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氏以權臣篡奪曹魏政權，在建立晉朝後千方百計防範再出現新的權臣而重蹈曹魏覆轍。司馬氏防範權臣的辦法大體有三個：第一是重用宗室、外戚；第二是放縱甚至鼓勵黨爭；第三是有意裁抑有才能、有名望的重臣、功臣。
司馬氏的這"三項基本國策"，在滅吳戰爭中都有非常典型的體現。
首先，滅吳大軍的統帥名義上是擔任大都督的太尉賈充，但晉武帝司馬炎又派出行冠軍將軍楊濟為副都督，與賈充一起"總統眾軍"。楊濟是司馬炎皇后楊芷的叔父，是楊氏外戚集團的干將。司馬炎派楊濟為賈充的副手，實際上是讓外戚來分割重臣統帥的權力。在前線的六路大軍中，司馬炎還安排了宗室琅琊王司馬伷參與其中，而且走的是離建業最近的塗中、橫江路線。很明顯，司馬炎交給司馬伷的任務，一是監視其餘諸軍，防止出現鄧艾、鍾會之類的人物，二是搶先進攻建業，確保滅吳戰爭的頭功由司馬氏宗室奪取，而不落入其餘諸將手裡。
其次，賈充是朝中反對伐吳一派的領袖，司馬炎卻偏偏派他來當伐吳大軍的統帥，目的是讓賈充在功成之後自感羞愧，不敢以首功之臣自居。司馬炎在伐吳詔書中說："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司馬）伷及（王）渾、（王）濬、（唐）彬等皆受充節度。"但卻沒有說其餘的杜預、王戎、胡奮這三路大軍是否要受賈充節度。同時，司馬炎又另外下有詔書說："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司馬炎把各路大軍之間的統轄關係搞得如此複雜，主要著眼點其實是鼓勵諸將在前線也要搞黨爭，為爭功而互相拆臺，這樣就不會出現能夠完全指揮全部大軍的強勢人物了。
再次，只要看看在滅吳之戰中立下功勳的功臣，他們在戰後受到的待遇，就不難看出，這些滅吳功臣雖然表面上得到進爵、增封，但在政治地位上卻都遭到了打壓和抑制。只是因為各人的出身背景、為人處事風格、與晉武帝的關係親疏、在戰爭中的表現不同，打壓和抑制的程度也有所不同罷了。
一、賈充：以進為退
賈充是司馬氏的親信，在司馬氏篡魏過程中出力甚大，是西晉王朝建立之初數一數二的重臣。但賈充一向反對伐吳，因為伐吳之策最早由張華、羊祜提出，而這兩人都是賈充的政敵。賈充自然不希望晉武帝發動滅吳之戰，從而使張華、羊祜立下大功。因此賈充聯合荀勖、馮紞等人極力阻止晉武帝伐吳。他們的計劃是，等除掉張華、羊祜等人，再換上他們中意的人選來領導、指揮滅吳之戰，那時候他們就會倒過來支持伐吳了。
甚至在擔任伐吳大軍統帥後，明明前線進軍順利、勢如破竹，賈充仍然上表認為"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要求"召還諸軍，以為後圖"，使盡渾身解數阻止伐吳。其背後目的不外乎是阻止張華、杜預等人因滅吳之戰而立下大功。
不管賈充極力反對伐吳的理由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東吳滅亡之後，賈充的處境就很尷尬了。《晉書·賈充傳》載，賈充"及師出而吳平，大慚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
雖然司馬炎給賈充的待遇不變，但賈充在慚懼之下已經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理直氣壯地執掌朝廷大政，只能"上印綬遜位"，主動退出政治舞臺。
而這，正是司馬炎有意起用反對伐吳最賣力的賈充來擔任伐吳統帥所要達到的"以進為退"的效果。
二、張華：因功受累
張華的父親張平曾當過曹魏的漁陽太守，但並非士族高門，而且張平死得早，張華自幼孤貧，被視為寒士。司馬炎正是看中了張華相對低微的出身，有意起用張華來平抑、制衡那些出身世家大族的達官顯貴。
