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追蹤疫情二十多天後，單讀要恢復讀書了。因為這場災難，很多人的生命被永遠地改變，甚至失去了它，我們依然很難平靜下來，於是決定換一種方式，邀請老朋友們談談他們這段時間的閱讀和感想。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文學和知識界也應該開啟自己的反思，重讀這個世界了。
第一位是雙雪濤，他說，“很多時候，憤怒使人盲目，但是在一些時候，憤怒使人清醒，擊碎假裝沉思實際袖手旁觀的外殼，思考文學本質上的活力和去向。”
我們走在地獄的屋頂
隔離的這段時間，我的生活變化不大，因為作家的大部分生命是在自我隔離裡度過的。疫情開始之初，我在看加繆的《異鄉人》的結尾，之後在讀《傑克·吉爾伯特詩全集》，吉爾伯特，一位來自匹茲堡的詩人。他寫匹茲堡：溜亮的腿，頑固而威嚴，不可屈服。/ 所有的緊握與奔流，浩大的吸吮和根深蒂固的優雅。他寫死去的妻子美智子：因為永遠不在了，她就會 / 更清晰嗎？因為她是淡淡蜂蜜的顏色，/ 她的潔白就會更白嗎？/ 一縷孤煙，讓天空更明顯。/ 一個過世的女人充滿世界。
隨後疫情嚴重了，閱讀沒有中斷，開始讀《米沃什詞典》，但是我開始使用微博。再偉大的互聯網作家也不是作家，互聯網因其迅捷高效，天生不屬於世界裡真正嚴肅的部分。但是在這個時候，重要的是聲音，破喇叭的音質也可以傳到操場的另一邊。最讓我震動的，一是我們的國家為什麼要遭此劫難？無數的普通人染病，絕望，死去，而大部分人成為客廳和臥室的囚徒。另外一些人高喊著口號，想要將此事引向一場勝利。它喚起了我內心的憤怒，很多時候，憤怒使人盲目，但是在一些時候，憤怒使人清醒，擊碎假裝沉思實際袖手旁觀的外殼，思考文學本質上的活力和去向。米沃什在其他場合提出過一個哲學問題，晚上開車的狀況，有一隻兔子在車燈前面跑，兔子不知道如何擺脫光束，它向前跑。他感興趣的是那種在此情形下對兔子有用的哲學。我想此刻我們很多人都是這隻兔子，也在思考什麼是對我們“有用”的哲學。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 年 6 月 30 日－2004 年 8 月 14 日），波蘭詩人、作家、外交官，於 1980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第二點令我震動的是所謂精英知識階級的反應。更多的知識分子善於鼓勵別人說真話，而自己從來不說。或者在等待一個更有效的方式和更妥當的時機，結果就是什麼也沒有說什麼也沒有做。在這種語境中，發聲的人反倒顯得愚蠢，像方方老師寫的封城記錄，一方面遭到主流話語的刪除和壓制，一方面竟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嘲諷和蔑視。在這樣的環境中，靜止的人永遠顯得最聰穎，車禍不會找上待在樹上的人。形成這種態勢的原因一是因為大眾已經崛起，而寫作者和讀書人已經邊緣化，“啟蒙運動”早已失敗，平臺已經消失，所謂嚴肅人士的聲音甚至僅限於相互鼓勵對方熬過這段日子。大眾所追隨的聲音已經是別的，話筒挪走不在這裡了。二是，有人試過，沒用。疲憊。不值得。徹底失望。很多“看透了”的沉默者，不是因為膽怯，是因為覺得沒勁。一場註定要輸的比賽，穿上什麼樣的球鞋都沒有什麼用處。這兩點不能割裂開來，而是相互作用，才引發了理想主義在精英階級的失效，然後大部分人去追求富裕和娛樂，小部分人在書房裡尋求更純質的體會，兩方從不打照面。目前最具力量的是行動著的媒體人，他們衝鋒陷陣，尋找真相，令人尊敬，但是那些更深層次的根本性的聲音幾乎沒有。我讀了周雪光教授的文章，被刪除，又被傳遞，實際上，我認為從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談我們當下的處境是偏離了正題的，目前涉及的並非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但是這篇文章還是引起了不小的聲響，是因為他試圖在憤怒之外從一個嚴肅和根本性的角度切入現實，這樣的東西少之又少（15 日又有秦暉教授《不能真把防疫當戰爭》，補記），有能力的人不寫，沒能力的人寫不了，才顯出這篇文章的珍貴。一個真相與美缺失的社會永遠孕育著現實災難和人文災難的種子，因為經濟發展而遮掩的這些早已被歷史證明的常識如果還不能回到我們的生活裡，所有人追求的物質生活和安逸的自轉其實都是有意無意的自我矇騙，因為人類生活絕不是僅此而已，不單是說我們這種造物單純精神層面對智識的需求，而是它遲早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作家的工作在現實層面非常渺小，但是如果作家也放棄了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那寫幾行字，搞幾部電影也確實沒什麼大意思，無非是生產了一些無魂的材料而已。小林一茶有兩行俳句：我們走在地獄的屋頂/凝望著花朵。
