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以王振擅權開釁，乃復辟而後，猶追念不巳，抑何其感溺之深也。——張廷玉
終明一代之歷史朝局，使得後世之人津津樂道的無過於貫穿明朝上下的宦官干政一事，以至於在大眾的印象中，明代數次的闇弱垂危，都與權奸宦官離不開干係，甚至是罪魁禍首般的存在。自明太祖朱元璋將丞相之位廢除之後，帝國政權的上層結構便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皇帝與群臣之間的拉鋸戰便打響了，而宦官便成為了皇帝手中與群臣對抗的工具。
因而在明一代，權宦所執掌的權力，絲毫不亞於三公九卿。作為明代歷史上第一位權奸宦官：王振，拉開了明朝歷史上第一次傾覆性的危機，使得才歷經六十餘年的明朝，蒙上了一層陰影。而後世對其人的口誅筆伐自然絡繹不絕，可很多人卻對一直站在王振身後的明英宗朱祁鎮費解，為何在復辟之後，
立碑祭奠這個導致自己喪權辱國的大太監。 昏君奸臣聯袂登場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一代明君宣宗皇帝朱瞻基駕崩，年僅八歲的朱祁鎮作為皇太子順利地繼承皇位，史稱明英宗，次年改元“正統”。
朱祁鎮甫一登基尚且年幼，國事政權斷不能親自掌握在手中，往往按照傳統禮教慣例，以及明宣宗朱瞻基的遺詔安排，此時明朝最高權力掌握在朱祁鎮的祖母、太皇太后張氏手中，由其人代天子執政，還輔有名臣“三楊”在內閣為皇帝出謀劃策，這一概都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安排罷了，於是大明朝順利且安然的度過了這一時期，並且國力蒸蒸日上，帝國上下經過幾代明君的勵精圖治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正統七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張氏病逝。明英宗朱祁鎮開始親政，正式成為了大明王朝的掌舵人。早在繼位初期，英宗朱祁鎮尚且
風華正茂、滿腔熱血，常自比與父祖先輩，心懷定國安邦的壯志籌謀。可朝廷政局並是誰年輕誰有精力就可以胡來掌握的，年輕的朱祁鎮坐在凌駕於萬人之上的龍椅寶座上，開始對屬於自己的帝國展開手腳。
可皇帝即便是再至高無上，也不過是肉體凡胎的一個人，群臣或許心中有所畏懼，但涉及自身原則或是利益，依然敢和皇帝對著幹。 更何況法不責眾，百官臣子都是一個個的裙帶勢力，力量自然不可小覷。
可明代的皇帝並不都像明太祖皇帝朱元璋、明成祖皇帝朱棣一樣精力旺盛、鬥志昂揚，所以在明宣宗一代宦官作為皇帝身邊最為值得信賴的人群，地位日漸水漲船高。以至於往後發展，很多權臣要穩固自身的地位權勢，都不乏與皇帝身邊的宦官結交。
明代的張居正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而到了明英宗朱祁鎮這一朝，作為皇帝朱祁鎮貼心的伴侍王振，早在明英宗還是皇太子時期便相伴左右，兩人之間建立的深厚的情感，明英宗執掌大權之後便授命王振為宦官中權力最大的司禮監掌印太監，此時權位煊赫一時。
喪師辱國之恥史載萬年
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蒙古瓦剌部四路進犯明朝疆內，除了國家重鎮宣府、大同之外，守衛的堡塢均被攻克或放棄，瓦剌鐵騎馳騁在廣闊的邊塞燒殺搶掠，此時邊疆問題成為了國家首要之事，嚴重影響到了國家政權的安穩。在這樣的危急的情況之下，明軍出擊已經成為了必然的選擇。
此時明英宗朱祁鎮不免回憶，歷代的先祖皇帝屢屢親征大破蒙古軍隊，建立下了赫赫軍功，使得年少輕狂的朱祁鎮心中也產生了極度的嚮往，可群臣百工集體上書諫言勸阻皇帝親征。
其實雙方的意願都不是沒有道理的，明英宗朱祁鎮認為，此時的大明國力強盛到無以復加，軍備強盛，打敗區區的瓦剌自然是獅子搏兔，自己御駕親征只是順勢而為，增添自身的權勢威名。可百官認為親征根本上沒有必要的事情，君者公器也，自然不可立於危牆之下，況且明英宗自幼長於深宮，並不熟悉兵事，況且軍備強盛只需派遣一熟知兵略的將軍即可。
這時候在皇帝與群臣分歧之間，宦官勢力的代表人物王振毫無疑問的站在了皇帝這一邊。這更加坐實了明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信心，號稱率五十萬大軍出征（實則二十萬之間）。
在原本的設想戰術上，皇帝朱祁鎮率領著無往不破的明軍主力與卑鄙的瓦剌人決戰，畢功於一役，然後班師回朝，享受群臣百姓的追捧。
可明英宗朱祁鎮萬萬沒想到的是，這支彙集了大明朝舉國精銳的王者之師卻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遭遇瓦剌騎兵部隊的突襲，全軍受限於地形作戰，隨軍出征的明朝高級將領和朝臣盡數被殺，朱祁鎮本人也成了瓦剌的俘虜。歷史上將這次軍事慘敗事件稱為“土木堡之變”。
因緣浮沉自有果
皇帝被俘虜之後，所率領的軍隊幾近覆滅，明朝歷代積澱的三大營的精銳更是損失殆盡，於國於史可謂是恥辱。那被後人認為是罪魁禍首的王振呢？結局如何？
根據《明史記事本末》記載，王振被英宗的護衛將軍樊忠錘殺，樊忠在兵敗恥辱之下，仰天怒吼：“吾為天下誅此賊”，最終陣亡於突圍的刀鋒劍芒之下。這段典故也被很多地方引用，也是最為大眾熟知的一面，暗合大眾心中的情感取捨。
可令人生疑的是，明英宗朱祁鎮“奪門之變”復辟功成之後，依舊不忘曾經最為要好的王伴伴，下詔為王振正名，並以香木作為雕像，祭葬招魂。
更是在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明英宗開祖宗之先例，在京城智化寺為死去的王振建立旌忠祠，以祭祀其人的亡靈。為宦官設祠，與明朝歷史上可謂是鮮少罕見的，何況是被定性有矇蔽主君、喪師辱國的太監王振？明朝權宦如汪直、劉瑾、魏忠賢等人，榮寵權勢絕不下於王振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這也的待遇卻是絕無僅有的。
其實，在明代的歷史上，宦官的權力雖然煊赫一時，但他們只不過是皇帝意志的代言人，只能在皇權的陰影下胡作非為。可恰恰如此才得以佐證，宦官集團的所作所為都是皇權放縱下的產物。
維繫王振與明英宗之間最重要的便是二人多年相伴的感情線，也正是因此王振才可以結黨營私、胡作為非，明英宗親征瓦剌雖說是王振勸勵下的結果，可若不是明英宗朱祁鎮本身有這樣堅定的想法，王振也不過是皇帝壓制群臣的工具罷了，乃至於土木堡之變後，史書秉持為尊者諱的原則，王振此人便成為了承擔所有責任的禍首。明英宗朱祁鎮可能是因為對其心有愧疚，才在復辟之後為其祭奠，聊表歉疚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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