的流。再說,在那樣緊急情況下,也容不得“研究研究”一下怎麼“合情合理合法”地處理王倫的問題。當時是“火併”,是你死我活。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問題。誰贏誰輸,誰死誰活尚且還不知道,哪能考慮什麼政策觀念呢?
我們還可以深入地看王倫的被殺,完全是他自尋的。
他雖然頑固地逆潮流而動,他的被淘汰是肯定無疑的,但並非一定要以被殺的形式來淘汰,別人如林沖、晁蓋等也並非一定要殺死他。他的死,是他的性格和林沖等人性格衝突的結果,也是他的思想合乎邏輯發展的結果。
首先決定於林沖性格。此前,武藝才智蓋眾的林沖受盡了王倫的歧視和排斥,被勉強吸收進來後僅坐了第四把交椅。他對王倫拙劣品行有所瞭解,亦隱藏了不滿情緒。當林沖敬重的晁蓋、吳用等人再次受到王倫阻攔之時,林沖的怒氣和怨氣便忍無可忍。這是他火併王倫的性格依據吳用、晁蓋的上山則急速期劇了王倫與林沖的矛盾鬥爭。吳用看出了王倫的排斥之意和王倫、林沖之間的潛在矛盾,於是便決定採取
“略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併”
的計謀。可見,林沖火併王倫的性格內在因素和外來因素,幾乎是同時產生與發展起來的。果然,在王倫宴請眾好漢時,吳用以虛抑實、明勸暗助的方法,促使了林沖的火併行動。因此,“火併”這一情節,也是完仝符合吳用、晁蓋等人的思想性格的;而王倫之所以落個“搠倒在亭上”的下場,是因為他
“獨據梁山志可羞,嫉賢傲士少寬柔。只將寨主為身有,卻把群英作寇仇。”
這是根本原因。但這還不能說明王倫非被“火併”不可。如果他接納吳用等人入夥；如果他“把群英作寇仇”的氣焰暫時收斂點如果他知趣點,權且先讓著林沖點，等等。那麼,是有可能一時產生不了火併的。因為此刻的林沖並沒有非殺死王倫不可的想法,更沒有乘此機會霸山為王的野心。他對晁蓋、吳用說道:
“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廝語言有理,不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廝語言有半句參差時,盡在林沖身上。”
這所謂“萬事罷論”正是給王倫留下了懸崖勒馬以至合作聚義的迴旋餘地。直至王倫在宴會伊始之際,發話遣送晁蓋、吳用等人下山,林沖才決定訴諸武力。可見,王倫遭殺身之禍,是他性格發展的必然。
那麼,不殺王倫行嗎?
且不說當時那熾烈化的火併氣氛,根本不可能來個什麼逼他下臺之類的處理方式。如真的不殺,留下王倫,又會出現什麼局面呢?
王倫的為人已經說過了,是那樣惡劣!那樣不能容人!他會甘於寂寞,離開他的寶座嗎?他會甘心居於人下嗎?當然都不會,因而不殺也是很難辦的。同時,我們還要看到,當時處置王倫的問題,是一種雙方拼死的爭鬥,而不是在一個有“統一領導”的和平環境中的“幹部安排”和“解決幹部糾紛”之類的問題,哪來什麼掌握分寸妥善處理的可能呢?
總之,王倫的死是“反潮流”的結果,對這種死,也只能放在具體環境和一定歷史條件下去進行理解,才能得出符合作品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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