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上方，關注三聯生活週刊！
這是一個真實發生的故事，我所在的大家族如此，中國千千萬萬個家庭亦或正面臨著或將要面臨這樣的一個困境。但願家庭成員在有能力化解這個困局時，能儘快地扭轉局面，儘量避免代際之間的遺憾別離。但願社會能在發展的過程中對這一困局給予真正的關注，做出相應的改善。
這個真實的故事聚焦在我的姥爺，聚焦於他後半生經歷的三次changes (變動），聚焦在當下步入老人行列的父母們。我原本是想準確界定姥爺所屬的人群範圍，比如“空巢老人”、“獨居老人”，卻發現我無法精準表述，因為姥爺在某些時候是空巢老人，某些時間是獨居老人（未和姥姥居住在一起），有些時候享受著三代同堂。
我的姥爺和姥姥住在河南的一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農村，姥姥性情溫和、勤勞能幹，姥爺耿直實在，總是寧願自己吃虧也要幫別人。他們有一個女兒，兩個兒子，女兒嫁到了相隔不遠的鄉鎮，大兒子在當地的基層政府做普通的公務員，二兒子在西安完成學業並在婚後移居上海，去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我在本文所描述的姥爺經歷的重大changes是指姥爺邁入老年後生活狀態方面的changes，即是由一家人共同生活轉變為與老伴成為“空巢老人”，再轉變為以一個人獨居為主，間或短期的“三代同堂”，到最後一人獨居老家因突發性疾病離世，每一次生活狀態的改變會表現在方方面面的具體的生活細節。
繼女兒出嫁、小兒子決定在外地發展之後，大兒子為了讓後代接受更為優質的教育、營造更加濃厚的學習氛圍，舉家搬遷到當地的縣城，原本的一家人其樂融融的生活從此不再，姥爺和姥姥便成為了空巢老人，因為在農村，家裡仍舊有承包的土地，兩個老人在兒女離家之後依舊認真地經營著家裡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歸，夏天種些西瓜、辣椒、棉花，秋天播種小麥，冬天種一些蔬菜……在我看來，這是姥爺老年生活的第一個重大change，原本應該子孫在膝下快樂相伴，儘管女兒、兒子們會與之常聯繫，卻變成了和老伴兩人生活，這種“空巢”狀態倒也充實，那時姥爺、姥姥還有足夠的體力去幹農活，兩個人清清靜靜、遠離市井的嘈雜與喧鬧，兩人彼此互相照應著生活。
在2011年的秋天，因為我的二舅媽懷了寶寶，馬上就要到預產期，姥姥在忙完秋收、種上小麥之後，遠赴上海去迎接小孫女的到來，開始了自己的“保姆”之路。姥爺在當時選擇了一個人留在老家，一是他習慣了在村莊上自由的穩定的交際圈，二是他覺得老伴去上海照顧我二舅一家人，他不能偏袒，要留在莊上替我的大舅看好家。在姥姥離開家去上海之後，姥爺第一次開始了自己“獨居老人”式的生活，那時候唯一能夠與姥姥取得聯繫的方式就是通過電話，二舅會全部負責給姥爺生活費，大舅、媽媽也會常回家看看自己的老爸。
儘管如此，姥爺對於突如其來的“單身生活”感到惶恐，因為之前一直是姥姥在操持家務、打理他的生活，他不得不學著自立，不得不學著給自己做飯、洗碗、洗衣……在姥姥去上海之後，姥爺一個人無法再像當初那樣種植一些辣椒、西瓜等需要大量勞動力投入的農作物，選擇一些不需要太多勞動力投入的諸如大豆的農作物，但田間勞作仍舊是很辛苦，再加上沒有充足的營養補充，姥爺慢慢變瘦了。
在我看來，姥姥離開去上海，使得姥爺的生活由兩個互相依賴的“空巢老人”的狀態轉變為一個老人的獨居，這是姥爺步入老年生活之後的第二個重大change。也就是在這段時間，姥爺的脾氣變了，變得沒有以前那般平和了，變得行為偶爾有些怪誕。在那段時間雖然每次我去看望姥爺時，他總是表現出自己生活得蠻不錯的狀態，但是我知道事實不是這樣的，姥爺“愛”看新聞節目的習慣在此變得尤其突兀，因為姥姥也不在家陪他了，家裡的人氣只得靠電視機發出的聲音讓他感受“熱鬧”的氣氛。
在姥姥去上海照顧小孫女之後，姥爺也有過嘗試去上海，和姥姥、二舅一家生活，但是因為上海與河南兩地語言文化、社會交際存在的差異，姥爺在上海居住的時候不能像在河南的家鄉一樣能夠在閒暇的時候和一群老朋友們一起搓麻將，總是覺得自己不開心、生活不是那麼合意，甚至在接近春節的一段時間總是會產生強烈的要儘快回到河南老家的想法。