張華倒是沒有辜負司馬炎的期望。他不僅力勸司馬炎下定決心伐吳，而且在滅吳戰爭期間擔任主管財政的度支尚書，"量計運漕，決定廟算"，有蕭何之功，得到了"進封為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為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的重賞，因此在戰後"名重一世，眾所推服"，甚至"有臺輔之望"。
但張華的表現過於突出，反而引起了司馬炎的疑心。張華的政敵荀勖正是利用了司馬炎極力防範權臣的敏感心理，以張華曾支持齊王司馬攸繼位為由，勸司馬炎將張華出為安北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實際上是將張華趕出權力中樞。
沒想到，張華受到打擊後並不氣餒，在幽州同樣乾得很好，做到了"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強盛"。由於張華的政績斐然，"朝論當徵為尚書令"。尚書令即魏晉時期的宰相，對於是否要任命張華為尚書令，司馬炎是猶豫的。
這時，張華的政敵、荀勖的同夥、侍中馮紞站了出來，他再次抓住司馬炎防範權臣的心理，借古喻今，指出當今要防範鍾會一類的人物。司馬炎果然被馮紞的話題所吸引，他問："當今豈有如（鍾）會者乎？"馮紞回答："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馮紞所說的，不言而喻，指的就是張華。司馬炎深以為然，於是徵張華為太常，不久，又以太廟屋棟折斷為由，免去了張華的太常之職。
張華在滅吳戰爭中功勳卓著，得到的結果卻是"終（武）帝之世，以列侯朝見"。這恰恰是因為張華立的功勞太大、太突出，以至於成了司馬炎防範的對象，真可謂是"因功受累"。
三、杜預：行賄自保
杜預與羊祜同樣力主伐吳，羊祜在臨終前舉杜預自代，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接手主持伐吳的準備工作。在滅吳戰爭中，杜預是晉國大軍在長江中游前線的總指揮，司馬炎曾下詔王濬水軍出三峽後要受杜預節度。
毫無疑問，杜預是滅吳戰爭的頭號功臣之一，他在戰後得到的賞賜是"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並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為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
看上去，賞賜還算豐厚，但這一賞賜僅限於爵位、俸祿、禮秩等比較"虛"的方面，杜預的官職、權力、地位並未得到任何提升，而是繼續留鎮荊州。顯而易見，杜預也是司馬炎極力防範的可能成為權臣的人選之一。
杜預深深理解司馬炎的用意，所以他"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但司馬炎一直"不許"。
司馬炎的意思，大概是擔心杜預以退休為掩飾，回到洛陽活動要官，到時候朝廷將會陷入左右為難。因為杜預功勞太大，給的官太小，不合適，但給的官太大，司馬炎又怕杜預成為尾大不掉的權臣。
杜預請退而不得，知道司馬炎對他猜忌已經很深，於是"數餉遺洛中貴要"，也就是多次派人到洛陽向朝中掌權的要人們行賄。有人問杜預是想幹什麼，杜預說："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也就是說，杜預已經放棄了再有任何官職升遷的希望，只要朝中大臣不在司馬炎面前進讒言陷害他，他就非常感激不盡了。
