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名族獨立和救亡的抗日戰爭讓每一箇中國人經歷了磨難和考驗。當年，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在抗戰中南遷，組成了西南聯合大學，保存了不少教育的人才和力量，使許多一流的愛國知識分子匯聚與昆明和大後方，創造了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令我們後來人驚歎的“聯大神話”。他們在艱難的環境中堅持了可貴的學術精神，在名族生存最艱難的時刻，為當時的中國和未來發展培養了一批非常優秀的人才。在這段近九年的歲月裡，朱自清一直執教西南聯大，在學術、教學和管理等各個方面的貢獻突出，特別是他的愛國精神，在名族救亡的時代背景下顯得堅貞和高貴。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寇對這座古城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並沿長江一線掃蕩中國大地，長沙岌岌可危，為了把學校辦下去，長沙臨時大學常委會會議決定將學校遷往昆明，史稱“文化西遷”。這次的遷徙路途迢迢，聞一多和部分健壯的師生組成湘黔滇旅行團步行入滇，其餘學生有粵漢鐵路到廣州經香港、越南入滇。
1938年2月16日，朱自清偕馮友蘭、湯用彤、錢穆、陳岱孫等十餘人乘汽車從南嶽動身赴昆明。途中，他們經過舉世聞名的旅遊勝地桂林。如詩如畫的美景讓詩人朱自清不禁詩性大發，然而想到祖國的滿目蒼夷，卻也惆悵萬千，悲從中來，寫下了幾首表明此刻複雜心情的絕句。“皮鼓蓬蓬徹九幽，白夫爭扛木龍頭。齊心高唱祈年曲，自聽勞歌自送愁。”看似描山畫水，書寫風俗人情，而寄寓其間的卻是詩人關注國運，嚮往祖國崛起的難以抑制的鬱勃之情。風雨兼程，一行人終於在3月14日下午抵達昆明。在安頓好工作之外，朱自清一一拜訪了許多戰亂分離的朋友。
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朱自清和郭沫若、茅盾、葉聖陶、鄭振鐸、老舍、巴金、郁達夫、丁玲、曹禺、吳組緗、沈從文、朱光潛、曹聚仁、許地山等四十五人當選為“文協”理事。
4月2日，奉教育部電令，長沙臨時大學改組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內部保留三校建制。除了繼續擔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外，朱自清兼任聯大師範學院國文系主任。
由於校舍緊張，文法學院暫時設在離昆明四百里的邊城蒙自。朱自清4月5日到達蒙自，在聯大租借的海關院內分到一間平房。文法學院在蒙自安定下來後，1938年5月2日，西南聯大1937年度第二學期開學。
朱自清住的房子很小，約十平方米，一張床鋪、方桌、書桌、竹書架、藤椅和幾張凳子就已把屋子塞得滿滿的了，但這裡這是一個風景怡人的地方，每天，朱自清推開窗戶，總能看見庭院裡枝蔓纏繞，一些不知名的自生自長的野花驕傲地挺立著，給他獨居陋室的清苦生活平添了一份雅趣。
最難忘的是美麗的南湖，點綴了聯大師生的艱苦生活，給文學青年們浪漫的詩情和想象。中文系和外語系學生組織了“南湖詩社”，參加者有20多人，並邀請聞一多和朱自清做導師。這些年輕的文學愛好者，在戰亂中體驗時代、生活、和個體生命的諸般遭遇，將會有出色的表現。其中包括後來成為“九葉詩派”代表人物的查良錚（穆旦）。西南聯大先後聚集了師長輩的著名詩人朱自清、聞一多、馮至和卞之琳等人，而此時他們是詩人、作家，更是知名學者。
“西南聯大已是歷史陳跡，但它曾哺育和潤澤無數莘莘學子心靈的恢弘博大的精神是不會被遺忘的。”
可以說，在抗戰艱難的八年和勝利後回北平逝世前三年中，朱自清發揚五四精神，在帶病堅持主持中文系工作和完成日常教學工作的同時，勤奮寫作，在新文學批評和古典詩學研究方面貢獻出色。多年後，文學史家評價新文學三十年發展史，認為朱自清不僅是30年代與周作人、朱光潛、李長之、劉西渭齊名的五大批評家，也是抗戰時期最有成就的“三李二朱”之一，所謂“二朱是朱自清和朱光潛”。正是朱自清以及許多像他一樣的知識分子以他們的堅韌精神和文化責任心，在昆明聯大時期培養了大量優秀人才，甚至是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和文藝大師。
