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三国演义》卷首语。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BAT所在的领域，初创团队很难有出头之日。 BAT是如何“征战沙场”的？今天，我们将分析腾讯的四大天王！
一、曾李青的出现
腾讯创办于1998年11月11日，当这四个同学（马化腾、张志东、陈一丹、许晨晔）坐在一起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一个搞销售的。
这时候，“第五人”曾李青出现了。
曾李青出生于1970年1月，比马化腾年长将近2岁，却是同一年毕业。他就读于先电子科技大学通信专业，毕业后在深圳电信数据通信局工作。
曾李青
曾李青身材魁梧，性格开朗，能言善辩，性格与马化腾和张志东完全不同。年纪轻轻就以一己之力，说服深圳的一个地产开发商投资120万元，建成了全国第一个宽带小区。
他在电信局很受用，是局里下属龙脉公司的市场部经理。就在1998年的时候，电信局整顿“三产”，龙脉面临被裁撤的命运，曾李青前途彷徨，正好接触到了四处寻找销售专才的马化腾。
曾李青回忆说：“我与马化腾、张志东第一次就公司成立的事情见面，是在龙脉公司的那间小办公室里。关上门，我们简单地分了下工，马化腾负责战略和产品，张志东负责技术，我负责市场。”
二、狼狈的岁月
在互联网创世纪的星河中，腾讯无疑是最不起眼的一个。
它不属于门户、搜索或电子商务等任何流行概念。它无法定义自己，甚至连它出发的起点都是错误的——马化腾对张志东描述的那个把互联网与寻呼机连接起来的“无线网络寻呼系统”，是一个糟糕的产品。
它之所以糟糕，不是因为技术上不成熟，而是它违背了一条非常简单却不易被觉察的竞争原则：在一个缺乏成长性的产业里，任何创新都很难获得等值的回报，因而是没有意义的。
马化腾的所有创新都基于一个前提：人们将继续使用传呼机。
致命的问题是：进入1998年之后，随着移动手机的日渐普及，寻呼机逐渐成为一个被遗弃的、落伍的通信商品，全国几乎所有的寻呼台都停止了扩张和投入。
摩托罗拉公司曾是中国传呼机市场的主宰。 最旺销售的时候，一只摩托罗拉寻呼机可售3000元，其中国合资公司的年利润达到惊人的3亿美元。
就这样，从1998年年底创业到1999年年底的整整一年里，腾讯公司总共完成了100万元的营业收入。
在赛格科技创业园的那间局促的办公室里，马化腾团队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苦战，主营业务搁浅，资金入不敷出，这似乎是一个看上去奄奄一息的创业公司。
三、QQ的诞生
然而，故事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转折。“创业之神”总是这样，它不按常理出牌，视过往的成功与经验为累赘，喜欢在极限的状态下挑战人们的意志力和想象力。它常常带着一丝戏谑的微笑堵住命运的正门，然后，却在腋下露出一条缝来。
这条缝很小很小，在腾讯的历史上它有一个名字，叫OICQ。
马化腾团队投入ICQ开发，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在1998年8月前后，马化腾在广州电信港上“闲逛”，无意中看到一个招标新闻，广州电信想要购买一个类似ICQ的中文即时通信工具，正在公开向全社会招标。
马化腾当即与张志东、曾李青商量，大伙儿觉得技术难度不大，可以去试一试。但是，招标会马上就要开了，已经没有时间做出产品，只能做一个技术方案去竞标。
第二天，曾李青去打听消息，很快带回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情报：此次参与竞标的是广州电信旗下的飞华公司，他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产品开发，起名为PCICQ。
“这就是一个内定的标，我们去了，也绝对没有机会。”曾李青在办公室里嚷嚷说。但是，马化腾还是决定一试。他与张志东闭门数日，写出了一份竞标书，他们必须要给这个“纸上产品”起一个名字，马化腾想到了open（开放），于是就叫OICQ，中文名为“中文网络寻呼机”。
正如曾李青所料，在竞标会上，广州电信没有给腾讯任何机会，飞华不出意料地成为中标者。
回到深圳后五位创业者坐下来，讨论一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要把OICQ给开发出来？经过激烈的讨论，马化腾说：“要不我们先把它养起来吧。”当然，他并没有意识到它会长成一个“小巨人”。
马化腾认为：“当腾讯正式创办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寻呼机行业令人恐惧的下滑趋势，但是又无能为力。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把OICQ做出来，养着，反正它也不大，赚钱还是要靠卖软件。”
就这样，刚刚创立的腾讯公司兵分两路：马化腾、曾李青等人做网络寻呼系统，张志东带人开发OICQ。
四、曾李青与VC
随着OICQ用户量爆发式的增长，腾讯的客户端一次次地濒临极限。马化腾每天为让OICQ“活下来”而四处奔波。
在1999年11月，马化腾正焦头烂额地坐在自己的小办公桌里，收到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在距离发布之日仅仅9个月之后，OICQ的注册用户就已经超过100万，开始要放7位数的用户号了。