但杜預在荊州也沒法待太久的的時間。滅吳之戰時，杜預已經五十八歲，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可算是高齡。吳滅之後，杜預又留鎮荊州五年，終於身體頂不住了，這時司馬炎方才網開一面，允許杜預回朝，徵杜預為司隸校尉。司隸校尉主管洛陽、長安、弘農、三河等京畿地區司法、監察、治安，有時也稱"司州刺史"，在東漢時期和御史大夫、尚書令一起號稱"三獨坐"，是頗為顯赫的要職。但到了魏晉時期，司隸校尉的地位已經大為下降，其職權也被各種禁軍武職所侵奪，風光大不如前。而且杜預早就是都督荊州的大員，又立過蓋世功勳，此時再回洛陽當一個刺史級的職務，怎麼說也算不上是優待。
所以杜預很鬱悶，加上年事已高、身體不好，杜預走在回朝的路上，到達鄧縣時就去世了。
四、王濬：奢侈自逸
在滅吳之戰中，王濬扮演的是一個"刺頭"的角色。王濬也是"博墳典"的讀書人，並非不懂政治的赳赳武夫，他理應知曉司馬炎猜忌功臣的心理。但王濬年輕時就是個放浪不羈的人，而且他的名利之心太重，對青史留名的渴望過於強烈，因此在戰場上屢屢違詔抗旨，拼了命也一定要奪得滅吳首功。
司馬炎早已瞭解到王濬不是老實聽話的軟柿子，但王濬訓練的益州水軍是滅吳之戰必不可少的戰力，為此不得不仍然任用王濬為水軍統帥。為了防範王濬"恃功肆意"，司馬炎採取了兩條措施：一是派唐彬為廣武將軍、監巴東諸軍事，以監視、牽制王濬的行動；二是在王濬出兵後，又連下七道嚴詔，命令王濬在不同的戰場要先後接受賈充、杜預、王渾的節度指揮。
但王濬早已打算不顧詔書的嚴厲規定，直取建業爭奪滅吳首功。賈充是掛名統帥，根本無力制約王濬。杜預知道王濬是個刺頭，不好惹，乾脆就授權"若（王）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對王濬放任不管。但王渾就沒那麼好對付了。在王濬到達建業一帶時，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暫過論事"，就是要王濬過來開會，以確認王濬受其節度的事實，"定見"是指賬冊名單，王渾索要王濬部隊軍官士兵的花名冊，大有要接管王濬的水軍指揮權的意思，目的是不讓王濬亂來。
王濬才不吃這一套，他藉口"風利，不得泊也"，把王渾當空氣，直接殺到建業城下，"趁勝納降"。王濬成功了，他親手塑造了自己的人生高光時刻，也實現了"青史留名"的夢想，時至今日，人們提起晉滅吳之戰，一定會說到"王濬"這個名字。
然而，正如斯蒂芬·茨威格所說："命運饋贈的禮物，早已暗中標註好了價格。"王濬看似一帆風順的好運氣，註定要付出代價。
司馬炎早在戰前就非常擔心王濬"恃功肆意"，而王濬為了爭奪頭功，竟然置詔書於不顧，不聽王渾指揮，這恰好證實了司馬炎的擔心是對的，更重要的是，王濬的所作所為，深深觸犯司馬炎的政治忌諱。
於是，在吳滅後不久，王渾就上書指控王濬違詔抗旨，有司奏當按鄧艾之例，檻車徵回推問。不過，司馬炎雖然猜忌之心很重，但為人還不算太刻薄。他只是想敲打懲戒一下王濬，並不準備把王濬整成第二個鄧艾。於是，他只是發一道措辭嚴厲的詔書譴責王濬，並且允許王濬申辯。
王濬只得按照套路為自己申訴辯解，理由無非是戰機不可失、孫晧投降太快、詔書送達太慢沒收到詔書等等。申訴之後，司馬炎下了一道"寬詔"："（王）濬有徵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算是赦免了王濬的違詔之罪。
等王濬回到洛陽，沒有看到歡迎英雄凱旋的盛大儀式。因為他此時的身份不是從前線凱旋歸來的戰鬥英雄，而是一個罪行尚未完全查清的犯罪嫌疑人。迎接王濬的是廷尉、御史的一系列指控，罪名除了違詔之外，還包括貪汙孫晧寶物、擅自燒燬東吳戰船等等，要求將他"付廷尉禁推"，也就是關押起來接受審訊。
這樣對待一個剛剛立下蓋世功勳的功臣，顯然不是正常現象，所以這很可能是出自司馬炎的授意，至少也應是廷尉等"有司"對司馬炎個人意圖的揣摩。
司馬炎再次赦免了王濬，詔曰："勿推"，並且拜王濬為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詔依徵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為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為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王）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
