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天朝上国」的美梦化为泡影。当时，晚清政府统治下的社会动乱不堪，经济每况愈下，虽然许多仁人志士积极变革，救亡图存，但也无力挽救积重难返的社会危机。
正如赖建诚老师所指出，晚清必然走向瓦解，而整个民族的未来，只能是走向辛亥革命，创立民国。
在寻求救国之路的探索中，无数先进、勇敢的求变者们为之奔走，比如曾为医治经济弊病开出「药方」的梁启超和严复。
赖建诚老师
赖建诚老师曾因此写作《梁启超的经济面向》及《亚当·斯密与严复：与中国》两本书，分别论述梁启超和严复的经济观念。在他看来，梁、严二人代表了晚清经济的「一体两面」，而他们不同的经济面向构成了清末社会两股不同的经济思潮。
严复致力于译介西学著述，他将《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经典译成中文，在清末社会激起广泛讨论，被称为「严复现象」。
▲严复，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等西学著作。他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影响深远。
严复通过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将这位英国经济学家自由放任、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引入了国内，但这并不契合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国情。
赖建诚老师在直播中总结到，虽然中文版《国富论》，即《原富》的意义深远，但亚当·斯密的观点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并不具备实践的可能性。可以说，严复是「找错了医生，开错了药」。
那么，同为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其经济理念又如何呢？
赖建诚老师认为，梁启超提倡的德国式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或者说重商主义，更具有现实价值。重商主义鼓励出口，减少进口，从而获取外汇盈余，改善经济萧条状况。
▲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在赖建诚老师看来，梁启超对经济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两个议题上，一是积极主张货币制度由银本位转入金本位，二是从日本引进西方的经济思想来改革财政。
然而，梁启超忽视了英国等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之所以得以顺利推行，与其强大的海军实力、海外殖民地提供的广阔原料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都息息相关，可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基础条件。
同时，梁启超本身并不是经济学家，缺乏体系化的经济知识储备，如赖建诚老师对他的评价，「一股热情大于实际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因此，梁启超并没有建立起系统性的经济思考，对当时及后世的经济影响都极为有限。
所以，梁启超的主张虽然是对的，却难以真正推行，更谈何解决危机。
而在这两条道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中国最后走向革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不过，梁启超和严复虽然没能成功挽救晚清中国的命运，但如赖建诚老师所言，梁启超的文笔跟才情，严复的深刻和严谨，以及他们共同的热忱与关怀，矛盾与无奈，早已在晚清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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