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3日凌晨，美軍駐伊拉克部隊採取空地一體“斬首”嶄新方式，精準殲滅到訪伊拉克後剛剛離開巴格達國際機場的伊朗“聖城旅”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前來接機的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人民動員部隊”副指揮官馬迪·穆罕迪斯及其他人員一併喪生。其時，美軍地面特種部隊就在距蘇萊曼尼車隊後面大約半英里處。他們在無人機發射地獄火導彈空襲成功後兩分鐘內趕到現場，進行了現場拍照並確認蘇萊曼尼已經死亡。
美軍“斬首”理論及方式演變
近年來，美軍“斬首”作戰頻頻得手。繼2011年美軍“海豹”特種部隊成功“斬首”基地組織精神領袖本·拉登後，美軍使用無人機對基地組織的分區頭目進行了一系列的成功“斬首”。2019年10月27日，美軍出動戰鬥機、無人機和直升機，以及大約100名特種部隊的空地力量，在敘利亞和土耳其邊境成功堵住“伊斯蘭國”最高頭目巴格達迪及隨行人，成功地將其全部殲滅。
美軍“斬首”能力的形成，以及“斬首”方式的不斷進步，緣於“斬首”理論的指導。
2020年1月3日，美軍駐伊拉克部隊精準擊殺伊朗聖城旅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
最先的“斬首”概念和理論，是由英國軍事家富勒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提出的。富勒“斬首”思想的核心，是“通過擾亂、破壞和癱瘓敵人的大腦即指揮控制系統，使敵人整體或局部癱瘓。在實際運用時，常常是選擇具有決策權力的敵對國家首腦人物、戰場的最高指揮官和指揮控制中心予以打擊，以達到快速決定戰爭勝負的目的”。富勒雖將“斬首”對象指向“敵對國家首腦人物、戰場的最高指揮官和指揮控制中心”等，但在當時，限於武器裝備的作用和效能，直接達成這樣的目標基本是不可能的。
1988年，擔任美空軍副參謀長的約翰•沃登上校提出了“五環目標理論”。他把空襲目標分為5大類、12個目標群，作戰中的打擊順序是：第一環為國家指控中心（軍政領導中心、指揮控制中心、防空預警系統等）；第二環為關鍵經濟目標（國家主幹企業、軍工、石油、電力、化工等具有戰爭潛力價值的目標）；第三環為交通基礎設施目標（道路、橋樑、機場等具有機動、戰爭物資輸送價值的目標）；第四環為國民精神心理，即打擊、收買民心；第五環為作戰部隊。各環之間以第一環為圓心逐層包圍形成一個五環同心圓。
傳統戰爭只能最先與敵方的最外環，即野戰部隊交戰，取勝之後逐層向內深入，最後才能打擊和摧毀敵方的核心指揮人員與機構。例如，第二次大戰中，是在整個德國成為戰爭廢墟，盟軍已經接近攻克柏林，德國最高統帥部已被盟軍鐵桶般包圍絕無生路的情況下，才迫使希特勒與情婦愛娃自殺身亡的。但是，在美軍具有高技術空中優勢的情況下，空襲可首先打擊敵人最脆弱的重心即統帥指揮機構，因為突擊該環最有可能取得決定性效果並迅速結束戰爭。沃登上校對富勒提出的“斬首”理論進行了細化，也提供了更多的可操作性，為將其用於實戰提供了較清晰的思路和實用的途徑。
美軍對薩達姆實施的斬首行動
在美軍與對手相比具有絕對優勢的近期局部戰爭和反恐作戰中，利用特種部隊突襲和無人機空襲的方式對敵酋進行“斬首”，已為美軍熟練掌握得心應手因而“濫觴”。伊拉克戰爭美軍發起的首戰就是直接針對伊拉克總統薩達姆的“斬首行動”。這些年來，美軍利用無人機進行成功“斬首”的對象包括有“聖戰者約翰”之稱的劊子手埃姆瓦齊、伊斯蘭聖戰組織在阿富汗塔利班的首領法茲盧拉、伊斯蘭聖戰組織在阿富汗的二號人物扎赫曼、伊斯蘭聖戰組織後勤高層人物塔裡克·哈爾茲、伊斯蘭聖戰組織頭號人物朱奈德·侯賽因等。據不完全統計，至2019年，美軍利用無人機實施的“獵殺”總共已經超過1萬次。
但是，如果對比美軍對本·拉登的“斬首”和本次對蘇萊曼尼的“獵殺”，還是能夠發現二者之間具有明顯的差異。
美軍在審訊大量被抓獲的“基地”組織成員後，仍然對本·拉登的去向一頭霧水。美國防部專門撥款3千萬美元加強對本·拉登的情報工作。在基本確定本·拉登很有可能居住在巴基斯坦山區小鎮阿伯塔巴德的一座小樓後，還採取了多種途徑進行核實。因為本·拉登從不出門，而其住所的陽臺外牆高達2米以上，偵察衛星和無人機都無法拍攝到居所內人員的任何蹤跡。小樓內不僅不通電話線和網線，甚至連家用垃圾都採用焚燒和填埋的方式處理。最後，美軍情報人員抵近小樓進行反覆觀察，才確定小樓所住人員中極有可能包括本·拉登及家人。
