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徐定茂
先祖徐世昌，字卜五，号菊存，一号鞠人，晚号弢斋、水竹邨人、石门山人，直隶天津人氏。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光绪十二年（1886）五月中丙戌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参加保和殿考试，授翰林院编修，补国史馆协修官。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袁世凯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派充国史馆纂修，后升国子监司业员。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任经理财政提调，创办京师铸银钱厂。十月任商部左丞，十二月任练兵处提调。次年（1904）任兵部左侍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派政务处帮提调，历任军机大臣学习行走兼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巡警部尚书，次年（1906）补授军机大臣，派充经筵讲官兼署兵部尚书。后因巡警部改为民政部而专任民政部尚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补授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钦差大臣。次年（1908）兼署奉天巡抚。宣统元年（1909）二月任邮传部尚书，八月派督办津浦铁路事务，次年（1910）授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宣统三年（1911）授内阁协理大臣兼弼德院顾问大臣。后又授军谘大臣、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清帝逊位被授太保衔。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一度休闲在野，旅居河南卫辉、辉县、彰德及山东青岛、济南等地。后由袁世凯特任为国务卿，随又补授上卿，次年（1915）辞职，被袁世凯推崇为“嵩山四友”之一。民国七年（1918）八月被安福系国会选为民国大总统。民国十一年（1922）六月去职，息影津门。晚年患膀胱炎，因怕遭日本人劫持不敢出外就医．民国二十八年（1939）六月因病辞世，享年八十五岁。葬于天津北仓公墓，不修墓工，仅竖石题曰“水竹邨人之墓”。
下图：新华路徐氏旧居未重建前的原貌（王泰 摄影）
《韬养斋日记》即为徐世昌亲笔记述。从1885年（光绪十一年）始，一直到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去世前的十余天，历时五十四年，从未间断。
据贺培新先生编订《徐世昌年谱》载：“正月，往杞县，自是年始写《韬养斋日记》。先是癸未遘疾，下第归以韬养为斋，至是乃为日记，有云：慎言语以养其德，节饮食以养其体。”直至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的“五月中旬，精神益逊，日记至十九日即阴历四月朔日辍笔……遂于六月五日即阴历四月十八日申时薨”。
其实直至20世纪的80年代初，我才知道家中一直收藏着《韬养斋日记》。
我是20世纪40年代末出生于天津市，直到1965年考入北京上学而离开天津时还不知道家中藏有这部日记。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来临，我在位于北京东郊定福庄的学校里，所以同样不了解红卫兵对日记的查抄情况以及其下落。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社会上开始全面落实政策，发还“文化大革命”内乱期间抄家而没收的财产，这套日记才顺利回到家中。家父时已病逝，我是长子，这套日记便由我来保管，也就被我带到了北京。由此谨藏家中，从未示人。
领回整整一箱的《韬养斋日记》后，我们并没有把日记公开发表的想法。而当时提出计划出版发行日记的，是中华书局。
随着日记的退还，中华书局便收到天津市某研究所几个研究人员送来经他们整理、点校的《韬养斋日记》手稿，要求出版发行。但书局提出徐世昌后人有什么意见时，据说回答竟然是“徐世昌没有后人了……”或“找不到徐世昌后人……”等一类的言词。
然而，书局的人员还是找到了我们，提出是否同意授权出版等事宜。
我们当然不同意。
首先是这些研究人员根本没有征求我们意见便私下将我们家藏的私人日记送出刊发出版，这种做法很难让人接受。
此外，我们觉得研究所提供的文稿是在十年内乱期间完成的。在受其特殊政治背景影响下而对日记进行的点校中，对一些事件及人物的评价等则可能带有时代潮流的烙印，不一定恰当、准确。这样不成熟的文稿拿出来公开发行，也是对历史、对读者的不尊重。
尤其是当时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仅仅过了四五年。回想十年风雨，心有余悸。团结出版社2010年出版郭剑林、郭晖先生的《翰林总统徐世昌》一书前言部分说，“徐世昌出生、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遭受两次列强侵华的鸦片战争惨祸和太平天国、捻军的反清起义。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段极段频频发生外患内忧、坎坷不平常的岁月里，他的人生道路和社会活动亦由此乱世而定。自徐世昌逝世大半个世纪以来，海内外史学界对这位曾在中国近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社会多领域、全方位做卓越贡献的国家元首级历史人物的学术研究，似乎并未给予一定重视……”然而，我们当时还是希望社会上能继续“并未给予一定的重视”为好，我们希望过着平平淡淡的普通市民生活。
但研究所方面通过中华书局还是一再表示希望我们能够配合，争取出版。于是我们提出，可以出版，但我们要求审阅一下该点校稿，并做一些必要的增删修改。
最后不知是研究所的人士还是出版部门的人员，却对我们的修订意见持有异议……