就這樣，司馬炎一手大棒、一手胡蘿蔔，在一次次折騰中把王濬染指更高職務和更大權力的野心消磨殆盡。據《晉書·王濬傳》載，王濬"平吳之後，以勳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
如此看來，司馬炎對待功臣的辦法，大概和趙匡胤差不多，就是給他們顯赫的爵位、豐厚的秩祿，以換取他們交出兵權、退出政治軍事舞臺。只是過程和方式因人而異罷了。
五、王渾：謙讓表忠
王渾出自名門世家太原王氏，父親王昶，為曹魏司空，與司馬懿關係親密，王渾因此娶了司馬懿之女，入晉之後，算是尚主的"駙馬"。其子王濟又娶了司馬昭的女兒常山公主，父子兩代駙馬，都是西晉皇親國戚，在朝臣之中可以說是顯貴無比。
因此，在六路伐吳大軍中，王渾與司馬伷一樣，負有監視其餘諸軍的職責。而且，王渾的揚州軍的進軍路線緊鄰著司馬伷，按計劃，兩軍將於橫江渡會師，在王濬水軍的配合下進攻建業。根據司馬炎的設想，王渾將會輔佐司馬伷攻下建業，由晉朝宗室來奪取滅吳首功。退一步而言，就算司馬伷攻不下建業，由王渾這個皇親國戚來奪得滅吳首功，也在司馬炎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王渾深刻地領會司馬炎的意圖，並且嚴格落實。即使是遇到王濬這個不講政治的搗亂者，王渾仍然堅持貫徹司馬炎讓司馬伷奪取首功的意圖。這體現在：
第一，王渾早就消滅了由東吳丞相張悌率領的吳軍精銳，但他嚴格遵守司馬炎的詔書規定，等待司馬伷和王濬前來會師，他"守賊百日"而不渡江，以至於讓王濬鑽了個空子，成為第一個攻入建業的人，搶到了滅吳首功。王渾的部隊主要是揚州兵，揚州刺史周浚、揚州別駕何惲都在王渾軍中，周浚、何惲勸王渾"速渡江，直指建業，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但王渾以"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為由，堅守嚴詔而拒絕周浚、何惲的建議。可見，王渾實際上完全有能力渡江滅吳，但他嚴格遵守詔書規定，把作戰範圍限制在江北，其意圖，很明顯是要把攻克建業的首功留給司馬伷。只是事態微妙，王渾不便明說罷了。
第二，據《晉書·王濬傳》載，王濬進入建業，接受孫晧投降，並且舉行了正式的受降儀式，"（孫）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率其偽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於壘門。（王）濬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於京師。"。在第二天，王渾才渡江進入建業。同時，據《晉書·琅琊王伷傳》，"孫皓奉箋送璽綬，詣伷請降"。也就是說，孫晧的投降儀式，一共舉行了兩次。一次是向王濬投降，一次是向司馬伷投降。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按照司馬炎的詔書，王濬和王渾雖然同為都督，但王濬要接受王渾節度，王渾的地位高於王濬，在王渾進入建業後，建業的主事者就成了王渾，王濬舉行的受降儀式已不算數，必須重新舉行一次。但王渾進入建業後，只是"登建業宮，釃酒高會"，並未馬上舉行受降儀式。直到司馬伷也到達建業，王渾才讓孫晧"奉箋送璽綬，詣伷請降"，也就是重新舉行了一次受降儀式，並且讓司馬伷來主持儀式，把接受孫晧投降的功勞讓給司馬伷，彌補司馬伷未能首先攻入建業的遺憾。