在美國軍方向奧巴馬提供的“斬首”本·拉登的方案中，包括了用無人機或遠程導彈摧毀已被精確定位的小樓。但是，即使將小樓夷為平地，也無法驗證本·拉登已被消滅。最終，奧巴馬選擇了使用海豹突擊隊遠程奔襲實施“斬首”的方式。突擊隊帶走本·拉登遺體並進行DNA驗證驗明正身後，才在卡爾•文森號航母上將其遺體實行海葬。
特朗普選擇採用無人機發射導彈“斬首”蘇萊曼尼，基於美軍對有關蘇萊曼尼情報的精準掌控，以及打擊手段的精準有效。與使用海豹突擊隊“斬首”本·拉登相比，後者政治風險、行動過程的把控難度、參與行動隊員的自身風險都更高；而使用無人機則對技術的要求更高。
捕食者無人機
新的“斬首”方式實現質的躍升
採用無人機和特種部隊空地一體進行精準“斬首”，是一種嶄新的“斬首”方式。其中，裝備是基礎，技術是核心。高速發展的人工智能技術及其在軍事上的廣泛運用，為美軍使用無人機實行精準“斬首”提供了高度可靠的手段。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和使用，核心在於對大規模信息獲取所取得的海量情報數據的匯聚、分類和存儲，以及科學構建先進的數學模型和具有高度智能的算法，利用量子和光速進行超高速的數據處理和計算，以得出快速決策和精確指揮、控制所需的結果。
美軍“斬首”蘇萊曼尼之後，針對地區反美勢力複雜分散，以及放風要“讓美國人在中東屍橫遍野”的“狠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回應說：“如果那樣，美軍將在中東進行更多的獵殺”。美方通過種種途徑釋放信息，美國在中東重點掌控的反美勢力頭面人物至少有50人。為了配合執行對他們的“獵殺”任務，美國的全球信息網絡在中東特設海量存儲服務器和超強計算能力，以實現對所獲取情報數據的及時、高速處理和結果的及時反饋。人工智能技術的加入，使得美軍實施“斬首”突擊的能力有了質的提升。
在對“斬首”對象的精準定位上，實現了從景物匹配到人臉識別的躍升。
據美軍透露，利用捕食者無人機進行“斬首”突擊，緣於美國利用無人機搜索本·拉登。一次，捕食者無人機清晰拍攝到本·拉登在阿富汗山區一道山樑上休息的照片，但惜乎當時的捕食者無人機僅攜帶照相器材，沒有裝備導彈，就眼睜睜看著本·拉登消失在山林洞穴之中。以此為鑑，美軍在捕食者無人機上加裝了導彈。這一改造，立即在阿富汗戰爭中發揮了作用。美軍在阿富汗戰爭開戰之初即成功殲滅“基地”組織二號人物拉提夫，就是這一改裝的豐碩戰果，也是捕食者無人機成功“斬首”的首戰。
在當時，美軍導彈的末端制導方式是景物匹配製導。為了避免誤傷，美軍將“斬首”對象精確定位在他的周邊景物之中，驗明正身並符合景物匹配的條件，才下達開火指令。但是，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人臉識別技術進入日常實用階段，軍方用於“斬首”行動不僅沒有任何技術障礙，而且確保了“斬首”對象的精確無誤。
在對整個“斬首”過程的保障上，實現了從“殺傷鏈”到“殺傷網”的躍升。
美軍很早就提出了“OODA循環（觀察、定向、決策、行動）”理論；2001年，美軍在C4ISR中增加“殺傷”（kill），形成C4KISR概念，亦即形成“從發現到摧毀”的一體化作戰“殺傷鏈”。一次軍事打擊行動，實際上是OODA和C4KISR兩個過程的交織與融合。在OODA中，OOD是認知，A 是行動。整個C4KISR都是行動。大致可以說，C4KISR是對OODA中A的分解。那麼，人工智能技術在認知環節的作用是高速有效的信息處理和輔助決策，在行動環節的作用是智能化精確指揮控制。對打擊效果的評估是決定是否需要補充打擊的新的認知的開始。美軍對巴格達迪和對蘇萊曼尼的“斬首”，都使用了特種部隊，為的是確認“斬首”效果的絕對可靠。很顯然，這是針對重量級“斬首”對象的“特殊待遇”。
本拉登與巴格達迪都死於美國的斬首行動（1）
C4KISR的整個行動過程，涵蓋偵察、監視、情報、計算、通信、指揮、控制、殺傷的鏈條，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故障、錯誤，或被敵方干擾、摧毀，都將導致鏈條的斷裂和整個鏈條功能失效。在美軍網絡化信息系統建設日漸完善，人工智能技術使用日益普及的條件下，不僅可以用一個“殺傷網”來取代原來的“殺傷鏈”，而且這個“殺傷網”的節點地理配置上分散，沒有缺之不可的關鍵節點，具有較多的冗餘節點，從而使“殺傷網”具有良好的韌性。因此，整個打擊過程中某些環節出現問題，或者被幹擾、破壞、摧毀，替補或者冗餘的鏈接可以隨時補充缺陷，對“殺傷網”不會產生致命性破壞，殺傷過程仍然能夠有效執行。
