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了《論女性的解放》一文。他將歐洲的婦女的解放運動同中國婦女進行比較，認為女子必須參加社會活動，要具有完全和自主的人格。婦女解放是社會文明和平等的象徵，也是國家和民族進入現代世界體系的標誌。在“五四運動”風潮的引領導下，以陳獨秀、胡適、魯迅為首的文化大咖們向“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等禁錮女性的枷鎖發進攻擊，強調

在新思想風潮所到之處，知識女性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她們開始追求自由、平等、獨立的去做一個新時代的女性。這些自我覺醒意識包括破除封建道德觀、剷除男女心理不同觀念、打破男女職業不平等等等革命思想。她們爭取受教育的權利，爭取工作的機會，追求經濟以及人格的獨立。而婦女職業問題，是婦女解放的根本問題。只有婦女有了和男性一樣的工作權利，獲得經濟上的獨立，才能從根本上獲得解放。

這些先進的革命觀念，在五四時期得到了知識分子的廣泛認同。女性參加社會事業，已成為女性公認的一項權利。中國傳統女性被禁錮在家庭內部，只能從事家庭內部勞動，她們的勞動價值和意義都被無情的抹殺了。新時代的女性，應該走出家門，用職業勞動獲得合法報酬，取得和男子一樣的勞動機會，取得和丈夫一樣的對經濟支配權。這是女性爭取經濟自主的必經之路。

一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以上海為代表的大城市已吸納了不少女性進入工廠工作。當時上海紡紗石、繅絲廠、火柴廠的工人中，女性佔比超過了百分之五十。

1921年，《民國日報》刊登了一篇《女子職業問題》的文章，引發了全社會關於女性應該從事什麼職業的大討論。在當時人們的眼中，適合女性就業的工作崗位包括紡織、縫紉等傳統手工業，也包括小學教師、醫生等新生的職業。因為“女子具有溫和精細的天性”，所以對新時代的知識女性來說，教師、醫生、新聞記者、翻譯、書記員都是於女性天賦稟性相適宜的工作。為了追求工作的權利，在知識女性中，甚至有很多人信奉獨身主義。

“記者”是當時新興的一種職業，也是被認為比較適宜女性從業的一項職業。當時社會普遍認為：“女記者不特是一種最合女子的高尚風格職業，而且對女子地位之提倡解放，也有很大影響”。隨著女性參政意識的不斷加強，越來越多的女性願意從事公共事業，藉此發展獨立自信的主體人格。歐美各國的女記者在中國知識分子心目標中普遍的印象是：“喜騎馬，精槍術，能文學，英姿颯爽，見者莫不稱之巾幗鬚眉”，一些當時歐美國家著名女記者如法國的塔衣布夫人、德國的阿貝克等人，都是富有獨立冒險精神的新女性，滿足了中國知識女性對自立、自信、自強的新女性氣質的渴望。

新聞記者需要“天然文藝性質與想像力”，而這正好符合知識女性的特徵。受到新思潮影響，當時國內有影響的主要報紙都闢有婦女專欄，或者報社內部設有婦女部，每天都會保證一定的篇幅，專門刊登女記者的文章或者評論。女記者們甚至被認為水平不比男記者差，因為她們“筆致纖麗，觀察細緻，親和力強”，所以在一些事件的分析上，有自己獨到的見解。這都使得女記者成為人們心中的寵兒，被譽為“家庭社會益友，少年子弟良師”。

但是受社會風氣和觀念的影響，女記者多從事婦女兒童以及家庭事務的採訪報道，對於時政、經濟、軍事領域的採訪或者評論，仍然是男性的專利。男性社會一邊對西方女記者津津樂道，大讚揚，也鼓勵中國女性從事新聞業；但又在工作中，用傳統女性氣質對女記者加以限制，將她們的採訪範圍廟宇在婦女、兒童和家庭等具體事務中。而剛剛登上歷史舞臺的民國女記者們，將會怎樣的實踐，怎樣去理解和塑造這一女性新身份呢？

二

受到“五四運動”思想的影響，1919年，天津各校學生代表五百多人成立了學生聯合會，由天津女師學生張若茗擔任主席。這年9月16日，學聯會的學生代表們成立了“覺悟社”，以學習和討論新思想為主，並出版發行《覺悟》雜誌和《新民意報》。三年後，已經畢業的部分覺悟社女生宣佈成立“女星社”，出版以討論婦女問題為宗旨的刊物《女星》。