與他共同生活的二舅能夠感受到父親在上海居住的不滿意度，嘗試著用其他的方法讓父親快樂起來，比如他給父親辦理基於互聯網形式的搓麻將的會員卡，但效果不是很理想。一方面，姥爺若是居住在河南，可以有穩定的交際圈，可以有自我的舒適的娛樂生活，可以幫大舅更好地照看著老家，但是這些要以孤獨為代價，以不能和姥姥在一起生活為代價；在另一方面，姥爺若是居住在上海，可以盡享城市繁華，與老伴、二舅一家享受美好的團圓生活，但是他無法得到自我精神方面的滿足和受到出行、交友方面的限制。
最終，從折中的角度來看，姥爺每年生活的軌跡逐漸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模式：每年秋收之後去往上海，春節時回到老家過年，直至來年秋收結束再去往上海。自從二舅家有了大寶之後，姥姥一直在幫忙帶大寶，姥爺只是短時間非農忙季節才去上海居住，一年的大部分時間是他一個人住在河南老家的村上。
姥爺原本就有高血壓的症狀，但還不是太嚴重，需要日常堅持服用相關的藥物。另外自姥姥去上海之後，他一人居住在河南老家的時候，飲食起居的改變及無人照料難以避免營養的正常供給問題，再加之年齡日漸增長，身體的素質遠不如以前，有段時間心臟出了一些小毛病，後來大舅和媽媽還帶著姥爺去縣醫院進行檢查，他的心臟確實有些弱，但沒有嚴重到影響正常的生活，隨後也有做過幾次的體檢，都無大礙，醫生針對姥爺的身體狀況有給姥爺開具相關的處方藥。這些身體方面的症狀為姥爺後來的經歷埋下了伏筆。
我知道，我不知道的，還有很多。
2017年3月，二舅的二寶出生，姥爺甚是感到開心，家裡又添了一口人，然後就做了決定：今年秋收之後要儘快去上海和姥姥一起幫忙帶孫子孫女。姥爺因為老家的莊稼還沒有到收成的季節，還有一些瑣碎的農活需要幹，所以沒有即刻去往上海，他與小孫子的第一面就是通過微信視頻聊天功能實現的，每次視頻結束都會有感於科技的奇妙。
這樣的遠程線上聊天的交流方式在這個暑假又進行了好幾次。2017年9月7日，我離家要返回學校繼續上學，姥爺早上早早地就來到我們家給我送來了一些新鮮的棗，給媽媽帶來一些新鮮的蔬菜，我趁機邀請姥姥進行微信視頻，還記得姥爺對姥姥說“現在小孩又吃胖了，越來越重了，你的腰不好，覺得累的話就不要抱著他，把他放在兒童車裡躺著”，世事難料，那竟然是姥爺與姥姥生前的最後一面。
2017年9月13日，姥姥還是和平常一樣給姥爺打電話聊天，奇怪的是，打了很多次就是打不通，在嘗試多次無果之後，姥姥給媽媽打電話讓媽媽去姥爺家裡看看，是不是姥爺忘記帶手機了。結果就是，當媽媽打開家門的時候，姥爺是處於從欲沙發坐起、忽然倒下的狀態，是的，他已經離開了，永遠地離開我們。這是他在老年生活的第三個重大change，由以一人的獨居為主轉變為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所有的家人都因此回到了家中，只為送姥爺最後一程，在進行多方信息彙總之後得到姥爺應該是在9月13號當天心腦血管方面的疾病突發離世，再加上家裡他一人獨住，身體發生意外時無人能夠及時照應。姥爺去世後，媽媽和兩個舅舅非常自責，自責遺憾於沒有給自己父親足夠多的關懷與照顧，姥姥受到了很大打擊，至今提起姥爺還是黯然傷神。
一個人的突然離世，給一個家庭帶來的是沉重的打擊，發生在一個老人、一個家庭的悲劇希望不要重演，不要總想著下一次，不要總以沒有時間為緣由，也許真的就沒有下一次了，認真對待當下的每一次吧！生活與歲月會教我們這些仍舊在世的人學著堅強，學著習慣，學著接受不能改變的一切。
聚焦於姥爺後半生中的三次重大變化，我的體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中國式父母”大都以後代發展和幸福為中心，忽略自身對於生活的需求滿足。
“中國式父母”這一概念之所以產生被標籤化，是中國父母與別國父母相比產生的差異化，不同於歐美社會主流父母那樣給孩子獨立、自由、自主的選擇，中國的父母們大都把後代發展作為自己生活的重心，他們寧願犧牲自我價值，盡力付出，事事希望為孩子做到最好。而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人是理性經濟人”，目標是追求個人收益最大化。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式父母”不是純粹的理性經濟人，他們的行為或摻雜著“一代更比一代好”、“養兒防老”等觀念，或者表現出西方經濟學在應用中存在侷限性，不能完全解釋人們的行為選擇。
