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帝制年代，自秦始皇一统六合开始，直至清帝逊位，大约有2130多年，此间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正是规范的

虽然柏杨对此批评说：“所谓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也未必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十来亿人对掐起来，用这地大物博的产物互相打来打去，确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观。”

但笔者想到的是，人多地广在古代确是一种硬实力的体现，至于内耗，机器内部运行时，其部件尚有机械寿命，此寿命就是在“有限”的内耗中丧失了其继续存在下去的价值，国家也是如此，有限、良性甚至是无可避免的内耗是无关大局及国家最终命运的。

柏杨

正是由于这种治国的基本方法，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其治国之具里便有了一种具象的操作方法，名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就是“举国体制”，它是国家能力的一种体现，同样也一直被路径依赖加强着，是类似于我们这样的历史型国家一条必由之路。

我们先来看“举国体制”的应用案例一，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举国体制”。

上古时代，身处黄河流域的许多部族始终面临着一个极大的生存威胁， 即频繁的水患，因为黄河一直以来都以流域广、流量大，水害频繁在世界长河中著称，治水便成了黄河流域附近部族的第一要务，即使在今天，国家面对伟力的自然灾害时也没有多少办法去主动地应对，更何况上古时期人类脆弱，生产力发展缓慢，那时的人们就更加应对无力了。

大禹

但事情总得解决，如今中国人的骨子里天生就有一种“人定胜天”的坚定信念，大概也是自那时传下来的，彼时，黄河附近的大禹部族、嬴氏部族一东一西联合了起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国体制”下的治水工程，也就是开凿禹河，这条河是沟通南方淮河与北方黄河的一条通路，今天我们看到的巍巍黄河，正是改道，经由禹河古河道遗址形成的，夏王朝也在此的基础上建立了起来。

这部分壮举，正是神话传说“大禹治水”的史实，这是华夏民族第一次以“举国体制”来应对天灾，除了大禹的治水方略正确以外，“驯服大自然”的又一因素自然还有高度集约化的组织与“举国体制” 对于集体生产力的效率提升。

彼时黄河附近的大小部落，联盟在一起的原由，其实就是为了应对水害，就像人为什么是群体动物，就是因为个体面对大自然太过无力，只能结成远比其他动物关系更紧密、牢固的家庭乃至部落，由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国家经历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过程。

这时我们已经可以分析出来“举国体制”到底是什么，它有两个限定条件，其一是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就像一个人，它腿部患上了病变，痛风了，其实就是免疫细胞淋巴和正常细胞的内讧，敌我不分地打起来了，那么这个人的效率一定会因此而降低，道理都是一样的。

其二就是需要群体的系统内部不太复杂，这其实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例如拖拉机可能就没有电子控制系统，因为它系统内部的协同效应比较简单，相比于此，更复杂的飞机就明显不同了，它是有飞控系统的，因为一架飞机的子系统太多了，光一个线缆的长度拖拉机就较之不如，如果刚一开始大禹部落、嬴氏部落面对的系统太复杂，没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部落联盟肯定不会以这样的形式建立，更就无从谈起“举国体制”了。

通过上面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来“举国体制”究竟是什么？

就是一个系统内唯一一个控制中心的高度共识通过政治的机体，或为公或为私（为私多），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也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盛焉”的的驱动力，还有就是物质资源，比如国家的人力、物力等，集中力量办一件事，这就是举国体制，举全国之力办一件事。

我们再来看“举国体制”的应用案例二，了解一下“举国体制”的优劣。

笔者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张很有趣的统计图表，内容是唐朝的经济水平，一个黑点代表一万人，因为在古代，耕地数和人口数可以充分地衡量一个国家的GDP，图中，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地区、河南地区、山东地区、陕西地区，人口大量集中，黑点多也就意味着人口密集， 同时也说明当地的经济水平远超其它地方。

那么，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今天，这是违反今人大众所熟知的经济规律的，众所周知，“改开”以后，国家对外开放的重心是面对海洋，分布规律是沿海经济占比重，剩下的就是逐步向内地递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2018年内蒙古的GDP是多少，广东的GDP又是多少？一个在榜单头部，一个在榜单尾部。

但古代的中国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曾经“内向发展”过的庞大经济体，古时的经济发达地带多集中于大河两旁，因为农耕文明大多都起源于大河，故而，文明的经济活动也要围绕大河展开。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正是隋唐大运河，说它“举国体制”的应用，还有就是其中的深刻意义。

隋唐大运河博物馆

大运河的修建

近些年来，史界对隋炀帝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以前对他是全盘否定的，这和我们当时的社会进程有关，当一个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全靠“道德自觉”来维系的时候，一切“离经叛道”的事、人都会受到全社会的自发性舆论攻击。

况且隋炀帝又不像北宋“奉旨填词”的柳永那样：“忍把浮名，换得浅斟低唱”。自然会因为好大喜功受到抨击，甚至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是看做鬼，便是视为神，就是没有当人的机会”，古代的史官可不会问你暴政背后的军事、政治、经济意义到底是什么，他只看到了隋炀帝不人不鬼、民夫独贼的样子，但炀帝的一些举措，如开运河，实不亚于秦始皇的过在当代，利在千秋。

隋炀帝开运河的目的，据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德采舆颂，谋及庶民”，“巡历淮海，观省风俗。”

隋炀帝

上面说到过，古代中国的宏观经济可以概括为区域经济下的内河经济，再细分的话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存在的小农经济。