《女星》編輯部裡幾乎是清一色的女性。從書記鄧穎超到委員長張穎芳；從庶務王卓吾到總編輯諶小岑，都是知識分子中的女性精英。她們一致認為：普通的報紙多半是男子的專有品，對於婦女的痛苦，不能深刻描寫。所以《女星》雜誌和之後創刊的《婦女日報》是當時全國唯一一份以女性為主要讀者的報紙，也是“婦女訴苦的機關”。

這張四開的豎版小報，通過收集反映婦女問題的新聞，進行家庭問題和教育問題的討論，有了更多的讀者。創刊兩個月之後，銷量已過三千，並且還為工商界刊登廣告，實現了收支平衡。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成績。雖然該報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時期，由於軍閥的干預被迫停刊，但在出版的五十七期中，這張由一群剛登上歷史舞臺的女性新聞從業者寫稿、校對、編輯、發行的報刊，衝破了新聞界男性的壟斷，展示了女性也一樣可以在新聞界大顯身手的能力，對後來出現的越來越多的婦記者、女編輯起到了播撒火種的作用。

三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掌握了權力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掀起了復古運動，希望女性迴歸家庭，恢復男女有別、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格局，以化解女權運動給社會帶來的衝擊。但是，女記者們仍然盡一切可能去構建女性的公共話語空間，重新界定女性的職業問題和家庭問題，幫助職業女性實現職業和家庭的角色兼顧，努力讓更多女性獲得解放，做一個真正的“社會人”。

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上海《婦女共鳴》雜誌女記者李峙山對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先生進行了一次採訪。在採訪中，張伯苓說起自己很少這問家庭事務，而張夫人多年來在家裡和睦公婆、教育子女、操持家務，並對記者表達了對夫人的感謝。這次訪問報道經《婦女共鳴》雜誌刊登後，引起了軒然大波。

報道見報後第三天，一位署名“茜”的讀者在《婦女共鳴》發表文章，稱《婦女共鳴》刊登的張伯苓專訪，目的是讓全社會的婦女都回到家庭和廚房中去，是從“走江湖賣膏藥的老漢們那裡學來的宣傳”，是要把女性當做“家庭的奴隸、傀儡”，並把矛頭指向女記者李峙山。

被推到風口浪尖的李峙山，隨後在《婦女共鳴》上發表公開信，就女性的“賢良”問題，號召廣大婦女進行討論。李峙山在公開信上提出了三個問題：“什麼才是賢夫賢妻？為什麼要做賢夫賢妻？男女對家庭的共同責任是什麼？”

這場論戰持續了一年之久，圍繞著“賢妻良母”的定義和“新時代的賢良主義”兩個問題，知識女性分成了兩大派別。

歐美的女權運動起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戰爭導致大量的男性死亡，婦女被推向了公共領域。她們從事著以往男性專屬的工作，也培養出了獨立的尊嚴和自主的能力。因此她們的社會地位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很多國家的女性在戰後都和男人一樣有了選舉權。但是戰後，由於人口的大量減少，男權社會迫切希望女性重新迴歸家庭，去生兒育女，由此產生了西方國家的“賢妻良母”之爭。

中國的這種爭論，就是在西方的爭論基礎上的延續。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認為：“婦性能做的事，並不止妻與母。女性應做的事，也不止妻與母。女性願意做的事，更不止妻與母。”相比“賢妻”，“良母”更是一道妨礙女性追求獨立人格的枷鎖。因為良母意味著以養育和教育孩子為天職，是讓女性蜷伏在男子的威權下，去獻媚男子、迎合男子的陰謀。

三十年代初，世界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在經濟困境的影響下，很多男性都失業了，他們迫切希望女性重新迴歸家庭，讓工作崗位讓給男性。這種經濟條件再加上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等復古舉措，使得各級婦女組織都被納入國民黨的領導和管理之下，婦女運動的自主性和活躍度受了極大的干擾。女性自主和女性運動的空間逐漸萎縮，那些努力工作、穿著時尚的女記者被指為“新時代的摩登女郎”，被指為是隻注重物質享受、不顧家不愛孩子的自私女性。很多城市都提出了“提倡國貨，破壞摩登”的口號，雖然很多女記者發文希望打破傳統性別分工，呼籲家務勞動由男女共同承擔，但是這種呼聲非常微弱。很多女記者女編輯無奈之下，放棄了成為職業婦女，轉而回歸家庭。這種三十年代盛行的“女性新賢良主義”，嚴重的挫傷了女性新聞從業者的職業規劃，雖然她們心中還有“做社會人”的目標，但是她們不得不屈服現實，迴歸到男權社會為她們構建的性別認同的牢籠中去。

