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了唐魯孫先生的幾篇文章。這位“民國談吃第一人”筆頭確實了得，以某種美食為線，串起他早年吃遍大江南北的自身經歷，佐以民俗掌故、名人軼事，不徐不疾，娓娓道來，讀來頗讓人開胃。汪曾祺的文章不僅介紹自己吃到的，更多講自己怎麼做，讓人讀出“情”趣；唐文則更像放西洋鏡，有一種開眼界的“雜”趣。兩者各有千秋，我都愛讀。
唐先生的《想起有味美餛飩》便是一篇佳作，他從北平的挑子說起，介紹了做窮學生生意的啞巴院口的“老夫子”餛飩，做酒客醒酒生意的大酒缸門口的“破皮襖”餛飩，以及八大胡同裡一家專供倌人陪伴恩客消夜的陶陶小吃餛飩，多年後他身在臺北仍念念不忘；在漢口，他曾在夜攤子上偶遇“親自吃餛飩”的蔣公，後來又遇見幾次時任市長等諸公光顧該攤；在上海，他吃到過日本天皇裕仁乾兒子公館附近夜挑子上的廣式餛飩；在四川，吃到過皮子都是現擀、一碗只裝得下八個的“大仙橋”大抄手；在無錫，吃到過雞湯裡放蒜瓣兒芹菜絲兒的“過福來”小餛飩……讀來不僅讓人對那般真材實料的味道悠然神往，對幾位不挑食客貴賤有俠隱氣質的餛飩挑子師傅又肅然起敬。
在江南，餛飩比餃子常見得多。我們那個小鎮上，沒有專門的餛飩攤，多半是麵店兼營餛飩。農忙之後出趟鎮子的人，如果來不及趕回家，要下館子吃飯往往首選便是餛飩，既快又好吃，惠而不費。學校裡組織去看電影，有的孩子在散場之後還有額外的確幸，拿出家長給的一元錢，買一本菩薩書（連環畫），再吃一碗小餛飩。自已家裡如果包餛飩，總會給左鄰右舍各送一碗，這樣下次他們家包時，咱家也能吃到，是質樸的共享社交模式。
與唐先生所講的那幾種餛飩不同，我們這裡對湯頭並不講究，無非是拿豬油、味精、鹽、蔥花加開水一衝，端上來以後，食客可以根據自己喜好加醋加辣醬，適口的湯頭襯托得滑而韌的餛飩皮和鼓鼓的肉餡格外好吃。我尤其懷念小時候的麵店裡那種土法辣醬，沒有油、顏色鮮紅、質地細膩，加一勺到湯裡，有一種格外純正的鹹鮮。那時候常聽一些老食客很鄙視地說這種辣醬並不是“真扎貨”，裡面添加了番茄來冒充。不知何時起，這樣的辣醬就消失了，店鋪裡供應的全是油潑辣子。現在想想，當時那種說法興許體現的只是小鎮人的井蛙心態，番茄有豐富的鮮味物質早已成為公論，辣椒自身鮮味不足，加以番茄提鮮無可厚非，現在許多大牌醬料中都有它的身影。
聽說現在有賣松茸餛飩，價格接近百元。興許是囊中羞澀，我提不起半點興趣要去嘗試。想來它既沒有唐先生所寄託的文化意味和鄉關情思，也已脫離經濟條件有限時講求小奢侈、濟經條件不限時換換口味的平民美食範疇了。
對一本好書的最高褒獎，並不是錦盒盛裝、束之高閣，除了一讀再讀，恐怕當屬對書中所述若有所思、進而付諸實踐了。
昨天我也包了餛飩，並學著唐先生筆下那幾位大廚的做法，將肉仔仔細細地剔去了筋絡後再剁碎，拌上冬筍丁和薺菜末。餛飩皮是拜託大先生去浙北超市買的，我家附近菜場上只有一家店有賣，質量卻很差，一包就破、一煮就散。辣醬用了老乾媽的番茄辣醬——在我吃過的市售辣醬裡，它的風味最接近小時候的那種，雖然質地並不細膩。
餛飩也是我家為數不多都愛吃的食物。小先生小學時跟他外婆約定，每逢週四晚就吃餛飩。大先生隔段時間也會要求我包一回。我很小的時候就會包，老媽不知從哪家店裡學來專業包法，又教給我：餡料居中，皮子對摺，再將皮子邊緣以餡為心從外邊圍過去，左右沾水粘住，出來的成品有點像禮帽，肚子滾圓，顯得餡料特別足，賣相很好。只是那時候力氣小，也沒耐心，肉總是剁不細，鹹淡也掌握不好，調餡水平時高時低。有一次暑假裡我包了一回，下班回來的老爸吃著我燒好的餛飩，點評道：“餛飩總要湯淡餡鹹才好，你這個正好反了。”
表與裡，終究還是後者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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