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篇，咱们继续讲清代那些“吃闲饭”的衙门是如何长期刷存在感的。这一回主要讲这三大“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
03 太常寺
起止时间：顺治元年（1644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机构性质：专管坛庙祭祀礼仪的机关
▲清代太常寺机构表
作为主管坛庙祭祀的机关，太常寺可谓相当清闲，清闲到什么地步呢？民国费只园所著小说《清朝三百年艳史演义》中如是形容：“衙门里公事清简，一月三十日，倒有二十余日来探望琴郎（唱过旦角的菊部状元韩琴郎）。”你看，太常寺的官员已经清闲到一个月只需要忙几天就行了，平时完全就是没事混个班玩，既然没事儿可做，那就去寻欢作乐吧。
虽然这是小说家言，但也绝非信口开河的编造。事实上，太常寺的官员确实是闲出病了，竟到了连烧香这种简单的本职工作都干得让皇帝看不下去的地步。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皇帝就下令，要求各家王府都要出两名太监去太庙烧香清扫，为什么呢？自然是因为太常寺里面又蠢又凶的家伙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很多人不是太老就是太小，让这群滥竽充数的家伙来负责烧香，简直是对祖宗的大不敬，这怎么能行？既然混饭的人太多，又不能随便裁人，只好找太监来办事儿。所以，别看太常寺是个冷衙门，但太常寺官员的脾气还是很大的， “庸悍”二字形象地点出了这个衙门的少爷气。
▲清代太常寺职官表
既然太常寺如此闲散，用它来收买人心实在再合适不过，皇帝也经常毫不吝啬地将太常寺官职拿来收买人心。比如在天文历法上有功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就被皇帝慷慨的加授太常寺卿衔以示嘉奖。
▲《雍正帝祭先农坛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当然，在太常寺当官也会有运气不好的时候，比如四爷雍正非常不喜欢下属溜须拍马，可偏偏有官员不信邪。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河道总督齐苏勒、漕运总督张大有先后上报黄河水清。
时任太常寺卿的邹汝鲁一看机会来了，就以黄河水清昭示天下太平为由，写了一篇《河清颂》，其中写道“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不成想，雍正见此大怒，斥问道：“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
下令对邹汝鲁要严加审讯，刑部遵照大清律例，判其绞立决，最后雍正决定还是饶其一命，把邹汝鲁发配到湖北的荆江去修大堤。为了一句马屁，邹汝鲁差点丢掉性命，真是太不值了。可见，拍马屁也得摸清领导的想法，不小心拍到马腿上，倒霉的就是自己了。
还有个官员也比较倒霉，谁呢？道光年间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他犯了什么错误呢？路线错误！当时，朝廷规定吸食鸦片烟是有罪的，我们之前提到的鸿胪寺卿黄爵滋便力主禁绝鸦片，可许乃济却偏偏要和朝廷反着来，竟上疏要求放松烟禁，结果遭到不少官员的反对。
正是因为没摸准领导心思，看不清大形势，站队错误的许乃济很快被罢职。
相比之下，许乃济的后辈太常寺卿袁昶就更悲惨了，在庚子国变中，袁昶坚决反对利用义和团对外挑衅，结果竟被清廷处决，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才被平反。可以说，在古代官场，对政治风向的准确把握，需要拥有十分灵敏的政治嗅觉，有时一次个人选择的失误，可能就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哪怕事后证明自己的远见是对的。
这也是身在古代官场的无奈，所以那么多官员会选择明哲保身，实在是环境使然。
▲天坛祈年殿，德国摄影师Ernst Boerschmann摄于1906-1909年
偶尔，在太常寺还会碰上无妄之灾。光绪十五年（1889年），天坛祈年殿遭到雷劈起火，虽然天下着大雨，但屋顶上的火还是熊熊燃烧起来，官员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殿宇化为火海，没办法，谁让那时候救火技术不行呢？太常寺的官员只把九龙大宝座给抢救回来了，但皇天上帝的宝座却被烧毁。最后，祈年殿八十一楹和朱扉黄座全部都被烧为灰烬。据说这场大火使得数十里之内，都能看见白光，而且还能闻到香味，你看，这火有多大。就是因为抢救宝座不及时，太常寺的很多官员事后还被问责，你说冤不冤。可是出了严重事故，毕竟要有人来负责，总不能把板子打到民间的五城水会绅董身上吧？所以太常寺的官员只好当了替罪羊。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与鸿胪寺、光禄寺一样，太常寺被并入礼部，结束了它清闲机关的历程。
04 太仆寺
起止时间：顺治元年（1644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机构性质：专管马政的机关
▲清代太仆寺机构表
相比其他诸“寺”，管理马政的太仆寺命运是比较坎坷的，有清一代，经常是裁了设，设了裁，有过几次反复。1644年清军入关后，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太仆寺，而是附设在兵部武库司 ，毕竟在以“弓马骑射”起家的满人看来，马属于重要的武器资源。
到了该年年底，清廷索性直接裁掉了太仆寺，所管事务直接并入兵部和户部，但是裁了没多久，就在给事中的建议下恢复了，但仍然附设在兵部，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太仆寺才再度建衙，成为独立机构。至嘉庆六年（1801年），太仆寺更是只管马厂，如预备巡幸的马驼之类事务也一概不再管理。
▲郎世宁绘《百骏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到了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搞了一个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准备裁掉闲散衙门，像太仆寺这样的机构自然也在裁并之列。但这一来可不得了，裁撤冗员的大方向虽然是对的，但一万多名官员突然大规模失业，可不是个小事情。这么粗暴的搞法，自然引起很大的骚动。