作家恨一些東西，必然地，是因為他（她）愛一些東西。
2020 年 2 月 16 日 星期日
《米沃什詞典》
（節選）
《米沃什詞典》
[波蘭] 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
西川、北塔 譯
理想國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MISFORTUNE（不幸）。我們不能簡單地漠視不幸，以為只要否認它的存在就可以安心，因為它的確是存在的。既然無法擺脫它，我們所能做的只是選擇一種跟它相處的策略。當外敵侵犯蜂窩時，蜜蜂肯定要在蜂窩周圍塗一層蠟。唉，這種在入侵者周圍塗蠟的勞作必須重複進行，但這是必需的，否則不幸就會來控制我們的所思所感。
無數的人，包括那些早於我們的人和那些與我們同時代的人，都已經認識到或即將認識到不幸。由於不幸的普遍存在，《約伯記》具有永恆的意義。其第一幕把不幸看成是一種懲罰，約伯的朋友們要讓他相信的就是這一點。如果他跟他們的爭論沒有涉及目的論，我會說，他們是對的：不幸的降臨是一種報應，一種懲罰。由於我們在遭遇不幸時想到我們的罪，不幸的降臨在某種意義上就被證明是正當的。約伯反駁說，他沒有罪，這使我們感到驚訝：什麼東西使他如此確信自己的美德？不過，那可以被稱作《約伯記》第二幕的，是為上帝的辯護。此處的上帝就像一個人，而不是獎勵或懲罰的施予者。如果約伯真是無辜的，那麼上帝之所以要懲罰他，是因為上帝喜歡那樣做。這意味著，我們對正義和非正義的理解並不適用於那個一直指向上帝的指控，那個指控往往被壓縮成一聲驚呼“為什麼？”波舒哀在佈道中說，上帝照應著個人和歷史，主管著獎勵和懲罰。這樣的上帝形象是合乎邏輯的。如果把這一觀念擴大到整個宇宙的維度，那麼我們對善良的追求就只能靠仁慈的上帝來滿足了，上帝不會讓數百萬的生靈屈從於痛苦和死亡。去創造一個跟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相像的宇宙並不令人愉快。“為什麼我非得要做好事？”上帝問道，“你從哪裡得到這樣的想法？”
不幸就是不幸。當你用蠟把它封起來，你還是不能心安理得，因為或許你應該將所有努力和專注都獻給它。為了自我辯解，你只能說：“我想活下去。”
…… ……
TRUTH（真相）。儘管人們攻擊有關真相的種種概念，儘管人們再也不相信那種對過去的客觀發現的可能性，但大家還在繼續熱情地寫作回憶錄，想揭示事情的真相。這迫切的需要是一種證據，表明我們的敘述是基於所謂的事實，而不是屈從於變動不居的觀點。大家都知道，同一個事實在兩位目擊者眼裡並不相同，但一個誠實的編年史家自信他的描述千真萬確。在此，他的誠意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我們應該尊重這一點，即使他違背了自己的意願，為自己的興致塑造了事實。更改事實，從而粉飾過去，或掩飾醜陋，這是使觀點受到歪曲的最常見的原因。我們常常為故事講述者的盲目感到驚訝，他自己是意識不到這一點的。一個經典的例子就是讓-雅克·盧梭的《懺悔錄》。最不可信的是政治家的回憶錄，因為他們撒謊太多，所以我們很難相信他們的誠意。
當我談論自己所親身經歷的 20 世紀時，我力圖做到誠實。在這方面幫助我的，是我的過錯，而不是我的美德。對我而言，這一直就很難選擇。我很難宣稱自己屬於某一方，或者頑固地堅持自己的觀點。由於我順從自己在與同時代人的關係中常像個局外人的這樣一種狀況，我力圖憑直覺去了解對方的理由。如果我具有合作精神，我會取得更大的成功。由此可以推論出：當人們希望宣佈某些明確無誤的道德判斷時，其精神會遭遇相當的困難。即使各種各樣的人演繹出各不相同的人生形態，我們仍努力想要了解人生的真相。我們彼此分隔著，但與此同時，我們每個人都是中介，被一種我們不太瞭解的力量驅使著。那種力量就像一條大河的水流。經過它，我們就會變得彼此相似，就會擁有共同的風格和模樣。我們自己的真實形象會使我們想到馬賽克，組成這馬賽克的是一些具有不同的價值和色彩的小石子。
自徵文以來，我們收到了大量來稿，如實寫下了他們在疫情期間的所見所聞，這會是一份真摯而沉重的紀錄，我們會留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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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來自貝克辛斯基畫作
《單讀 23 · 破碎之家》已經上市
它又意外地應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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