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傅斯年與胡適、胡適之子胡祖望在北平合影。圖片來源：網絡）
摘要：胡適任北大教授，26週歲還差3個月，典型的“小鮮肉”。“許多同學都瞧不起他”，傅斯年暗地裡做了他的保護人。
“五四運動”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發生的學生遊行示威、痛毆章宗祥、火燒趙家樓，廣義“五四”從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創刊、新文化運動興起開始。
1917年，經北大校長蔡元培動員，陳獨秀接受北大文科學長之聘，將《新青年》雜誌從上海遷到北京，北大隨即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心。此時在北大求學的傅斯年，迅速脫穎而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闖將、驍將。
這一年，從德國留學回來的朱家驊任北大教授，還不認識傅斯年，就已知他的大名，曾在北大預科給傅授課的沈尹默教授告訴朱：“傅孟真這個人才氣非凡！”
北大第一個新文化學生社團“新潮社”、第一份“學生之自動刊物”《新潮》，就是傅斯年帶領羅家倫、汪敬熙、顧頡剛、楊振聲、徐彥之、康白情、俞平伯、毛子水等，共21名志同道合夥伴創立的，平均年齡不過二十二、三歲，其中一半直接受教於胡適。
1918年10月13日，召開第一次預備會，確定《新潮》“三個元素”的定位：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革新的文詞。
師長們熱情援手《新潮》：經陳獨秀報請蔡元培批准，每月向北大領取四百大洋作為基金；蔡元培親筆題寫刊名“新潮”；胡適擔任學術顧問；李大釗撥圖書館一個房間作為辦刊場所；庶務主任李辛白幫助印刷發行；北大教授們或提供稿件，或指導辦刊。
陳獨秀對傅斯年的辦刊動機和信任有個轉變過程。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傅辦《新潮》缺銀子，委託住他隔壁寢室的徐彥之出面向老陳求助。老陳第一反應竟然懷疑傅是否想與《新青年》作對？是否對方陣營派來潛伏的“細作”？（“細作”一說見周作人《每週評論（上）》）
為什麼有這樣哭笑不得的誤會呢？原來傅斯年才華橫溢，國學功底極深厚，11歲時即已讀完《十三經》。對《詩經》《尚書》《禮記》《史記》《昭明文選》和先秦諸子等典籍，以及《三都賦》《兩京賦》之類冗長而不為人所喜的辭賦，可以背誦如流（伍俶《憶孟真》）。
他入北大之前已讀書破萬卷。我國最著名的私人藏書樓之一海源閣，位於聊城楊氏宅院內，總計藏書4000餘種、22萬餘卷。因為和楊家有親戚關係，傅從小就在海源閣博覽群書。
入北大之後，傅斯年是黃侃的高足，有“黃門侍郎”之稱，深受國粹派教授們器重。周作人說：“一年之前還是黃派的中堅，但到七年（按：1918年）十二月便完全轉變了，所以陳獨秀雖自己在編輯《新青年》，卻不自信有這樣大的法力”，讓傅斯年突然轉變。
新派教授們同樣器重他，胡適多次公開承認傅斯年的國學水準超過自己，稱讚傅的“學業根基比我深厚，讀的中國古書比我多得多”。
幸虧蔡元培和胡適鼎力支持傅斯年，周作人也為他說了好話。陳獨秀雖有疑心，很快釋然，轉而力挺，表態“只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志願，經濟方面，可以由學校擔負。”（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
黃侃希望傅斯年傳承章太炎的道統，奈何小傅決非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的書呆子，而是越來越受胡適的治學思想吸引，緊貼時代躁動的脈搏，衝在社會變革的前沿。最終“背叛”師門，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傳播民主和科學，反戈批駁舊文化、舊道德、舊堡壘。
黃侃等對極受器重的傅斯年“倒舊派的戈，恨之刺骨”。羅家倫舉例證明，1931年，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要請傅斯年做中央大學文學院長，黃季剛（按：黃侃字）馬上要辭職。”
1917年1月1日，胡適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一稿兩投的《文學改良芻議》，暴得大名，趁熱回國。9月10日，抵達北京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時年26週歲還差3個月，典型的“小鮮肉”。
按北大傳統，“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皆由國學大家擔任。胡適之前的授課教授是陳漢章，從伏羲開講，兩個學期才講到商朝。胡適初出茅廬，就先聲奪人，在學術重鎮與章門分庭抗禮。
他摒棄遠古“一半神話，一半正史”的記載，重新編寫講義，拋開“三皇五帝”，把五千年曆史“截斷眾流”去一半。第一章就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直接從周宣王以後講起。
聽講者大為驚駭，認為胡適是大逆不道的“造反”，不配上講臺。何況胡適年紀輕輕做教授，“許多同學都瞧不起他”（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激進學生開始折騰趕走這位“胡說”教授。
關鍵之際，顧頡剛建議同住西齋四號學生宿舍的傅斯年，聽聽胡適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
傅斯年在北大求學時名氣極響，被美譽為“北京大學最傑出的學生”、“黃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孔子以後的第一人”。同班同學伍俶受到他“若理不理”的冷落，雖然抱怨他“不可一世的神情，有點吃不消”，但“已經發覺他的學問文章，在（北大）一般教員之上，不可輕視。”
傅“童鞋”聽了胡適幾天課後，感覺不錯，告訴小夥伴們：“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於是胡適留在北大哲學系，傅也成了他的得意門生。與傅先是好友、後來翻臉的顧頡剛說：“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後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胡適晚年在《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中深情地回憶，“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他對一些北大學生極為賞識，認為儘管“年輕但是卻相當成熟，而對傳統學術又頗有訓練”，有“幾個學生的學問比我強”，“其中包括很多後來文化界知識界的領袖們如傅斯年、汪敬熙、顧頡剛、羅家倫等人”。（《胡適口述自傳》）
毛子水回憶，當時在北大師生中，“文言文寫得很通很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後一類中的一個。只有這一類人，才可以說真正能夠懂得用白話文的意義和道理”；“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終因資性卓犖，不久就衝出章氏的樊籠；到後來提到章氏，有時不免有輕蔑的語氣。”（毛子水《傅孟真先生傳略》）
何止一般教員，北大名教授也敢單挑。馬敘倫寫了一部《莊子札記》，在校生傅斯年儼然一個“學術警察”、“校紀監理”，評頭論足“泛覽一週，始覺失望”。批評馬教授抄錄成說，要麼“不附以解正”；要麼“所解證者，並不見具何條理，有何發明”；要麼“據以駁某說之根據，亦取資於他人”。甚至舉例揭露涉嫌學術不端，“有自居創穫之見，實則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來者。”（傅斯年《馬敘倫著〈莊子札記〉》）
他的筆鋒尖銳，咄咄逼人，卻讓人難以反駁。大學生有如此學術實力、學術勇氣，公開質疑本校名教授的學術著作，才學不讓於師輩，實屬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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