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安徽省徽州府黟县，有一天知县孙维龙，接到本县民人张景仁状告杨全财图奸谋命，杀死自己的妻子李氏在床，恳请县太爷严惩奸夫杨全财，以雪妻冤。
孙知县当即提审杨全财，据供：出事那天，自己的嫂子王氏要回家给父亲祝寿。每年祝寿的时候，嫂子的妹妹都赶回来一起回家。可是那天妹妹小王氏迟迟不来，等到天都快黑了，嫂子等不及了，就与哥哥一起先回娘家了，临走时候交代，如果小王氏来到，恐怕也天黑了，大晚上的，翻山越岭走山道不方便，你就让小王氏先在我的屋子里头住一晚上，明天一早再赶回娘家。哥哥嫂子走了好一会儿，小王氏才赶到，杨全财按照嫂子的嘱托，先款待一番，然后安排在嫂子的房间住下。
偌大一个院落，仅仅他们孤男寡女二人，杨全财也觉得不方便，所以在安排小王氏住宿以后，自己便反锁院门出去了，来到街市闲逛，后来来到一家小酒馆。杨全财与酒馆老板素来相好，平常是无话不说。酒馆老板见到杨全财，深更半夜一个人闲逛，便请他到酒馆来喝酒，席间酒馆老板问杨全财，为什么深夜还不回家呢？杨全财便把嫂子的妹妹在家住宿，孤男寡女不方便的事情讲出，酒馆老板很热心，便说既然不方便，不如就在我小店柜台上先住一晚，等明日再回家如何？杨全财一是贪杯，二是也不想回家，便与酒馆老板做长夜饮，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酒，后来就在柜台上睡着了。
第二天回家，刚进门就被小王氏一通斥骂，说杨全财深夜拨开门闩，想图奸她。杨全财问小王氏你有何为凭？小王氏说：昨天夜里，忽然听到拨门声，便从床上起来，心想你这个小叔子平日很谨慎，为什么会有此举动呢？因为害怕，便打开后门逃了出去，后来在柴草垛里过了一夜，早上回到院子里，则见到那个门闩扔在地上，说完便出示了门闩，果然上面有刀拨的痕迹。杨全财高呼冤枉，便同小王氏一起到嫂子屋里去查看，想不到嫂子的床上竟然有一具女尸。
看到女尸，杨全财和小王氏都惊呆了。一阵慌乱之后，杨全财定了定神，查看尸体，没想到尸体他居然认识。
经过辨认，女尸乃是邻居张景仁的妻子李氏，便通知张景仁来看。没有想到张景仁看完尸体以后，就喊来保长，说我图奸害命，不由分说的把我绑到了县衙，恳请县太爷明鉴，将真凶辑获还小的清白。
孙知县听完招供之后，又提讯小王氏。按理说妇女是不上公堂的，但《大清律》规定:奸盗、人命除外，所以小王氏还是要上公堂的。此案既涉及到奸情，又涉及到人命，小王氏当然免不得要当堂对质。据小王氏讲，每年都要来姐姐家聚齐，然后一起回娘家，也没有什么不方便。这次给父亲祝寿，是因为家里有事脱不开身，只好安排丈夫处理，自己单身一人前来，想不到姐姐、姐夫已经走了，因为是天黑只好留宿。杨全财是我看着长大的，为人特别谨慎，他款待我吃饭，又安排我住姐姐的房间，我已经是感激不尽。等到深夜有人拨门，我想杨全财是不是饱暖思淫欲，刚刚喝过一些酒，就想图谋不轨了，便开了后门躲了出去，在柴草堆里过了一夜。天明时在院子里发现了门闩，正好遇到杨全财，便斥责他不该图奸，后来一起到姐姐房间去，发现床上有具女尸，便斥骂他无耻凶恶。杨全财辩驳，说是邻居李氏，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死在这里，便把李氏的丈夫找来，后来李氏的丈夫又把保长叫来，说我与杨全财共同谋死李氏，请县太爷做主。我一个妇人家，平日连只鸡都不敢杀，更别说是杀人了。
孙知县再提审张景仁，据供：自己与妻子素来和好，从来没有红过脸，更没有见妻子与其他男人来往，想必是杨全财将妻子要挟到家，图奸不成，便将之杀害，求县太爷严惩凶手，为妻子报仇。