就我的姥姥、姥爺來說，他們作為父母，在年輕時通過勞作等方式賺取收入，給子女們提供接受教育的機會，支持他們有更好的發展；在邁入老年生活後，仍舊希望儘自己所能為自己的子女提供幫助，當認為自己可能會給子女帶來不便時，他們選擇儘量不麻煩子女。姥爺、姥姥的後半生主要是在為了讓子女有更美好的家庭生活作為動力，他們幾乎不怎麼關心自身的需要，不願意把錢花在自己身上，他們是“中國式父母”群體的成員。在我看來，這是姥爺、姥姥在面對“changes”時選擇接受而不是維持原狀的最主要原因。
2. 無論是“空巢老人”還是“獨居老人”，他們的心理狀態、精神狀態、身體狀況等方面缺乏足夠的關注（信息不對稱）。
“空巢老人”、“獨居老人”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尤其對於農村地區的老人，某些服務與設施的不易獲取的屬性使他們對於自身的具體狀況難以做到真正的瞭解。另外處於安定社會中的人們，往往對未來、對相關人物等存在比較樂觀的預期心理，對相關潛在風險缺少防範與應急計劃。即使子女們會假設父母在身體、心理方面處於健康狀態，一般不會預想出現變故的情況，很少會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提前做好準備。因此子女對於老人真實狀況的認知與老人實際狀況存在信息不完全，這些阻礙了子女給老人們更好的照顧與關懷。
姥爺幾乎不向我媽媽、舅舅們敘說他的需要、他的不適，更多情況下他選擇靜默或者只告訴姥姥一個人，正因如此，姥爺和他的孩子們的互動不足以讓子女感受到他真實的需要。這種信息不對稱使子女對於老年父母的心理、身體健康狀況的預期與實際存在偏差。姥爺離世的那天，如果不是姥姥堅持著要和他通話卻打不通，那麼姥爺離世的現實就不會及時被家人知道了。信息不完全體現了“空巢老人”、“獨居老人”與外界溝通的不順暢狀態，故可以從化解信息不完全的途徑出發，探討破解老年人生存困局的方式。
3.社會發展改變了家庭結構與模式，在家庭結構改變的同時，與之配套的醫療、養老、心理健康建設等尚未同步做出調整。
隨著經濟的發展及歷史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傳統的幾代人同居的模式被打破，家庭規模日益小型化。同時，子女為了尋求更好的生存發展空間，由於工作、生活、學習而離家，導致“空巢老人”日漸增加；亦或現代社會老人和子女對於“自由空間”的要求，原有的家庭單元被切割，轉變成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個體。這總體上表現社會發展與家庭結構的關係，並暗示了家庭養老功能的衰弱。但是目前並沒有出現家庭養老方式的替代性方式，社會養老推進困難，另外處於家庭結構轉型期間，與老人們相關的養老、醫療、心理等建設需要進一步改進，以實現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4.子女們對於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的需求，加劇了老人們所面對的養老困境。
黨的十九大指出，當下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子女們尤其是來自農村普通家庭的子女們的角度來看，他們渴望改變現有的社會階層、嚮往更加美好的現代生活的需要與自身的社會競爭力、兼顧老年父母需要的矛盾在短期內難以調和。他們融入嚮往生活的瓶頸之一就是源源不斷的生活壓力，比如自己後代的教育問題、難以承受的高房價等。對於有強烈改變自身及後代社會階層、實現階層流動的人，他們在暴漲的房價等生活壓力面前，行為選擇受到極大的約束限制，即使子女能夠感知父母對於他們的需求，他們可能會無力兼顧父母利益，無法真正去正視老年父母面對的養老困境。
5.鄉村建設與復興道阻且長，比如“留不住人才”等。
