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个真正的贵族，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大家庭里。她年少成名，二十多岁写出人生代表作，红遍大上海。她和汉奸结婚又离婚，一辈子沦陷在这段感情中不能自拔。她移居美国，嫁给一个大她三十岁的美国剧作家。她晚景凄凉，生活潦倒，最后一个人孤独地死在公寓里。
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一语成谶。是的，这个人就是张爱玲。
翻看张爱玲的家谱，我们惊讶地发现，她的生命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紧紧相连。她的外曾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祖父张佩纶，清末同光“清流派”中坚人物，官至侍讲，署左副都御史。无论正史还是野史，他们都是人们口中的角儿，宦海沉浮，大起大落，再经由文人的渲染，命运被蒙上传奇的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位角儿，都是古老中国走向没落的见证人，他们目睹了“乱世”的到来。
而我们的主人公张爱玲，出生在1921年，一个同样是“天下大乱”的年代。经历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古老的文化与传统的生活方式被彻底颠覆。而这一切，并没有给“重门深掩，帘幕低垂”的张公馆造成多大的惊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张家依旧维持着往昔的生活格局，张爱玲就在优裕阔绰的生活里，度过了她的幼年生活。
那时的生活，在张爱玲的记忆中，是一段“橙红色的岁月”。家里萦绕着一股“春日迟迟”的空气，她体味着舒适、悠闲而慵懒的温暖华丽，对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保持着鲜明生动的印象：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瓶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
不过，年少的生活并非只是橙红的快乐，她的一团高兴之中，也蒙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虽然有着旧式文化教养，会吟诗作赋，并对张爱玲从小就显露的写作才能颇为欣赏。但是，他同样也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平日里，偶尔兴致好，他也会对女儿表现出一丝宠爱，可惜啊，更多的时候，留给张爱玲的都是父亲那封建家长式的专断、粗暴和虐待。
至于张爱玲的母亲，那是一个西洋化的美人，当年被迫与张家少爷结婚，生下一对儿女后，就远赴国外留学了。张爱玲两岁时，母亲从国外回来，并带回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母亲的熏陶下，张爱玲开始学做一名西式淑女。她跟着母亲学画图，学钢琴，学英语，将家中的一切都看做“美的顶巅”。
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未持续多久，父母因为生活的琐碎和思想观念的截然相反，协议离婚了。她和弟弟都跟父亲生活，母亲则搬到了新式公寓中。
在母亲新家的映衬下，她渐渐在父亲的家里，看到了怪异与颓丧的色彩：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那里的一切她都看不起，与幼年时感受到的懒洋洋的生活不同，她现在感觉到的是秋天的萧条肃杀。而继母的出现，则让无穷的怨愤有了一次大爆发。
1.敏感的性情里，文学的种子悄悄发芽
对父亲不满，被继母侮辱，或许这些事并没有张爱玲所描述的那么严重，但对于心性敏感又善于捕捉细节的她来说，继母的尖刻和父亲不问青红皂白的毒打，却让她在一瞬间对这个家产生了深深的失望。后来，她患了严重的痢疾，被父亲关在阁楼里，差点死去，她不顾一切地逃了出来。
她逃到了母亲的家中。短暂的兴奋过后，她又被一种新的不安俘虏，就好比黛玉进贾府，需要“步步留心，处处在意”。她的内省倾向与过度敏感，让她无法融入这个新家，孤独与寂寞将她的自尊心琢磨得愈加敏感纤细。
她的出现增加了母亲的负担，她在窘境里学做淑女，三天两天讨要零花钱，她感受到了母亲的不耐烦。母亲希望她是一个够得上淑女标准的女儿，“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眼色……”而在应对这一切时，张爱玲却有着“惊人的愚笨”，她希望得到母亲的赞许，但母亲的苛责让她丧失了自信心，她只是一再意识到自己的无能。
至此，幼年时辽远而神秘的母亲形象，因为朝夕相处一点点掉彩褪色，无论在哪个家，张爱玲内心都摆不脱沉沉的孤独和寂寞。
除开生活的磕磕碰碰，张爱玲幼年的教育倒是早早就开始了。从小她就喜欢看旧小说，读小报，加上在学校所习得的英文、西方文学、历史、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她的文字功底十分深厚。中学在圣玛丽亚女校念书时，学习成绩优异，作文更是让师生刮目相看。当然，让她闻名全校的，还有她的迟钝与健忘。但是，在呆滞懵懂的神色背后，张爱玲对自己要走的道路格外坚定，那就是：获取深造的机会，最终为自己赢得社会地位与名声。
1939年9月，一本综合性杂志《西风》登出一则征稿启事，张爱玲发表了人生第一篇文章《天才梦》，在这篇少作里，她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随后，她顺利通过伦敦大学的招生考试，准备出国留学。可惜，太平洋战争爆发，张爱玲只好改入香港大学。
