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治軍要先自治,仁者方能無敵

序言:

相信在很多人的意識裡,“儒生”向來都是一副咬文嚼字、舞文弄墨的書生模樣,鮮少能跟征戰沙場的將軍形象產生聯繫。但是“王守仁”做到了,而且縱觀其戎馬半生,由儒入伍卻幾乎每戰必勝,那麼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原來正如王守仁自己所說,“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若想治軍有方,就不能單純的憑武力論高下。而是要先實現自治,以仁治軍,重視軍隊自身紀律,整頓軍風。同時還要在戰爭中重視儒家的“人本思想”,以“仁”征戰,也唯有“仁者”方能無敵。


王守仁: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治軍要先自治,仁者方能無敵

孔子示意畫像插圖

什麼是“人本思想”?

那麼我們就先來了解下什麼是“人本思想”,所謂“人本”,顧名思義,就是“以人為本”,把人的價值作為社會的核心,也可以說是把人的生存和發展作為人類追求的最高的價值目標。

而在由著名思想家“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學說體系中,“人本思想”的核心也可以說是“道德”,即是以“仁、義、禮、智、信”等道德行為準則來作為人類立足於社會的基本思想。

就好比孔子所說的,“仁者愛人”、“泛愛眾”。再比如孟子所說的,“仁者無不愛也”,字裡行間,都著重於體現“仁”的基本內涵。——《孟子·卷十三·盡心章句上》


王守仁: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治軍要先自治,仁者方能無敵

王守仁示意畫像插圖

這也就意味著儒家思想學說體系中的“人本思想”,其實就是我們現代人口中的“博愛”,但不是愛情意義上的“博愛”,那是不可取的,而是對朋友或者同胞的愛,是“兼愛”。

也就是說,“由儒入伍”的王守仁就是把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帶到了“軍隊”當中,以“仁”治軍,又以“仁”征戰,心繫民本,重視民生,所以才做到了戎馬半生卻幾乎每戰必勝的程度。

可問題是以仁治軍,在軍中宣傳儒家學說中的“人本思想”,這個沒有錯,畢竟孔子的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時期的“個人道德行為準則”,想要實現仁者無敵的訴求,自然是應該以軍隊“自身”為出發點,也只有先治理好了軍隊,才能進一步將其擴散。


王守仁: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治軍要先自治,仁者方能無敵

明朝軍隊示意畫像插圖

封建時期“軍隊”的重要性

然而王守仁在軍隊中廣泛的宣傳“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豈不就等同於是讓官兵拒絕打仗嗎?

並且,封建時期的軍隊作為對外抵抗侵略、對內鞏固政權的正規武裝組織,其本身也可以說是封建政權密不可分的重要組成部分,屬實是有著存在的必要性的。

再加上其他敵對勢力的軍隊也並不見得就會採用“以仁治軍”的方式,反而是依舊採用傳統的“憑武力論高下”的方式來打仗,那麼等打仗的時候,勢必就會出現敵軍士氣高昂,王守仁一方則不願意上戰場征伐的矛盾局面。


王守仁: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治軍要先自治,仁者方能無敵

兵部尚書王瓊示意畫像插圖

而且顯然是對王守仁一方不利,若是再往上延伸一下,一旦戰敗,也勢必會讓政權的利益受到損失。更別提王守仁是於明正德三年(1508年)被兵部尚書王瓊大膽啟用的,從而就此踏上了他的軍旅生涯,而這個時期正好是明朝中葉,各種社會危機的前兆開始凸顯之時。

就好比正德年間的“宸濠之亂”,這是統治階層的政治危機;再比如蒙古韃靼部落首領小王子率軍進犯明朝邊境,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應州大捷”事件,這是軍事上的邊防危機。

除了這些以外,隨著明朝官僚體系的腐敗程度日益加劇,民間土地兼併的不良局勢也開始變得愈加嚴峻,從而也就導致民間的農民起義事件也是頻繁發生,諸如由四川保寧人“劉烈”所發動的“四川農民起義”、“河北劉六劉七起義”事件等等。

這諸多案例相信也足以證明“軍隊”戰力對封建時期政權的重要性,同時也足以證明,王守仁的“以仁治軍”,實則並不是否認軍隊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是主張不單純的“憑武力論高下”,否則他也就不會帶兵打仗了不是嗎?