孙知县再提讯保长及街坊四邻，据供：杨全财家道小康，兄弟同居一院，素来和睦，从未见过他们争吵过。杨全财的嫂子王氏，等于是把杨全财带大的，长嫂如母，平日里叔嫂关系甚好，爱屋及乌，小王氏也经常来到杨家，也没有见到杨全财对小王氏有什么不好。杨全财则是以小心谨慎出名的，最怕的是招惹是非，不可能劫持或诱杀李氏。但是尸体是在他家发现的，总不能够脱掉干系。至于李氏，平日里手脚不干净，经常有偷鸡摸狗的行为，村里的人都不愿意搭理她，他们夫妻也经常吵架，无非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过，他们吵了就好，好过了又吵，几乎是月月有，街坊四邻也懒得管他们家的事。
听完各家的招供，孙知县似乎明白关键所在，看来这些人之所以互相控告，都是出自于误会，要是杨全财诱奸李氏，并且将之杀死在嫂子的房间，他不应该与小王氏一起进屋检查，显然杨全财并不知道，屋里死人的事。小王氏听见有人拨门，并没有看到拨门的人，就从后门逃出去，那么是在院子内发现的门闩，也不能够确定拨门闩的人就是杨全财。如果是杨全财杀人，为什么他还能够把李氏的丈夫叫来呢，这也不符合情理呀。
张景仁因为妻子死了，一时情急，控告杨全财杀人，也是情有可原。保长和街坊四邻，因为是人命案件，肯定是推卸责任，但他们反映的情况应该是属实的，那么到底是谁杀了李氏呢？
孙知县经过分析，便锁定另外一个嫌疑人，那就是酒馆老板，因为他有作案的时间与可能，所以便派捕役火速将酒馆老板带来听审。酒馆老板是阅人无数，油嘴滑舌，在被带到县衙的路上，不断的向捕役们陪小心，想从捕役那里打听到是什么事情。当他得知，是因为杨全财家发生命案而受到牵连，心中也是一惊，但想到县太爷无凭无据，也不能够把自己怎么样，心里也就逐渐的平静下来。
当孙知县讯问他的时候，他便推三阻四地说:这件事与小的何干？我就是一个开酒馆的，如果凡是到我酒馆喝酒的人出了事，都要我来承担责任，我得死多少回？看到酒馆老板耍无赖，孙知县大怒，喝令衙役给他上大刑，并且说:分明是你趁杨全财酒醉，盗取他的钥匙，然后前往杨家行窃，岂能说与你无关？看来不用重刑你是不肯说实话的。于是下令用刑，酒馆老板是抵死不招。孙知县命人把他的家抄没，所以物品陈列在大堂之下，让相关人证来指认自己的物品。杨全财发现他们家的宣德炉以及唐伯虎的《行乐图》在赃物之中，张景仁则发现李氏的金簪和手镯也在赃物之中，这样便证据确凿了。
在赃物面前，酒馆老板无言以对，只得招认了他犯罪的经过。原来，杨全财经常到酒馆喝酒，从不赊账。酒馆老板就知道他家一定富有，早就打探出杨家的住处，但见院墙高大，翻越不得。正好那天杨全财来喝酒，讲到孤男寡女之事，他知道杨家仅有一个女子居住，岂能够放过这个机会，便拼命劝杨全财喝酒，当杨全财喝的不省人事的时候，酒馆老板便把他扶上柜台安睡，顺手摘下他身上的钥匙，然后趁夜赶往杨家。打开门，便摸到了小王氏的住房，见门闩很紧，就使用刀拨门闩。却想不到被小王氏听到，从后门逃走。酒馆老板摸到床边，见床上无人，便点起蜡烛四处寻找，居然在床下发现一个女子，他还以为就是小王氏，就从床下将该女子拉了出来，不由分说，就拥上床去解衣便奸。酒馆老板万万没有想到，这女的并不推据，更不呐喊，等完事以后，酒馆老板问:你是何人？只见那女子说:和你一样的人，都是来窃物的。仔细一问，才知道这个女子是杨家的邻居李氏。那天夜里来村里想偷窃些什么东西，忽然见杨家大门洞开，便摸了进来，走到杨家嫂子居住的房屋之后，发现后门也开着，就进屋寻找值钱的东西，就在这时候，酒馆老板拨开门闩，李氏来不及躲避，便藏到床下，却被酒馆老板发现。