就这样，出版计划搁浅了。
后来，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部门的人员又曾多次和我联系过，但可能都因整理日记的工作繁多、出版经费紧张等原因，最终未能刊行。
下图：天津古籍书刊部门当年为全套99册日记估价150元
直至现在，北京出版集团提出了出版发行全套《韬养斋日记》的计划。
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79年8月编辑出版沈云龙先生《徐世昌评传》的序中讲道：“东海生当一代鼎革之交，位跻一国元首之崇，家本清寒，少亦孤露，廿七岁为举人，卅一岁成进士，卅四岁入翰林，经十七年七次之迁擢，遂为东三省总督。清亡之后，三年为民国国务卿，更四年为民国大总统。又四年辞位下野，得寿八十五龄而终。综其一生，名位年寿，皆无缺憾。而当世代震荡之际，忧患煎逼之余，其一身行藏之所关，斯政海波澜之所伏。论清末民初之历史，既不能缺此公；举北洋人物之佥载，亦不能缺此传。”
我没想到，对先祖徐世昌的研究竟然到“论清末民初之历史，不能缺此公”的地步，恐怕“举徐世昌之佥载，亦不能缺此日记”吧。
所以，经商议，我们决定授权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实施《韬养斋日记》影印本出版和点校本出版等一切事宜”。
《韬养斋日记》原共一百册。在十年内乱期间遗失了一册，现仅存九十九册。日记中对戊戌、庚子、辛亥等年间的事情，以及小站演练新军、东三省间岛交涉、前门车站遇刺等亲历事件，均有详细记述。且日记完整，保存良好，没有任何人为涂改的痕迹。这套日记的出版，恐对研究晚清、民国历史来讲应属第一手史料，确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遗失的日记是第八十二册，内容为甲戌（1934）三月十三至七月初八间。日记所载内容无从知晓了。我查了一下《徐世昌年谱》，得知在这个时间段的记述有“三月十六日。为外孙许福超、曾孙保厘启蒙，亲告之以教导之法”等。
徐世昌是为长子，胞弟仅有徐世光一人。徐世纲、徐世芳、徐世扬、徐世良、徐世襄以及徐世章等均为从弟。徐世昌没有儿子，按规矩过继了胞弟徐世光的长子徐绪直为继子。徐世昌有两个女儿，长女徐绪明，1905年出生，1924年受聘于冯汝骙之子冯迪，无出，1929年病逝；次女徐绪根，1910年出生，1925年受聘于许蔼秋之子许彦，1937年病逝。“外孙许福超”是徐绪根之子；“曾孙保厘”呢，就是我父亲徐保厘。
徐绪直有两个儿子，长子徐延东，次子徐延同。自20世纪50年代初始，徐延东的后人居住在天津市和平区洛阳道洛华里的一座小洋楼内，这里也就是存放日记的地方；徐延同的后人居住在重庆道。
这本日记究竟丢失在哪一个环节，目前已无人能够讲清了。只是现在我们从天津古籍书刊部门当年为全套99册日记估价150元的记录来判断，送到古籍部门评估时，第82册已然遗失。
对于日记的出版，我建议全文影印，以存其真。读者不仅从中可以欣赏到先祖的书法，而且亦能见到在各个不同时代的行文规矩。同时在戊戌、庚子等年间一些凌乱笔迹中，尚可看出当时记录者的心理状态。只是在原文日记中早期的已超过百年，岁月难免在日记上留下斑斑印痕。日记中除去因十年内乱间保管不善而导致潮湿留下的水迹污渍外，还有部分页内尚有或数码或符号等圈圈点点被标注的痕迹，而且每册日记首页里也盖有某研究所的藏书章，这些均为当年此所人员留下来的，无法消除了。就此，也作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最终给文化建设留下来的一丝回忆吧。
《韬养斋日记》中尚有个别古字，还有的草体亦难辨认。所以北京出版集团在影印日记原文的基础上，同时刊行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立项点校的文稿。
考虑到全套日记百万余字，价格不菲。故而计划或以年代或以人物或以事件等为中心，再分别出版一些专项日记的小册丛书，以利于不同读者人群的分别使用。此次便以戊戌、辛亥为基点，单独出版了关于这两年日记的影印件及一些评论文章的书籍。
在北京出版集团出版的《韬养斋日记》之前，日记从未出版过，刊发日记也是业内人士所期待的。但年前却有一位“研究方向为晚清历史思想、民国人物研究的历史学博士”在一些知名期刊登载署名文章，其自称“近来笔者有幸读到徐世昌未刊的《韬养斋日记》，阅罢这长达150万余字的私人记录，方使我深感……”而后亦就辛亥年间的事务言道：“武昌首义爆发后，举国响应，清廷顿时方寸大乱。徐与袁心中早有默契，听闻风声有变，立刻活跃起来。载沣处于无奈，只得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让他主持大局。孰知袁世凯奉召后，却故意徘徊观望，以步履维艰为借口迟迟不上任。这可急坏了徐世昌，他赶忙微服出京，赴彰德劝袁出山（一说是朝廷命徐世昌到彰德请袁复出）。此事在其日记中只字未提，可见极为隐秘。看见徐老哥赶来，袁心知时机已到，逐接受任命，独揽大权……”等。
《韬养斋日记》记述“闻武昌革命军于十九日起义”始，徐世昌“自是会客、议事，日无暇晷”，根本没有离京一步。除了“八月廿二日，诣寿皇殿外随侍皇上。本日奉旨派拟考试孝廉、方正题目”外，只有“九月初十日，到庆王府会晤各社会人员”及“廿一日，摄政王命同琴相到北海大他坦晋谒。本日蒙恩授为军谘大臣，辞，不获请”等有关溥仪、载沣、奕劻的内容，根本不存在“朝廷命徐世昌到彰德请袁”的记述。而这份由历史学博士“有幸读到未刊日记，方使我深感……”而发的文字却描绘出“朝廷命”以“微服出京”，袁世凯“看见徐老哥赶来，心知时机已到”的戏说情节。但毕竟事实与故事之间有一定的差距，文章只好又以“极为隐秘”，所以“此事在其日记中只字未提”来自圆其说。不过既然“日记中只字未提”，那么这位“有幸读到日记”的博士在文中所言的因“朝廷命”而“微服出京赴彰德”又是从何而来呢？
刊载这位笔者文字的一些杂志均为有影响的、严肃的、讲究科学、艺术、思想的刊物，此文在读者中容易造成以讹传讹的不良后果。因此适时出版日记，也是为了向“研究方向为晚清历史思想、民国人物研究”的历史学博士、硕士、学士以及真正关心、喜爱中国近代史的朋友们提供第一手史料，以利谈到，深入研究吧。
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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