王守仁: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治軍要先自治,仁者方能無敵

古代戰爭示意畫像插圖

王守仁“以仁治軍”的實質

正如王守仁自己所說的,“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在他的意識裡,軍隊的意義,在於掃盜平寇、平定孽藩,應該是為黎民百姓、為江山社稷服務的。——《王文成全書·卷九》

可是在當時的明朝軍隊中,士兵為了邀功請賞而濫殺無辜,繼而冒領軍功的事件卻屢見不鮮,特別是對於那些因為戰亂而流離在外的流民,由於古代並沒有完善的“身份認證”體系,從而也就使得很多流民亦或者戰場上投降的降兵降將往往枉遭殺戮。

這很明顯就背離了“儒家思想”體系中的“人本思想”不是嗎?所以,王守仁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便相應提出了“務以破巢誅惡為事,不以多獲首級為功”的主張。——《王文成全書·卷四》


王守仁: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治軍要先自治,仁者方能無敵

古代流民示意畫像插圖

同時制定了諸如“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以軍法斬首示眾”等一系列的軍法條例,藉以實現其整頓軍風軍紀的目的。——《王文成全書·卷三》

並間接的實現重視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為普通流民以及一些歸降的降兵降將提供保障的最終目的。

這就足以證明,王守仁“以仁治軍”的實質,實則並不是否認軍隊所能為黎民百姓、以及江山社稷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是把“人本思想”融入到了軍隊的紀律體系當中。

從而在保證將士戰鬥力不會衰退的同時,還處處體現出王守仁的“憂國憂民”之心,並將這份“憂國憂民”之心在明朝軍隊中得到最大化的傳播,從而在潛移默化間影響到每一個從軍的將士,使得他所率領的軍隊成為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仁者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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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農民起義示意畫像插圖

王守仁認為“敵人”並非全是“惡人”

畢竟不管怎麼說,在王守仁的意識裡,“軍隊”的本質是為黎民百姓而服務的,而不是一個單純為“統治者”謀取利益的政治工具,那麼誰又能保證軍隊所要征伐的對象就全部都是不遵守人倫道德準則的“惡人”呢?

咱們就以王守仁在平定“浰頭”地區的農民起義事件之前所做的《告諭浰頭巢賊》一文為例,他為什麼會用這種“曉之以大義”的方式來作為平定農民起義的手段?

就是因為王守仁在戰前對農民起義軍的構成人員進行審查後發現,其中“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眾,其餘多系一時被脅。”——《王文成全書·卷一》

顧名思義,就是在這場農民起義事件中,“惡人”其實只有四五十人罷了,而且這些惡人的真正同黨也不過只有四千多人,剩下的幾乎都是心地善良的無辜百姓,只不過是因為受到了“惡人”的蠱惑,這才參與到了這場起義事件當中。


王守仁: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治軍要先自治,仁者方能無敵

池仲榮示意畫像插圖

那麼這些人就真的是惡人了嗎?顯然並不是,畢竟按位於今廣東河源的和平縣,浰頭(浰源)鎮曲潭村的“浰頭池仲容軍營遺址”所能提供的資料來看。

這場起義的原因,實則就是因為明朝地方官的不作為,且還強徵暴斂,從而導致農民紛紛破產,生活極度窮困,這也就意味著如果不是因為實在走投無路,求生無門的話,那麼百姓會參與到這場打著“劫富濟貧”旗號的農民起義戰爭嗎?顯然不會。

因此,既然“軍隊”是為黎民百姓而服務,那又何必去妄生殺戮,做那違背儒家“人本思想”的事情呢?故而也就有了王守仁要求軍隊官兵“此後但有未盡餘黨,務要曲加招撫,毋得再行剿戮,有傷天地之和”的事件發生。——《王文成全書·卷一》


王守仁: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治軍要先自治,仁者方能無敵

古代戰爭示意畫像插圖

王守仁“以仁征戰”

