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我与友人温郁松一起游览南阳府衙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大杂院。如今修葺一新，在府衙前后走走看看，冬日的阳光洒在开阔的大堂前面，令人惬意。
在府衙燕思堂的东屋，我看到了几幅名人题字，内容是称赞1936年南阳的土地清丈活动。
什么是土地清丈，说通俗点，就是重新统计土地面积，厘清边界，做好界定和分配工作，而与土地清丈工作同时进行的，往往是人口统计。新朝建立，国家初步稳定，第一件事便是做这样的事情，土地和户籍涉及国家经济政策的出台，关系地方利益，对于政府和老百姓，都是大事。
经野分田，厥为古制。谷禄不平，为政之弊。
堪丈农亩，裕国至计。既清地权，乃均赋税。
绩若南阳，共觇刊制。
——河南南阳县土地清丈专刊题词 孙科
行政必自经界始。
——河南南阳县土地清丈专刊题词 冯友兰
体国经野
——于右任
其中于右任等人写“体国经野”四个字，令人印象深刻。
这四个字语出《周礼》，体是划分，似乎还有以国为体的意思。经，经纬四野，也有划分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治理城内城外。
在春秋战国时期，城里面和郊区的人，叫国人，城墙外面的人，叫野人。
城墙内外，有着自由和义务之分，国人有一定的议事权，享受国家利益的同时，对国家也有一定义务，例如有义务纳税和打仗；
野人呢，相当与除了种地吃饭，拉呱闲话，对国家没有什么要紧的责任，是国人的奴役阶层，他们的作用就是供养国人。
当然，这种机械的划分越到后世越抽象。就像如今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区别，享受的政治权利大小和便利程度不同罢了。
于右任老爷子题写“体国经野”这四个字，是称赞土地清丈，对城里人，乡下人都有好处，是致力于治理国家的第一步。
而让我心有所思的是，国与野的划分。
南阳梅花寨，红色位置为府衙
在府衙的门前，有一副清末的南阳地图，内城面积并不大，里面却林立了府衙、文庙、兵营、书院、祠堂、火药局，所谓“国人”，能供城里人能居住的地方，面积很小。
这城里人除非住在这些事业单位和“国企”分配的内部房里面，其他能住的地方，地价不会便宜。住在城里，基本上是挨着政府机关驻地，临近学校和娱乐场所，能住这样的位置，一定非富即贵。而在集权专制的皇权社会，世袭、科举是入官的主要途径，城里这些人，排除一些做生意的富商，多数人应该都是公务员的家属。
这样一来，体国的含义不就是加强内部管理吗？本来就是自家人，自家人基本都是官吏及家属，那么管理自家人，就要靠一套伦理和法典，这伦理和法典，简单来说，就是儒学的外衣，法家的手段，阴阳家的投机。
所以看那府衙的楹联，都是儒家的修身反省和谆谆告诫。我们著名的词作家乔羽先生来南阳，游历府衙，写了几个字：“干部来此应多思。”
当时一群陪同的领导和观众都拍手称好。乔老爷子，应该是看了府衙不少的楹联，有感而发。
看府衙的几幅楹联：
“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
听墙外鹃啼鹊噪恐有冤民”
“春雨无私进衙先拜清风二字
青筠有节出府再留正气一身”
“不要百姓半文钱原非易事
但问一官两千石所造何功”
这些楹联读起来何等灿烂，不过实际做不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有一个偏见，就是条幅上宣传什么，实际上就缺少什么。以这样的眼光看了好多年，基于个人偏见和经验，总是觉得大差不差，你看那清代府衙楹联那么高大上，本应该清官无数，那为什么老百姓还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呢？
冯友兰先生的父亲曾经做过短暂的清知府，冯先生在回忆童年的时候讲了一些衙门的事情。
知府靠地方的税收养活，但是知府所带的师爷和一批内务人马，是没有工资的，他们要靠知府大人靠派给他们的各种差役中获取“工资”，那么这里面的门道就有很多。据我所知，从收租用大斗小斗到写诉讼状，给人打板子下手轻重，都可以捞到钱。就看知府大人带的队伍有心够不够黑而已。
木驴展示
俗话说，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衙门的钱，下水的船。法无三日严，草是年年长，公门里面好修行啊。
国人的治理，自有一套阳奉的规则，和阴违的操作方法。嘴上仁义之乎者也，心里就要遵循“厚黑学”教主李宗吾的那一套求官办事功夫，脸皮要厚，心底要黑，“空、恭、绷、聋、弄”，即写官样文章要空，不能说真话；
对上司要外表恭敬，如同发自肺腑；对待下级和老百姓要有威严，绷着脸，说话要有大道理，最好引经再据个典，让人听不懂；对来自下面的大实话，要装聋作哑；当然摸爬滚打，想往上爬，少不了花钱，还要有门道、会弄钱。这在皇权社会，可谓做官必备技能。
看《万历十五年》里面说的那个海瑞，硬是一个愣头青，不按规则办事，不照常理出牌，节度使上任，别人都大摆筵席，他硬是写亲笔信告诫，满口仁义道德，弄得人人讨厌，连自己救命恩人徐阶的弟弟贪赃枉法了，也丝毫不留情面地逮捕，弄得众叛亲离，成了一个人人敬而远之的怪物，这样的官员，怎么能成大事？当然，我说的都“封建专制”时代的事情，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嘛。
“体国”说完，该说说如何“经野”。《孟子》上记载：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说简单点，井田制，就是在地上画个“井”字，中间那块儿是公家天地，用来交租，其余八块田地由八户分别耕种，中间的地由八家共同耕种。野人，就是做这事的。野人没有什么地位，征战的劳逸，国人的消耗，基本上要靠野人的“同养公田”才可以。
井田制虽然后来开阡陌，均田制了，但是农村供血城市的格局，至今不变。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成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啊。把中国比作一个人的躯体，躯体再强壮，也要靠血液供养，没了血液，怎么生活？这就是国军失败的原因嘛。
南阳府衙地牢