结果裁撤的消息一出，陷入恐慌的太仆寺官员居然都不去上班了，而是一哄而散，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更令善后官员感到匪夷所思的是，不仅衙门里的人跑光了，太仆寺的印信文件居然也不见了，大厅的门窗还被拆毁了，真是让人十分无语。可见，当时官员们的纪律已经涣散到了什么地步。
▲清代太仆寺职官表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善后官员就想到，既然太仆寺管马政，和兵部经常有公文往来，两个部门之间的公务员一定有接触，那肯定有相互熟悉的人。于是就让兵部官员联系太仆寺的熟人，让他们来见办差的官员。见面后，办差官员代表朝廷传达了对被裁官员们的关心，那就是官员虽然裁了，但公务员是绝不会裁掉的，虽然现在太仆寺奉命裁撤，但会在兵部里面另外设一科让你们这些人去做事。
你们可以将寺中信印文件交出，这样我们才好迅速接收覆奏，妥善将机构设好，这样你们就不至于流离失所了。上述表态，等于在人心惶惶之时，给太仆寺的官员们吃了颗定心丸。
得到这个消息，太仆寺官员们非常开心，立刻表示：“昨天奉裁官的传达，堂中官员一哄而散，信印文卷无人过问，已由我等暂行收存。今天专门把它带过来了，由你们处置。”这些经验老道的家伙都是些“人精”，虽然上面没说要怎么做，也没人管，但他们早就已经把事情收拾得好好的，等上级来验收。这让善后官员也非常满意。
可谁想道，
才十天过去，戊戌变法失败，政策又变了：所有裁掉的官署全部恢复！太仆寺衙门自然名列其中。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太仆寺再度被裁撤，这个命途多舛的机构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05 大理寺
起止时间：顺治元年（1644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机构性质：专管重大刑事案件复审复核的机关
▲清代大理寺机构表
大理寺作为“三法司”之一，在遇到判斩首绞刑的重大案件时，要参加会勘：在刑部审完了，都察院还会进行参核，大理寺则负责平允。怎么个复审平允法呢？原来，大理寺在收到揭帖后，会根据揭帖的详细内容推断案情，然后看看之前判决的罪名和引用的法条是不是符合事实，复审完毕后，大理寺就会出具意见，等刑部定案后，如果双方意见一样，就可以定案了。
如果三法司意见不一致，就需要分别上奏皇帝，由皇帝来决定。可以说这是皇帝在司法领域最高权力的体现；除了参加重大案件的会勘，死刑犯的复审（秋审、朝审）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大理寺的官员也要参与；另外，朝廷交给九卿议办的事情，大理寺也需要派人去参加。不过总体上，大理寺还是比较清闲的。所以顺治帝曾说，大理寺管的事情不多，只要三个堂上官去办理三法司的事儿就够了。
▲清代大理寺职官表
尽管如此，大理寺官员主持公道、平反冤罪的重要性依然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例如大理寺卿潘祖荫便救过晚清名臣左宗棠一命。怎么回事呢？原来，咸丰九年（1859年），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罢免了贪赃枉法的总兵樊燮，由于骆秉章非常信任幕僚左宗棠，再加上左宗棠也曾得罪过樊燮，于是樊燮通过关系运作，由湖广总督官文构陷罪名，欲图治左宗棠于死罪。
由于这事情闹得很大，都惊动了皇帝，咸丰帝还专门向大臣询问左宗棠这人怎么样，大理寺卿潘祖荫这时便向皇帝上疏说了一段名言：“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力保左宗棠的为人，给咸丰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终于，在曾国藩的举荐下，左宗棠受到了朝廷的重用，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潘祖荫书法。潘祖荫不仅是左宗棠的“伯乐”，也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家、书法家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大理寺在清末新政中被改成了类似西方最高法院式的“大理院”，专门负责审判工作，正卿也被提为正二品官员，中国的司法制度终于向现代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千言万语，记得奥卡姆剃刀原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参考文献：
1.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2.纪昀等撰：《钦定历代职官表》（影印本）
3. 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
4.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
5. 佚名：《林公案》，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
6.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7. 吴庆坻：《蕉廊脞录》，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8. 费只园：《清朝三百年艳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
9. 朱克敬：《瞑庵杂识·瞑庵二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
10. 韩雪：唐朝光禄寺起源初探，《艺术科技》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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