主持聯大校務的常委、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有兩句名言，一句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另一句是：“教授是學校的主體，校長不過就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任何學校的主要成員都是教師和學生，而起主導作用的是教師。教師領導學校，擔任教學，教育學生，培養人才，教師的職責可以不一樣，但目標必須一致——辦好學校。西南聯大堅持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教授治校”的優良傳統，並且在新的條件下，發展了這個傳統：從校長到校務委員會、教授會、教務長、總務長、訓導長到各院長各系主任，各研究所長等，都由教授擔任。這些簡直總務長、教務長、院長、系主任等職的教授並不增加薪水或者享有什麼特權，他們照樣參加教學工作，課程負擔跟一般教授一樣，和一般教授不分上下級，沒有官僚味兒。對廣大學子來說，他們都是老師，平時一律稱為“先生”，從不叫所謂的頭銜。這種治校傳統使西南聯大匯聚了當時最為出類拔萃的專家學者。如哲學系有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湯用彤、金嶽霖、賀麟、洪謙、沈有鼎、馮文潛等先生；中文系有聞一多、朱自清、羅常培、羅庸、唐蘭、劉文典、遊國恩、魏建功、王力、沈從文等先生；歷史系有陳寅恪、雷海宗、錢穆、劉崇鋐、邵循正、鄭天挺、向達、吳晗等先生；外文系有吳宓、葉公超、馮至、聞家駟、吳達元、陳嘉、錢鍾書等先生......這些教授當時年長的五十歲左右，年輕的三十歲左右，均處於學術生涯的盛年。他們大多數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又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具有強烈的科學、民主、自由的思想。同時，他們大部分人都有留學經歷，受到過西方文化的影響。
這些知識上完整的儲備使聯大教授能用開闊的視野和敏銳的思維來思考本學科的發展，同時也能影響到學生，使學生雖在偏居一隅的地方卻能得到一流的教育。
一流的教師，優良的傳統，再加上抗戰時期共赴國難、同仇敵愾的凝聚力和愛國主義精神，西南聯大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神話，彪炳史冊的功績令後世敬仰。
然而在抗戰的大後方，不僅一般人，就是大學教授們的生活，也是十分艱苦。隨著戰爭的日益消耗和物資緊缺，聯大教授大多陷入“飯甑凝塵腹半虛”，“既典徵裘又典書”的生活困境中。聞一多治印，梅貽琦校長的夫人上街做小生意，朱自清靠典當東西才能回成都看望病中的妻子。然而每一個聯大人都安貧樂道、為人師表，堅持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由於探索、敢於批判。“違千夫之諾諾，作一世之諤諤”，傳承了幾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崇高氣節。正如劉宜慶先生所言：
聯大師生的風流，就像魏晉風度一樣，令後人敬仰。這風流在我看來，包含了不黨不官、人格獨立、敢於批判的錚錚風骨；絃歌不絕、為人師表、一身正氣的泱泱風範；沉潛專注、甘於奉獻、風光雯月的謙謙風度。西南聯大是一個群星閃耀的時代，那些特立獨行、放浪形骸、個性卓越之士，才華與激情四射，譜寫了一個不老的傳奇。
歷史的災難，也是機緣，讓一群人因為共同的使命凝聚在一起，又因為共同的精神創造了歷史。正當壯年的朱自清就是西南聯大這個特殊的文化群體中優秀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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