坏消息是，腾讯公司的账上只剩下1万元现金了。在开源无望的情况下，此时的马化腾只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增资减薪，二是把腾讯卖掉。
相比增资减薪，把公司卖掉，也许是一个更痛快的办法。马化腾的开价是300万元，他与曾李青开始四处寻找愿意出钱的人。
据不完全统计，起码有6家公司拒绝购买腾讯公司的股份。OICQ也许是一个看上去增长很快的项目，“然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怎么赚钱。”
陈一丹还找了银行问贷款的可行性，银行问有什么可以抵押的固定财产，然而看了看几台折旧的服务器，贷款之路只能是“杯水车薪”。
在出售公司无门之后，曾李青向马化腾提议，换一批人谈谈。
“我们之前找的都是通信产业里的企业和人，他们其实都看不见未来。现在要去找一些更疯狂的人，他们要的不是一家现在就赚钱的公司，而是未来能赚大钱的公司，他们不从眼前的利润中获取利益，而是通过上市或再出售，在资本市场上去套利。他们管这个叫VC，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
这是马化腾团队第一次听到“风险投资”的名词。
在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家风险投资公司中知名度最高的，是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这家在美国属于中小型的投资公司早在1991年就在中国开展业务。1996年，IDG委派王树到深圳寻找项目。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王树先后投资了中科健、金蝶等企业。
曾李青很快通过中间人找到了王树。曾李青知道，与IDG的谈判也许是拯救腾讯的救命稻草，他写出了一份20页的商业计划书，洋洋洒洒，但是到了盈利预测这一段，怎么也写不明白，前后修改了6遍，还是语焉不详。他还承诺刘晓松，如果撮合成功，可以送他5%的腾讯股份。
与王树约定见面那天，马化腾腰间盘突出发作，正卧病在床，曾李青硬时将他从病床上拉起。
在IDG表示了投资意向的同时，曾李青又通过香港商人林建煌搭上了香港盈科，这是华人首富李嘉诚的二公子李泽楷创办的企业，当时正因数码港项目声名鹊起。盈科一直试图进入内地市场，投资腾讯也许是可以试验的棋子之一。
在那份给IDG的商业计划书上，马化腾和曾李青将腾讯估值为550万美元，愿意出让40%的股份，即募资220万美元。而这几乎没有什么盈利根据。就在协议敲定的过程中，腾讯的账上已经弹尽粮绝了。
投资协议时在2000年4月签订的，三方没有坐在一起举办任何仪式，只是通过传真机，各自签字了事。
那天，5个创始人默默地围在传真机前，看着协议一页一页传过来，马化腾问曾李青：“就这么签了？”
曾李青说：“就这么签了吧，再迟就来不及了。”
IDG与盈科投资腾讯的那个时刻，正是互联网世界由大晴转大阴的“窗口时间”。
在所有的商业故事里，运气是最神秘的那一部分，几乎又一半的创业者”死“在运气这件事上，而且，你无法解释。
五、曾李青离队
任何一家企业在其成长历程中，都会出现若干个”关键时刻“。它们出乎之前的规划，然而又是主动确定的结果，它们被呈现出来的时候，往往是陌生的和不可靠的，因而充满了戏剧性。
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企业组织内部的业务模块将发生权重变化，组织失衡和权力调整便必然随之出现。
2005年秋季之后，随着新的公司战略的制定和第二次组织架构的调整，一场人事上的地震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2006年2月，腾讯发布公告，任命刘炽平接替马化腾担任公司总裁，马化腾仍保留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职务。刘炽平的工作分为日常管理和运营。
这一任命出乎很多观察者的意外，这意味着之前长期负责市场和销售事务的曾李青被边缘化。到2006年的11月，曾李青向董事会提出退休，腾讯在2007年的6月宣布聘任他为终身顾问。
尽管是电信专业的出身背景，不过曾李青在行事风格上，却更接近于传统的制造业或者服务业人士，在与外界接触时，相比文静腼腆的马化腾，他更像是一个“做决定的人”。
早年追随他开拓Q币业务的丁珂记得第一次见到曾李青时的景象：从大楼的另一头，一个硕大的身躯摇摇晃晃地逛了过来，他嗓门很大，套着一件西装，打着领带，可是下面却穿着一条齐膝蓝色短裤。在工程师文化浓烈的互联网公司，风格粗犷的曾李青是一个另类。
曾李青一手打造了腾讯的市场和营销体系，其角色很像列宁时期的红军创建人托洛茨基。
曾李青
当他离开的时候，腾讯与电信运营商的关系正降到了冰点，无线增值业务收入在总收入的比例已下滑到1/4。很显然，处在转型时期的马化腾更需要一位懂得战略、资本运营以及有国际化视野的助手。
曾李青在腾讯的最后一项工作，是推荐了网域公司。
2010年，腾讯收购网域的全部股份。离职后的曾李青在休息半年后复出，创办德迅投资，其英文名为Decent，留有很明显的Tencent痕迹。
据说凡是从腾讯出来的人创办新公司，曾李青都愿意听一下他们的计划，有机会就投资一点。2013年5月，他在位于深圳CBD中心区的卓越中心接待吴晓波，谈及马化腾时仍习惯用“大老板”来称呼，在他们交谈的身后书架上，站着一只硕大布绒QQ企鹅。
（本文选编自《腾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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