2.赴港读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用心张看
在香港大学读书期间，张爱玲拼了命地学习，但1942年12月，日本人进攻香港，再次中断了张爱玲埋首书本的学习生活。
或许，这对于她的写作生涯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说，在此之前她对于社会生活的了解，大都来源于阅读或其他形式的间接体验，那么战争，则使她有了与社会直接接触且不得不接触的机会。
在港大读书的时候，历史教授佛朗士对她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据张爱玲介绍，佛朗士是一位豁达随便、玩世不恭的英国人，他没有英国人惯有的道貌岸然的绅士气，倒有几分中国文人的名士气。港战期间，佛朗士被征入伍，开战前每逢志愿兵操演，这位幽默的教授总会带着几分调侃的语调通知他的学生：“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练武功”竟葬送了这位教授的命——因为没有听到哨兵的吆喝，他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这件事让张爱玲无限感慨，她深刻感受到了人类行为的荒诞和不可理喻，但更多时候，她依旧保持着她冷眼旁观的一贯作风，在众人的反应和行为中张看人性。
她发现人们对于战争的态度就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结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女同学们因为战时没有相应的时装而犯愁；门洞里躲空袭的人在无谓地争闲气；警报声刚一解除，人们又不顾命地轧电车，生怕浪费了一张电车票……十八天后，香港落入日本人手中，但战事的平息好似灾难的过去，人们反倒沉浸在莫名的兴奋里。张爱玲和同学满街地寻找冰淇淋和唇膏，立在尸横遍野的街头小摊上吃滚油的萝卜饼。
张爱玲无意于道德评判，而是接受人性的真相。至此，她的个人经历与一种对社会、历史、人性的更广大的体验衔接了起来。
3.一出手就令人拍案叫绝，谁都知道上海滩出了个张爱玲
香港的沦陷，让张爱玲中断了港大的学习。1942年下半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那时的上海非香港可比，它是国际性的大都市，是东方的巴黎。回到上海后，张爱玲同姑姑住在一起，那是静安寺赫德路192号一幢公寓的6楼65室。
她一直渴望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如今学生时代已告一段落，她不愿向家里伸手，更不愿看人眼色，靠什么谋生呢？张爱玲决定用笔杆子来谋衣食，她开始卖文了。
1943年1月，用英文写的《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被刊登在《二十世纪》上，主编非常欣赏，赞誉作者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在她的洋文大卖的时候，她挟着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叩响了上海文坛的大门。她带着稿子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这次相会，老少二人相谈融洽，周瘦鹃很快拍板，两篇小说都用。
虽然这“二炉香”没有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但文艺圈里却很快有人注意到这位后起之秀，《万象》杂志的主编柯灵即是其一。从1943年8月《心经》被刊登在《万象》开始，到1944年6月，几乎每一期上都有张爱玲的作品。与此同时，《茉莉香片》也在一本叫《杂志》的刊物上刊登了出来，在此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这本有着日本人背景的杂志，使张爱玲青云直上，风靡上海滩。1944年8月，她的第一本书、小说集《传奇》出版，紧接着，次年1月，散文集《流言》问世，她自己根据《倾城之恋》改编的剧本也被搬上舞台。
沦陷期的上海，文坛中代表着不同政治倾向、文学趣味的圈子似乎都是顺理成章地接纳了这位新人，而且不吝褒奖。张爱玲出名了，上至汪政府的达官贵人、日本文化界人士、军方人物，下至市井男女，谁都知道上海滩出了个张爱玲。
成名给张爱玲带来了莫大的喜悦，那时候她的穿着打扮，都透露出她的快乐心情。她是一个眼光独到的服装鉴赏家，《更衣记》里，她将清末以来服装服装的变迁从容道来。她还自己设计衣服，一度谋划着与好友炎樱一起替人设计服装。成名也给张爱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她穿着奇装异服去印刷所校对稿样，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她到《天地》杂志的主编苏青家去，整条巷子为之轰动。
张爱玲恃才傲物，一般女作家根本不放在眼中，但她唯独肯抬举苏青，两人惺惺相惜，互相怀有好感。张爱玲最出名的那篇短篇小说《封锁》，就是发表在苏青的《天地》杂志上。
在那篇小说中，张爱玲写了一对男女在公车封锁的情况下与常态不同的行为，他们在公车上恋爱，下车后就自然而然地分手。这篇小说写得令人拍案叫绝，让人过目不忘。在这叫好的人群中，就有那么一个人，把这篇小说读了又读，还是不过瘾，跑到苏青的办公室央求苏青给个地址，他一定要去见见写这篇小说的作者张爱玲。这个有些狂热的张迷，就是胡兰成。
排版|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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