四

隨著抗戰的爆發，女記者們迎來了職業的春天。戰爭的特殊性，使得女性的職業範圍得到擴展，大批女記者湧入政治、經濟、外交等男記者的專屬領域，出入各種公眾場合，引發了男性對她們的重新定義。

之前的女記者，大多負責的新聞內容是育兒和家庭領域，但是女記者們顯然不願意被侷限在這種雞毛蒜皮的新聞之中，而是想獲得更大的舞臺，去展示女記者的魅力和能力。在全民抗戰的熱潮下，無數女性（包括大批女記者）自覺的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從事各種戰地宣傳、鼓動，甚至在充滿危險的戰場也能見到女記者的身影。

《大公報》女記者彭雪珍，1937年隨丈夫來到武漢，擔任《大公報》的外勤記者。在1938年日本轟炸武漢時，她奔走於武昌和漢口之間，寫出了《煙火中的漢陽》、《武昌被炸區域之慘象》等戰地新聞報道，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當時的武漢物資艱難，記者也是一身多職，戰場千變萬化，捕捉新聞事件需要記者自己敏銳的感覺。彭雪珍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徒步於各個新聞現場，採訪過上至將軍，下至難民的各類群體，全國的讀者通過她的筆，知道了堅持抗戰的將士、流浪的兒童、被迫賣身的妓女和無數投筆從戎的熱血青年。

抗戰期間，像彭雪珍這樣奔走一線的女記者數不勝數。影響力很大的《婦女生活》雜誌將她們親切的稱為“無冕女王”，這些人大多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有著濃厚的文字駕馭能力，有著一腔熱血，她們絲毫不比男記者遜色。

1946年，北平記者協會曾做過統計，當時北平的記者、主筆共有204人，其中女性33人，這在今天看來是個不高的比例，但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可以說這種成果是無數女記者用她們辛勤的工作和汗水，甚至鮮血換來的。

在很多時候，女記者本身就是人們好奇和關注的對象。一些社會小報更是以獵奇的筆調，去報道和談論這些“無冕女王”，他們給普通民眾描繪了女記者的形象是一群“宛若坤伶或者明星”的尤物，將她們與當時交際場上的“交際花”相提並論。社會普遍認為，女記者如果只有才華，而不美麗的話，不但採訪不到好新聞，甚至還會因為她們的外貌阻塞新聞的來源。可見到了四十年代後期，人們對女記者的偏見仍然十分嚴重。

五

面對社會的質疑和好奇，女記者們在撰文反擊之餘，大都能自覺的做好自己的工作，用實際行動和成果去堵住人們議論的嘴。她們把“豐富的學識、敏銳的眼光、冷靜的頭腦、強健的記憶力、細緻的觀察力和百折不撓的精神”當作自己努力的目標，去尋找到適合的材料，寫出深刻動人的作品。

社會上對女記者的偏見千奇百怪。女記者如果寫不出高質量的稿件，人們會說她是“花瓶”，會遭到人們的笑罵；如果她們寫出了很好的新聞，則必定會有一些好事者去捕風捉影，猜測她們是不是利用了女性身份和特殊辦法弄到的新聞。還有很多女記者初為人母，常常因為工作忽略了孩子，遭到丈夫和婆婆的責備。這些女記者們無論寒冬還是炎夏，常年奔波在外，她們依然熱愛自己的工作，並以女性的堅韌，與男記者們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

女記者是上個世紀的新生事物，她們在生長的過程中，遭受過質疑，遇到過不公正的對待。雖然她們身處的時空受到限制，但是女記者們仍然突破性別侷限，與男記者一樣衝鋒在第一線上。這群受過良好教育的新式知識女性，在民國那個特殊的年代，秉承新聞從業者的職業道德和評價標準，並把職業與自我價值的實現相關聯，在中國現代婦女解放的進程中，留下了而堅實的足跡。中國婦女的解放，正是包括女記者在內的女性共同努力的結果。她們用女性的視角觀察世界，講述世界上發生的故事，為當代女性進入傳播行業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她們不是風月，但是她們有關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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