这一历史上曾有过的经济基础，无疑是受地理因素影响的，在未开大运河之前，南北是有极大不同甚至隔绝的，商周之前，北方的大部分政权都可以称之为

运河的修筑，事实上打破了这种不利局面。

那么，这样一个意义重大，改变了客观历史进程的历史事件，它其中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示意图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下诏：

“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陆续开始了运河的第一期工程，通济渠的开凿。

据史载，通济渠是在战国时期鸿沟的遗址上修筑的，一是此地的战略意义重大，春秋战国时期及之后的历代帝王都或多或少出于政治、军事上的目的，在此修筑、挖凿过运河，再一个就是为了省时省力。

当时的开凿工作，应该说是纯人力的，并没有机械设备的辅助，政府动员了近百万人，这恐怕在当时的世界中唯有隋朝能举全国之力动员这么多人，而且，这也不仅仅是人数多寡的问题，还有一个组织力的问题，这正得益于当时的中央集权，同时期同样也是人口大国的南亚某国，肯定动员不起这么大的力量，不是说他们人少，而是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

通济渠的西段起自皇家西苑，引谷水、洛水，循阳渠故道注入黄河；中段自洛口到板渚（今惠济黄河南岸引河口），利用黄河的自然河流；东段起自板渚，引黄河水，循汴水故道，经泗水，注入淮河。

可以说，这段河道的意义就在于沟通了黄河与淮河，打破了南北二元的桎梏，也为日后全国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打下了坚实基础。

对通济渠的称呼，后世也多以汴河称之，这条大河，可以说为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提供了极大便捷。

据史载，通济渠不仅承担着由江淮流域向关中运送粮食及其他物资的使命，在战争时期，还要运送兵源和军用物资；同时，也为农业灌溉和在战争中以水带兵提供了水源，在和平时期，更是由此构建了一张沟通南北的贸易网络，漕运商旅，八方辐辏，粮商、盐商、茶商、丝商这些也往来不绝，可以说是隋朝版的

几百年后的西方有大机器生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科学大跃进，当时的运河事实上也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的，当然，两者是不可完全等量齐观的。

第二段，就是永济渠的开凿

“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永济渠是黄河新流向的一种新尝试，就如杨遵义所言：

“历史上，黄河屡在华北平原上肆无忌惮、摇头摆尾地北流，最终造就了永济渠，也促成了今天的海河水系。黄河北流是永济渠的成因，永济渠又是黄河北流的主要通道，黄河是永济渠的主要塑造者。”

历时多年，永济渠最终与通济渠一样，构成了一条贯穿南北的水上大通路。

这其中，我们大约可以梳理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因为“举国体制”的利处，隋炀帝有条件修大运河，条件一为“集权”，条件二为系统内部因素少，简单。由此下来，炀帝举全国之力，着手修筑大运河，最终取得了成功，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消融了南北二元的局势，构建了一张庞大的贸易网络，也将支撑全国的骨架联结了起来，同时，运河也为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做出了保证，当时的南方其实刚收服不久，有了运河，隋朝的军队、军事物资才可便捷地运动到南方，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同时进一步地将组织内的利好发展反馈给了“举国体制”的良性循环。

举国体制的好外：

好处有，可以依靠政府大包大揽来配置资源，然后地方主动依附，从而使军事、经济活动的组织力得到强化，效率得到提升，

我们国家的周围，一直被群狼环伺着，正是由于这种“举国体制”，我们才能得以保全、生存、壮大，继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类文明的奇迹。

但这种陈旧的“举国体制”有没有弊端，也有，而且是随着历史进程的螺旋上升，弊端越来越严重。

第一就是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

因为“举国体制”必须要集权，集权即意味着效率的提升，但古代皇权独大，君权神授，君是由神监督的，可我们都知道神不存在，故而便谈不上对权力的制约。

大禹兴修水利的政治决策做对了，催生出了夏，经过了历史的考验，可隋炀帝就不是这样了，事实证明他没经受起这项考验，假想一下，若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也就是隋炀帝的野心得到了制约，不再除了运河以处还营修东都、筑长城，也不要集全国力量数征高句丽，运河的开凿规模也可以小一点，时间拉长一点，那么隋朝会不会延续下去，可能会！

第二，就是集权与国家内生发展的对冲性，

这种旧制度实际上扼杀了创造，就像一台大型的化工设备，如制作化肥的系统，动辄占地几平方公里，重也有几万吨，肯定须得时时检修，而一只简单的电灯就不用如此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细了，系统也庞大了，有时候就会造成集权与内部发展的冲突，社会需要分工，社会治理的“举国体制”也需要分情况、有弹性。

第三就是偏重宏观治理而不重视微观治理

宏观与微观的差别，可以说是古代“举国体制”一大问题之一，像细菌社会那样微观的治理，社会便可以长久地存续下去，可当时的古代统治者大多是从宏观出发，这样避免不了很多指令都显得太过粗暴，像现在说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正所谓过尤不及，尤其是帝制时期，都说治大国如烹小鲜，道理也是如此，扬州菜多么的精致？背后厨师得多下工夫，红楼梦中有一道菜，需要将豆腐以高汤煮四十多个小时才能呈现出来，以隋炀帝为代表的统治者们恰好都不懂这一点，缺乏烹小鲜的耐性，没有微观操作的技术手段，做了一道不甚精致或者难吃的菜，客人当然不满意，甚至还有掀桌子的可能。

最后总结：

就古代的一系列社会配套条件来看，举国体制是配合中央集权来使用的。

既有利处，壮大了我们，并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奇迹，也有坏处，导致了一次又一次地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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