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9月9日，一代偉人毛澤東逝世。
在中外歷史上，像毛澤東那樣酷愛讀書，並且讀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非常罕見。毛澤東的學用之道，大體即在這讀—得—用—巧之間。
毛澤東在波瀾壯闊的改造社會和推動社會進步的政治風雲中度過了一生，也在廣博無垠的書海里遊弋了一生。未知的東西，對他總有一種極強的吸引力。他試圖以有涯之生，儘量包容、囊括那未被掌握的知識空間。對普通讀者而言，讀書屬於一種興趣和達到自己追求的途徑選擇；對學問家來說，讀書是一種職業習慣；對毛澤東來說，讀書是一種精神存在和思想昇華的必要方式，是一種生活常態，是一種歷史責任。
在閱讀中，同古今中外的人、事、理進行“對話和交流”，他覺得是很愉快的體驗，能夠實現求知的心理期待，得到智慧愉悅和審美滿足，然後是如魚得水，運用自如。
於是，毛澤東一生在書山路上摘取和創造的風景，也就格外有趣、有味，其道行、其意境，頗堪玩味。
那麼，毛澤東喜歡讀什麼書？他有怎樣的攻讀之法？他的學用之道又在哪裡？
毛澤東閱讀古籍
一、毛主席喜歡讀什麼書？
毛澤東一生究竟讀了多少書，讀過哪些書，無法做完備統計和周詳介紹。不過，可以從他的藏書中，從他的批註中，從他的著述和談話中知其大概。毛澤東去世後，在中南海住處留存的藏書，種類繁多，規模宏大，達一萬餘種，近十萬冊，一些書中留下了他的批註和圈畫。毛澤東讀而未藏，以及讀過藏過但後來丟失的書籍，更不知幾何。
毛澤東博覽群書，不只表現為數量大，領域多，他還注重閱讀一些在特定環境中流傳不廣，作為革命家和政治家很少去關注的書。其閱讀視野，常常越出各知識領域的“大路貨”。他喜歡閱讀學術性、專業性很強很深的文史和自然科學論著，以及古代筆記和各種笑話作品這類“閒書”。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的閱讀不僅廣博，而且專深。
諸如，紅軍長征剛到陝北，1936年7月在保安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為駁斥所謂“莫斯科控制中國”的傳言，毛澤東引用英國科幻作家威爾斯（H.G.Wells）《星際大戰》、《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等作品的描述說：“如果這一切屬實，那麼造一條鐵路通往火星並向威爾斯先生買一張火車票也就全都可能了。”威爾斯的作品，那個年代閱讀的人本就不多，一路風雲征戰的毛澤東讀之用之，殊為難得。還有一本清朝嘉慶年間出現的很偏的書，叫《何典》，20世紀20年代經魯迅推薦，漸為人知。這是本講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說，毛澤東最晚在1941年就讀到了。這年，他挑選一批書帶給遠在莫斯科的兩個兒子，其中就有《何典》。晚年他還把這本書印成大字本供高級領導幹部閱讀。在中央會議上，他引用書中“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這句話，來說明那些頭腦如花崗岩的人，實在是不可救藥，怎麼做思想工作也做不通。
學用之道——毛澤東書山路上的風景（代序）讀書之專深以至於偏深，來自興趣。閱讀興趣濃厚而且廣泛，便會關注和記住那些別人不太注意或偶爾一過的細瑣論述。中央文獻研究室在編輯整理毛澤東的著作和談話時，對一些引文做註釋，需要查很多書，有的就很難查到原始出處。比如，毛澤東1938年《在魯迅藝術文學院的講話》中提到徐志摩說“詩要如銀針之響於幽谷”，1939年《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中提到拿破崙講“一支筆可以當得過三千支毛瑟槍”，詢訪了一些文史大家，也未知原始出處，足見其閱讀之專深和精細。
毛澤東的閱讀範圍雖廣博和專深，但也不是漫無目的，沒有重點的。他的閱讀重點排在前三位的，是馬列、哲學和歷史。
關於讀馬列著作。
對於馬克思主義政治家來說，把馬列著作放在閱讀首位，緣由不言自明。對毛澤東而言，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因素是，他始終感到，全黨理論水平落後於實際，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豐富內容很不相稱。此事常使他苦惱。他1940年在延安新哲學年會上講：“中國革命有了許多年，但理論活動仍很落後，這是大缺憾。”在讀蘇聯西洛可夫等人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批語中，他直率地寫下“中國的鬥爭如此偉大豐富，卻不出理論家”這樣的話。他希望通過閱讀馬列著作，精通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進而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有
理論和實踐上的新創造。隨著實踐的發展，毛澤東對黨內閱讀馬列著作的期待越來越強烈。1938年，他提出黨內要“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1949年，他推薦十二本馬列著作，提出黨內“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薦三十本馬列著作，提出中級以上幹部有幾萬人學習，“如果有兩百個幹部真正理解了馬列主義就好了”；1970年，又指定二百五十多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讀九本馬列著作，並說學好馬列主義不容易，聯繫實際用好馬列主義更困難。
關於讀哲學。
毛澤東為什麼喜歡讀哲學？根據他的有關論述，原因有四：第一，他把哲學歸結為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為這是塑造人們靈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不懂哲學很難弄通馬克思主義。第三，哲學是認識和改造世界、總結實踐經驗、解決一切問題的“思想工具”。毛澤東要求“全黨都要學習辯證法，提倡照辯證法辦事”。第四，毛澤東是理論家，從青年時代起就喜歡讀哲學，這既是個人興趣，也是進行理論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說過：“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