在對“斬首”對象的殲滅方式上，實現了從固定清除到機動擊滅的躍升。
很顯然，對機動目標的打擊和摧毀比對固定目標的打擊和摧毀要更難。對於高速機動的目標，即使整個“殺傷網”正常運作，因為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也可能導致打擊的失效。在此次對蘇萊曼尼的“斬首”中，由於高速行駛的蘇萊曼尼的坐車突然加速，躲過了第二枚導彈的打擊。但是，執行“斬首”任務的操作員及無人機，立即發射了第三枚導彈，成功擊毀了蘇萊曼尼的坐車並將蘇萊曼尼撕成碎片。這就反映出了操作員的快速反應和打擊系統的評估、再打擊決策和行動的實時高效。達成這一效果，沒有人工智能技術的高效算法和量子、光電速度的計算能力，是不可想象的。
“溢出”效應將產生持續影響
本·拉登被“斬首”時，不僅“基地”組織已經衰微，而且本·拉登也基本失去了對“基地”組織的實際控制；巴格達迪被“斬首”時，“伊斯蘭國”已經基本灰飛煙滅。這使得二者已經幾乎是“死虎”。而蘇萊曼尼被“斬首”時，不僅控制著龐大的組織和強大的力量，而且1957年出生的蘇萊曼尼正值壯年，堪稱是一隻生龍活虎的“猛虎”。
美軍對蘇萊曼尼的成功“斬首”，客觀表明即使對蘇萊曼尼這樣強大的對手和伊朗高官，美軍對其計劃與行蹤也精準掌控。由於全球媒體對此事件連篇累牘集中報道所產生的放大效果，產生“溢出”效應在情理之中。中東地區反美力量的其他頭頭腦腦，不太可能對自己步蘇萊曼尼後塵的可能毫無忌憚。
本拉登與巴格達迪都死於美國的斬首行動（2）
中東地緣政治環境極其複雜，參與博弈各方不僅力量多元、成分複雜、敵我難辨、利害交錯，而且陣營變幻、動態重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堪稱當今世界最複雜多變的地緣政治遊戲。參與和贏得這樣的博弈，軍事力量仍然具有決定性作用。
技術是軍事力量和能力的內核。在人工智能技術驅動戰爭形態向智能化轉變的過程中，客觀地說，中東各國之間主要以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為陣營劃分的兩大勢力，技術和軍力都呈現“一邊倒”的不平衡態勢。
中東國家中，阿拉伯國家無論是親美還是仇美，其經濟、科技、軍事發展綜合水平都很有限：如沙特、卡塔爾、阿聯酋等國雖然親美，靠石油美元收入也非常富有，但科技發展落後，特別是武器裝備主要依靠進口，傳統軍事裝備的自主研發能力都非常薄弱，人工智能高科技研發與軍事應用更是非常薄弱，美國等發達國家也不可能將最新人工智能武器裝備賣給他們；敘利亞、伊朗、黎巴嫩等國長期與美國為敵，或因戰亂或因受美國製裁經濟凋敝，科技發展與前沿水平差距很大，從俄羅斯進口一些比較先進的武器裝備，但因俄羅斯科技發展包括人工智能技術落後美國，俄羅斯同樣不會把本國研發的最先進裝備賣給他們。
惟一在人工智能技術與裝備發展方面獨佔鰲頭的是以色列。以色列憑藉與美國的特殊盟友關係，以及自身具備很強的科技研發能力，軍用人工智能技術與裝備發展令人矚目。以色列不僅將人工智能技術用於智能坦克、新型智能護目鏡等作戰和衛勤保障武器與裝備的開發上，而且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到態勢感知、情報偵察、指揮控制等廣泛的軍事領域。據權威報道，美國用於攻擊伊朗核設施，具有自主尋的、目標辨認和自主攻擊等智能的震網病毒，就是在以色列的協助下完成，並在以色列的實驗室進行了實戰模擬演練，以檢驗攻擊效果。
這樣的陣營劃分和力量對比，不僅是客觀存在的現狀，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都難以有顯著的改變。這就使得美國及其在中東的主要代理人以色列，實際軍事能力在地區範圍內具有優勢地位，其威懾作用和影響力都將持續有效。（特約：吳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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