在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爆發過多次危機，有些危機來自內部，有些危機來自外部，但幾乎每次危機（尤其是2000年以前）的代價大都由城市轉嫁到農村。當代中國城鄉差距的存在是有歷史原因的，比如“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農村缺失了很多的發展機遇，往往留下了“貧窮落後”的印象。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國家政策層面的傾斜、群體性政治事件的發生、戶籍制度下的城鄉資源分配等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農村地區的發展和城市相關遷入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縮小城鄉差距。
儘管如此，我國城鄉存在的差距依舊存在，城鄉差距某種意義上加速農村人口外流，是社會流動的一種方式。城市因為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便利的生活設施等對於農村地區青壯年人口吸引力上升，他們的外流導致農村地區在發展方面缺乏主力，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給農村原有的農業文明帶來了衝擊。儘管國家近年來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引導人才迴流，但是仍舊無法挽回農村衰落的趨勢，鄉村建設與復興工作仍待進一步開展。
因此，農村地區的“空心化”現象值得關注，農村地區的留守老人需要更多的關懷。他們是被社會發展遺漏的一群人，因年齡、身體健康狀況等原因難以與社會發展同步，他們長期生存在的鄉村社會需要重建與復興使鄉土社會再次迸發活力，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總而言之，在我看來，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不應僅僅關注經濟增長的指標，侷限於經濟增長速度、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收入水平，而是應該從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個維度去關注國民的整體發展狀況，堅持以人為本，直面發展難題。經濟增長不能以犧牲人的自由、尊嚴尤其是老年人的自由、尊嚴為代價，這是實現“中國夢”、實現社會良性健康發展的前提條件。
我國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對於日益突出的老齡化問題及其負向影響，社會各方都應該重視起來，積極採取相關策略（發展新型養老服務、常回家看看等），用行動去給處於社會弱勢地位的老人們更多的關懷，讓其更加有尊嚴地活著，讓老人們能夠同等享受到社會發展帶來的福利。
我姥爺的突然離世對於我的家人帶來的痛苦傷痛，是靠著時間一點兒一點兒在修復，我們知道，我們永遠內心記得他，他就一直沒離開，一直在我們身邊。前段時間高以翔哥哥意外離世，他的離開對於他的爸爸媽媽女友何嘗不是一種打擊與傷痛呢？我始終相信，他們只是因為意外與我們告別，但是他們一直在另一個地方關心著我們，他們是希望我們過得幸福，不希望我們因為他們的離開陷入對人世的悲觀、對於人間黑暗的唾棄~我看到了人性的黑暗、人間的悲涼、命運的決絕，但我堅信我仍舊在用力去愛這同樣亮堂堂的光明世界！
《三聯生活週刊》頭條號【粉絲信箱】開通啦！如果你對社會熱點有敏銳的感知力；如果你關注民生話題，對生活中的大小事有想要“表達”的慾望；如果你擁有豐富的寫作經驗，歡迎將你的聲音與態度凝結成文字，隨時給《三聯生活週刊》頭條號投稿！粉絲信箱：[email protected]，期待你的文字！（注：由於頭條號投稿欄目還處於試運營階段，故暫不設稿費）
訂閱2020年三聯生活週刊（贈送2020年故宮日曆，期期快遞）
閱讀更多 三聯生活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