第三，在王濬不守政治規矩，奪得滅吳首功後，王渾多次上奏彈劾王濬，甚至要求按鄧艾之例將王濬"檻車徵問"，也就是用囚車押送王濬回洛陽接受審訊，用心可謂狠毒。王渾如此攻訐王濬，倒不是王渾心胸狹窄。王渾的積極賣力，更像是一場政治秀，他的所作所為，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司馬伷。武將爭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司馬伷身為宗室，天潢貴胄，身份尊崇，不方便和王濬爭論糾纏，此時，王渾自願擔起為司馬伷出頭的角色，出面來做這件司馬伷不方便親自做的事情。這是在幫司馬伷，間接地也是在幫司馬炎，客觀上起到了為司馬炎抑制滅吳功臣的作用。
對於王渾的表現，司馬炎非常滿意，他給予了王渾特別高規格的封賞："增封八千戶，進爵為公，封子澄為亭侯、弟湛為關內侯，賜絹八千匹。"看起來，王渾的封賞不算太出格，其增加封邑八千戶，加上原有的京陵侯封邑一千八百戶，共計九千八百戶，比張華、王濬的"萬戶"都還少一點，而且王渾雖然進號徵東大將軍，但仍然復鎮壽陽（即壽春，當時揚州的治所），似乎和杜預的待遇差不多。但是，司馬炎給王渾的待遇，有兩點是其他滅吳功臣所無法比擬的：一是王渾進爵為公，是眾多滅吳功臣中唯一能夠進爵為公的人。本來，按照西晉的五等爵制，一般只有司馬氏宗室才能封王、公，王渾能夠突破這一限制，進爵為公，可以說是超規格的待遇了。二是，在眾多滅吳功臣中，王渾是極少數在司馬炎在位期間仍能夠繼續升官的人，而且官至三公之一的司空。相比其他滅吳功臣，如賈充"上印綬遜位"，張華"以列侯朝見"，杜預官止司隸校尉，王濬所任皆是閒職，司馬炎給予王渾的待遇可謂超乎尋常。
這一切，都是因為王渾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他在政治上的絕對忠誠可靠，決不會成為威脅皇權的"權臣"，加上他父子兩駙馬的皇親身份，這才能得到司馬炎放心大膽的重用。
六、王戎：遁入竹林
王戎在滅吳之戰中表現不算特別突出，因為他主攻的武昌方向，東吳守將紛紛投降，幾乎沒費什麼力氣，王戎根本沒有表現的機會。
儘管如此，王戎還是得到了"進爵安豐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的賞賜。然而，王戎與司馬氏非親非故，倒是跟不為司馬氏所喜的阮籍關係親密，加上滅吳之戰中多少有些功勞，也在司馬炎猜忌的對象之列。
小小年紀就懂得"不取道旁李"的王戎，自然深知自己的處境不容樂觀。為了保命，王戎想了兩個辦法：一是遁入竹林，當一個"大隱隱於朝"的隱士。本來，王戎比阮籍小二十歲，很難說是同一圈子的人，但王戎通過阮籍的關係，硬是擠進了"竹林七賢"的隊伍，目的是強化自己的隱士形象，以示自己沒有政治野心，減少來自司馬炎的猜忌。二是貪財自汙，通過塑造自己貪財逐利的形象，來表明自己不是"做大事"的人。《世說新語·儉嗇》共有九條記事，其中四條是關於王戎的。例如說王戎與妻子每天都有手執象牙籌數錢，日夜不輟。又說王戎之女嫁給裴頠時，向王戎借了數萬錢，很久沒有歸還，女兒回來省親時，王戎神色不悅，直到把錢還清才高興起來。又說王戎的侄子要成婚，王戎只送了一件單衣，完婚後又要了回來，完全是個守財奴的形象。這種形象過於突兀而戲劇化，很可能是王戎有意營造。東晉戴逵評論王戎說："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這是非常有見地的。
事實證明，王戎的努力很有成效。在王戎遭到司隸校尉彈劾受賄財物的時候，司馬炎袒護王戎，並指出："（王）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從司馬炎的話裡，可以知曉司馬炎非常理解王戎的用心，他知道王戎不是真的貪圖錢財，只是為了表明自己"不欲為異"，也就是不打算進行謀反奪權之類的異常之舉。
