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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今天，玉米、马铃薯是贵阳人餐桌上的常客。玉米，贵阳人又叫包谷，煮"嫩包谷"，吃忆苦思甜的"包谷饭"等等。马铃薯又叫土豆、洋芋，它变身土豆泥、土豆丁、土豆片、土豆丝等形态，煎、炸、炒、煮，各种吃法各种嗨。番薯以烤番薯的形态，还在大街小巷或者商场里存在，基本是一种零食的待遇。它们都是我们菜篮子中的一员，而不是解决温饱的主要力量，然而在古代，它们就重要多了，往大了说推动形成了"康乾盛世"，就贵阳来说，影响了贵阳的人口总数与结构。

少数民族主导的"贵阳"

根据考古发掘，现在的贵阳区域内，在清镇、乌当、修文等地发现了石斧、锛、凿、方格印纹陶片等26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在白云、修文开阳等地发现了石制品、骨制品、陶片、用火遗迹等4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其中，开阳县国家岩洞中发现了保存较为完整的骨架1具；开阳县平寨么佬洞采集到的人牙化石3枚，经考古部门鉴定，属于晚期智人。如此看来，至少在距今2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相当数量的古人类在现在的贵阳境域内活动。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民族的概念，他们的后代如果一直在这一区域发展下来，势必是区别于汉族的中原文化，应当会成为少数民族，只是在没有记录的远古时期，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彝族村寨

在距今5000年左右，根据相应民族的传说，以及一些历史的模糊印迹，我们可以知道贵州地区的居民主要是仡佬族的先民濮人，苗族的先民九黎或三苗，侗族、布依族、水族的先民百越，以及来自西北少数民族氐羌系族群演化而来的彝族等。其中，彝族先民在三国时期建立过罗氏鬼国，在唐代统治过矩州（今贵阳），甚至在五代十国到宋初，彝族先民一度入主矩州，把矩州改名为"黑羊箐"这样一个具有彝族特色的地名，可见当时有大量的彝族居住在贵阳。

及至元明时期，水西、水东土司两大势力轮番掌控贵阳地区。水西土司即是彝族先民部落政权传承而来，与罗氏鬼国一脉相承，只是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的政权形态。水东宋氏土司，虽然宋氏本来是汉族，但在当时的贵州地区，汉族较少，反而变成了"少数民族"。加上入黔日久和稳固统治的需要，就像少数民族在汉族人居多的地方逐渐汉化一样，宋氏逐渐"少数民族化"，融入了布依族，依靠布依族、苗族的力量，与以彝族为主的水西安氏在贵阳地区形成均势。明代建立贵州宣慰司，水西安氏为宣慰使，水东宋氏即为宣慰同知（副宣慰使），都驻贵阳办理军民事务，可见彝族、布依族、苗族是贵阳当时主要的居民。

20世纪80年代苗族在喷水池举行“四月八”活动

再补充一个苗族习俗。直到现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苗族"亚鲁节"），贵阳市及邻县的苗族群众都要身着民族盛装，云集喷水池一带，吹响芦笙、箫笛，唱着山歌，跳着苗家舞蹈，纪念在"四月八"战死，而埋葬在喷水池一带的古代苗族英雄亚鲁。从这个传说与习俗可以看出，亚鲁埋葬在今天的喷水池附近，而一般死去的人都是埋葬在自己家或者聚居区的附近，可见当时的贵阳，苗族人数众多，至少是苗寨一类形式。

玉米、番薯、马铃薯等传入贵阳的影响

中国传统粮食作物如五谷、麦等由于受生物属性的制约,特别是受气候和垂直高度的限制,所以只能在平原浅丘坡地进行种植经营,而不可能在山地大量种植并获得较高产量。明清时期传入中国的玉米、马铃薯、番薯等高产旱地农作物,其主要产区主要是在南方的丘陵山地。由于这些高产旱地作物的大量种植,使得中国亚热带山地得以大规模的开发，增加了传统农作物的种类，提高粮食总产量，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缓解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压力，对"康乾盛世"贡献了农业的力量。

作为云贵高原的组成部分，加上山地丘陵地形，稻麦等传统农作物在贵阳地区由于当时结构性、工程性缺水（水利设施落后）的问题严重，这些作物很难得到高产。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旱地高产作物比一般粮食作物的抗旱、抗寒强，更适合在山区种植，产量较高，被当做主食或者主食替代物，有效地发挥了土地的效力。它们在清代逐渐传入地处亚热带的贵阳，逐步推广

随着明代守边疆的军屯、民屯，以及明清两代都逐渐推行"改土归流""移民实边"等政策实施，汉人迁入量越来越大。即使如此，清乾隆六年（1741年），贵阳府有人口48988人，其中少数民族32904人，占总人口的67.17%，少数民族仍然占据多数。在战争、政策，以及高产作物的引进推广等众多因素综合影响下，贵阳地区的外来人口逐渐增多。至清末，贵阳地区的汉族人口才超过少数民族人口。

五方之民汇贵阳

民国26年(1937年)，贵阳人口为121304人，民国34年(1945年)增加到284504人，8年间增加163200人，增长2.35倍，年均增加20400人。抗日战争时期，京、津、沪、汉相继沦陷，东北、华北、东南沿海次第落入敌手，贵阳地处内陆山区，是战火纷飞中国少数几个没有被战火烧到的省会城市之一；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移，贵阳距重庆较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滇緬公路打通，贵阳成为全国中心重庆往海外通道的必经之地。在这样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条件下，贵阳成为抗战后方重镇，沦陷区的机关、厂矿、学校陆续迁到贵阳通往贵阳的道路上逃难的人络绎不绝，贵阳人口猛增正是汉族移民的必然结果。

抗战时期人来人往的贵阳大十字

抗战胜利后，大批机关企事业迁回东部沿海地区，贵阳人口流失严重。随后，新中国建立，1964年，三线建设在贵州铺开，东部沿海地区的人随着企事业单位的迁入，大量涌入贵阳。甚至，在改革开放后，四川人也大量涌入贵阳淘金，有"十万川军进筑城"的说法。综合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迁入和元明清时期汉人开始大规模的迁入，这些进入贵阳地区的外省人，来自四面八方，祖国的东南西北中，他们来到贵阳，安居乐业，逐渐融入贵阳的生活，慢慢地变成新一代的贵阳人。所以，贵阳是一座移民城市，也有五方之民汇贵阳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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