中国不少朝代的改朝换代，都伴随农民起义，农民没法活了，就要揭竿而起。农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打天下，分田地，这个田地的分法最初也很单纯，就是平均分配，天下不患贫而患不均，地少了可以，但是不能不平均，大家都是人，凭什么他要比我多？
我们现在闹革命，你还信什么“国人”和“野人”，首先就是革命的对象，理由嘛，很简单——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样多好。老子把天下打下来了，老子也是城里人。但是我们既然改朝换代，就不能重蹈覆辙，我们要自己要：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国家出面管理一切。
相必诸位也能看明白，我是在说这个太平天国。想象着一个没有等级，男女平等的大同世界，想一想，都很美。
可惜，太平天国失败了。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嘛，地区有不均，中国那么大，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差异必然存在，“国”与“野”不仅仅是行政的划分，也更是根据经济、地理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人为地要抹平这些区分，难免太乌托邦。中国的农村曾经长时间处在封闭、稳定的“井田制”思想笼罩下，治理靠乡贤，维持靠一代一代的年轻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儒家伦理、世俗道德、宗教教义以及一些阴阳迷信，在农村社会扮演着法律的角色。
可是工业革命，加大农村与城市差距的同时，也破坏了农村与城市几千年以来所处的平衡。农村成了工业生产和消费的一个环节，而不单单是“国”与“野”机械的划分中，被奴役、供养“国人”的那个主体。这个时候，靠自产自销，物物交换的传统农村社会就无法维持下去。
费正清先生在《剑桥中国史》上说，新学教育发展以来：“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的想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
“而且这种流动越来越变成时单向的迁移。”
这个现象，我想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更是深有体会。大学毕业生向往北上广，农民工在大城市打工挣钱，农村只剩老弱病残幼，这现象也是中国如今的大问题。
在新学教育、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的国与野的虽然有划分，但是从对儒家、法家、阴阳家的因循方面，区别不大。虽然国与野有所区别，但两者所享有的价值观，儒家伦理等内容，可谓相同。
南阳府衙和内乡县衙里的楹联，所传递出的价值观念和大户人家的家训、农民的俗语并没有太大差别。官员退休了，告老还乡，还能影响一方。而如今，这些规矩被颠覆，新学教育，也不再是四书五经那一套，而是西方所谓科学的课程划分。农村被掏空。成了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地方，城市对农村的需求从单纯的农业，升级为劳动力和人才的吸引。
五四运动以后，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黄炎培等人，都相继在中国的农村开展过乡村改革实验。
晏阳初在《平民理论》中说：“中国社会是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和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统一，皇权只能管理到县，不能管理到分散的彼此隔绝的乡村社会。乡村社会实际上是由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绅士来治理。绅士身份是通科举制度相联系的，一般指具有生员以上身份的“民”，绅出为官，官退为绅。在正式的权力机构无法深入社会基层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绅士凭借自身垄断的知识权威和政府赋予的政治特权，成为地方基层社会的权威。
政府——绅士——村民。
但是，随着绅士阶层失去了基本的力量补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千年以来绅士阶层管理乡村社会的传统。”
陈独秀在《新教育是什么？》说，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供学生只知道在课堂上划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帮助，等等，解决这个弊病——惟有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新社会的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上面。”
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献计献策。不过都无法突破时代的格局。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国人、野人，都是人民。
中国的户籍制度虽然正在瓦解，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依然很大，体国经野，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消除城乡差距，如何最大限度地追求一下自由平等的乌托邦价值观，是个问题。
河南巡抚于荫霖墓前遗留的一对石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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