而且,王守仁在戰爭中重視“人本思想”,以仁征戰的案例也並非僅有這麼一次,雖然每次的形式有所異同,但其方向都是一致的,即仁心為用,不嗜殺人。

因為在王守仁的對外征戰生涯中,特別是對於起義的農民,他的主張只有一個,就是“能撫則撫,當剿則剿”,無疑也能夠體現出王守仁的憂國憂民之心。——《王陽明全集》

正如史書中經常出現的一句話,“兵者,兇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非情勢所迫,誰也不願意去發動戰爭不是嗎?而且軍隊還是為黎民百姓服務,這也就代表著帶兵出征實則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換言之,帶兵出征的本質應該是為了挽救黎民百姓於水火之中,為百姓營造安穩的生存環境。而不是妄生殺戮,使百姓更為水深火熱。

從而也就使得王守仁在對外征戰之時,基本都是以“安撫”為平定戰亂的主要手段,而不是一概屠戮,在他的眼中,“清剿”只會用作於那些真正的“惡人”身上。


王守仁: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治軍要先自治,仁者方能無敵

古代耕種示意畫像插圖

再加上每次平亂一結束,王守仁便會讓士兵暫時卸甲歸田,恢復正常的正產和生活,同時對於那些受災的地區,王守仁也會想辦法上報朝廷,讓朝廷減免賦稅、放糧賑災,以便當地百姓度過難關。

如此一來,一旦等戰亂再次發生之時,王守仁又怎麼可能不會最大化的獲得百姓的支持,甚至自發的組織起來替王守仁征戰呢?這也是王守仁重視選用民兵,“寓兵於農,兵民合一”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 一方面是因為這樣的軍隊凝聚力會有著空前的提高,也就是士氣會比較高昂,因為是“仁者之師”,是為了懲奸除惡,保障黎民百姓,所以也就基本不存在過多的心理壓力。
  • 另外一方面則是因為選用民兵,同時還能夠減輕明朝廷的財政壓力,間接緩解百姓的負擔,儘可能的維護百姓的利益。


王守仁: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治軍要先自治,仁者方能無敵

孫武示意畫像插圖

就像王守仁在《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中所說的,“剿有十患,撫有十善”,一方面列舉了單純靠武力論高下所可能導致的勞民傷財,動搖封建政權根基等諸多問題,另外一方面也列舉出了“以仁治軍”、以及“以仁征戰”所能帶來的諸多好處。

首當其衝,就是能夠減少人員傷亡,繼而減少朝廷在民力、物力上的支出,也就相當於是緩解了朝廷的財政壓力,並間接減輕了百姓的壓力。

更何況那些投降的士兵也勢必會因為逃過一劫而對朝廷感恩戴德,對朝廷更為忠誠,反而又再度提升了軍隊的整體戰鬥力。

著名的軍事家“孫武”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王守仁無疑正是通過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把孫武眼中這用兵的最高境界發揮到了極致,那又如何不會創下戎馬半生,卻幾乎每戰必勝的豐功偉績呢?——《孫子·謀攻》


王守仁: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治軍要先自治,仁者方能無敵

明穆宗朱載垕示意畫像插圖

結束語

簡而言之,王守仁之所以能以“儒生”的身份入伍,還創下了戎馬半生卻幾乎每戰必勝的豐功偉績,就正是因為他把“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也一併貫徹到了他的軍旅生涯當中。

使得儒家思想這一封建時期的“個人道德行為準則”在王守仁的身上發生了“昇華”,即王守仁的“小仁”思想在不斷的對外征戰中,逐漸幫他建立了一個能夠忠實踐行儒家“人本思想”的“仁者之師”。

繼而又憑藉這支“仁者之師”,將王守仁的“小仁”思想逐漸轉變成了能夠基於整個政權、以及黎民百姓的“大仁大義”。

正如明穆宗朱載垕在鐵券文中對他的評價,“兩間正氣,一代偉人,具撥亂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賞。

試問,有著這樣一個滿身浩然正氣的仁義之人作為統帥,且憂國憂民,重視民生,以挽救天下黎民百姓為終極訴求,那麼他麾下的部隊又如何不能百戰百勝呢,王守仁又如何不能成為終明一代,雖是文臣但卻以軍功封爵,且死後追贈為侯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呢?

畢竟仁者方能無敵,而“王守仁”的軍旅生涯,也屬實可以稱得上是這句話的最好詮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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