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都是窃贼，谁也不敢喊声喊叫，所以李氏便顺从听任酒馆老板奸污。此时的李氏也不觉得羞耻，反而高兴的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们俩今天有此姻缘，乃是前生所定。我知道你是酒馆老板，我曾经到你们那打过酒，我们算是相识了，以后还希望常来常往。
酒馆老板知道自己已经被人识破，更不想与李氏共分盗窃来的财物，便假装愿意，又要于李氏行云雨之事。李氏哪知知道酒馆老板的心思，便率先上床，没有想到酒馆老板突然拔刀，直刺心窝，李氏登时毙命。
酒馆老板杀了李氏，把她身上的首饰全部摘除，然后用床单包上赃物，悄悄回到酒馆，这时候杨全财还昏睡不醒，酒馆老板将钥匙放回原处，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睡觉，自以为是人不知鬼不觉，不料孙知县能够从众人的招供中，推断出酒馆老板最有嫌疑，而且还抄到赃物。
孙知县成功的破获这起离奇的案件，非但没有得到上司的嘉奖，反而因为裁判不当，被贬官降职，那么孙知县是怎样判决此案的呢？《大清律例·强盗》律规定：凡强盗已行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若果按照强盗定罪，酒馆老板不用等到秋审，刑部复核下来便可以斩首。要按照《大清律例·谋杀人》律规定：凡有心谋杀人造意者，斩监侯。因而得财，同强盗论，不分首从皆斩。那么按照《大清律例·窃盗》律规定，要计赃定罪，一百二十两以上，绞监候。无论是按照哪条律，酒馆老板都要被处死刑，问题是以什么罪名上报，孙知县认为酒馆老板应该以“谋杀人”律定罪，拟为斩立决。因为酒馆老板的罪行不应该算是强盗，只能够算是窃盗，但其杀死李氏，应该算是谋杀，由于他还抢走李氏的首饰，算是因而得财。
这个案件有许多凑巧之处，如果孙知县不仔细推敲，发现其中的疑点，仅仅凭这具女尸，便可以将杨全财定为死罪，因为人证、物证俱全，又有小王氏指奸，草草定案，也不会受到什么指责，更不会受到上司的批驳。孙知县能够仔细推敲，分析案情，最终锁定酒馆老板有作案的可能，采取刑讯与抄家的办法，获取口供及赃物，将罪犯绳之以法，还当事人以清白，他算是个有才能的官吏，但是他不名习法律，以为酒馆老板无论如何都要被处死，便没有仔细推敲案情，寻找合适的律例来量刑，结果被刑部驳了回来，由该省重新审拟，更正了罪名。因为酒馆老板是在听到李氏认识自己，怕李氏将来以此来要挟，所以才杀了她，这是属于临时起意，与谋杀不同，因此你不能够按照谋杀定罪，应该按照“故杀”量刑，即故杀者斩，窃盗临时伤人者，也应该引此条，虽然结果都是一样，但是量刑的罪名各不相同，承审官便有了责任，按照《吏部处分例》规定，凡是刑部驳回的案件，该省虚心按照律例改正者，可以免于罚俸一年的处分，那么初审官及转呈官则难免处分，结果孙知县被降一级调用，丢了县太爷的职务。可以说，孙知县有办案的才能，却不精通《大清律例》因此丢了官，亦可见明清州县官们，必须明习法律，如果不能够明习，只好求助于刑名师爷，来帮助自己，寻找确切的罪名来量刑了。
参考：柏桦教授《法律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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