為了自保，王戎不惜毀掉自己的名士形象，以守財奴自居自汙，甚至曾經非常賞識王戎的阮籍，後來也譏笑王戎為"俗物"。由此可見司馬炎的疑心之重，以及當時滅吳功臣群體所面臨的情況之複雜、環境之兇險。
七、胡奮：以女見寵
在滅吳之戰中，胡奮為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負責進攻夏口。由於東吳江夏太守劉朗、都督武昌以上諸軍事虞昺等紛紛投降，胡奮在戰爭和王戎一樣沒有多少表現的機會。
但胡奮不需要像王戎那樣自汙以求自保。相反，胡奮先是升任徵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又遷尚書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死後追贈車騎將軍，是和王渾一樣的極少數能夠在戰後繼續升遷官職的滅吳功臣之一。
因為胡奮有個好女兒。據《晉書·胡奮傳》載："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采擇公卿女以充六宮，（胡）奮女選入為貴人。"又據《資治通鑑·晉紀二》載："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有寵於帝。"以至於司馬炎皇后楊豔臨死前非常擔心司馬炎會立胡貴人為皇后。因此，胡奮也可算是西晉王朝的外戚，雖然他的女兒只是貴人，但非常得寵，胡奮之所以能夠免受司馬炎的猜忌，完全是因為他的女兒。
因為女兒之故，胡奮才能躋身於外戚集團，得以繼續仕宦升遷，得以善終。如果不是有這個好女兒，胡奮在滅吳之戰中的功勞只會成為他的政治負債，讓他受累，而不會給他帶來太大的好處。
八、唐彬：退不爭功
滅吳功臣中，最有遠見的莫過於唐彬。唐彬早就預料到滅吳之功是個燙手的山芋，不好拿。為此，唐彬提前謀劃，在跟隨王濬進軍將至建業時，他稱病不前，讓王濬獨自去爭頭功，他自己不去趟這個渾水。
唐彬謙退不爭功的做法讓司馬炎非常欣賞，該給唐彬的賞賜一點不少，儘管唐彬沒有什麼突出的功勞，但也得以升為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
後來，因匈奴侵擾北平郡，司馬炎委任唐彬以右將軍，加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主持幽州軍政事務。可見司馬炎對唐彬相當的信得過。
在滅吳功臣中，唐彬是唯一完全憑自身實力避免了司馬炎猜忌的一個。他主動謙讓退出，不參與爭功，表明了自己沒有政治野心，獲取了司馬炎的信任和好感，因而得以繼續升遷。雖然唐彬沒有過硬的家世背景，在西晉王朝的體制下難以升任更高的職務，但他的結局，在眾多滅吳功臣中已經算是比較好的了。
滅吳之戰後，魏蜀吳三國都已消亡，三國時代宣告完結，但中原政治舞臺上的詭譎風雲仍在繼續翻湧。晉武帝司馬炎和滅吳諸功臣之間的"暗戰"，雖然在三國時代結束後才逐漸爆發出來，但早在東吳尚未滅亡的三國時代末期就已經開始醞釀。這場看不見硝煙的"暗戰"，才是三國最後一戰。
注：本文為作者三國系列最後一篇。本系列自2017年1月以來在時拾史事不定期連載，得到各位讀者大大們的鼓勵和支持，萬分感謝！本系列連載結束後將策劃結集出版，歡迎繼續關注哦！！
參考文獻
【西晉】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2000年版。
【唐】房玄齡：《晉書》，中華書局2000年版。
盧弼：《三國志集解》，中華書局2012年版。
崔敏：《"處心積慮"的統一之戰——西晉滅吳遲緩之原因分析》，載《文史雜誌》2015年第2期。
董慧秀：《從平吳功臣的處置看晉武帝對異姓權臣的防範》，載《南京師大學報》2012年第4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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