毛澤東既讀馬列經典中的哲學書，也讀艾思奇、李達、普列漢諾夫、愛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這些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論述哲學問題的中外學者的書；既讀柏拉圖、康德、黑格爾、杜威、羅素等這些西方哲學家的書，也讀中國古代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王充、朱熹、張載、王陽明等諸子的哲學論著，以及中國近代以來康有為、梁啟超、章士釗、胡適、楊昌濟、梁漱溟、馮友蘭、潘梓年、周谷城、任繼愈、楊榮國等人研究哲學和邏輯學的論著。
關於讀歷史。毛澤東對“二十四史”、《資治通鑑》這類書籍興趣之濃，用功之深，眾所周知。為什麼要學習歷史？因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發展，不瞭解、不總結歷史，就不可能真正讀懂今天的中國，也等於是割捨了應該擁有的經驗和智慧，也就難以正確地走向未來。毛澤東的一些名言，更直接道出他酷愛讀史的緣由：“讀歷史是智慧的事”，“讀歷史的人，不等於是守舊的人”，“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馬克思主義者是善於學習歷史的”。
歷史是人類過去經歷的百科全書，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哲學、科技、文學、藝術各方面的內容。因此，讀歷史其實是個大概念。毛澤東讀史，對各方面的內容均不偏廢，很注意史書所載的理政之道、軍事戰例、經濟政策、治亂規律等。他還閱讀了不少“五四”以來的學者們寫的中國通史、思想史、哲學史、文學史作品。傳統治學，講究文史不分家，毛澤東對古代文學作品，諸如詩詞曲賦、散文小說、疏策政論、筆記誌異，均精讀不少，這使他擁有罕見的文史素養。
說毛澤東的閱讀重點是馬列、哲學和歷史，人們大體認可，也比較瞭解。關於西方著述，有人可能認為他讀得不多，或者說不大瞭解。毛澤東讀中國古代文史著述確實比讀西方著述要多，而且興趣更大，但不能說他對西學不瞭解，或不願意讀。事實上，毛澤東讀的西方著述在他那個時代是不算少的。
青年時代，毛澤東自覺地接觸西學，那時叫“新學”，思想受到不小影響。他1959年5月15日會見智利外賓時回憶說，青年時代，“我相信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赫胥黎的天演論，達爾文的進化論，就是資產階級的那一套哲學、社會學、經濟學”。五四運動前後，毛澤東十分注重閱讀譯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書刊。在當時，所謂“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實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和西方19世紀以來流行的各種社會政治思潮。毛澤東當時對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學家諸如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羅素等，很感興趣。1920年經營長沙文化書社，他也主要是向讀者推薦譯介西學的著述，包括柏拉圖的《理想國》，羅素的《政治理想》、《社會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國之民治的發展》、《現代教育趨勢》等。
從延安開始，大量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是毛澤東瞭解西學的一個重要途徑。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西學之一種，在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後，才從西學思想中獨立出來。讀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學、經濟、政治、文化、歷史；不瞭解這些領域的西學基本內容，就難以讀懂馬列，就弄不清楚馬列主義產生和發展的來龍去脈。列寧有本《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是他讀黑格爾《邏輯學》時所作的筆記，毛澤東就很喜歡讀，經常引用該書的一些話。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領導幹部要加強學習時，就舉例說：要使大家知道馬列主義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就應該讀《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法蘭西內戰》。
到晚年，毛澤東也時常讀西學。他讓出版機構把一些西學著述印成大字本書給他讀，包括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海思、穆恩、威蘭合著的《世界通史》，法國福爾的《拿破崙論》，蘇聯塔爾列的《拿破崙傳》，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楊振寧的《基本粒子發現簡史》，等等。
比較起來，毛澤東讀得比較多的是西方哲學、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學。
關於西方哲學。
毛澤東瞭解得比較多的是古希臘哲學、德國古典哲學和現代英美哲學。在1964年2月9日同外賓的談話中，毛澤東曾梳理過自己對西方哲學從古希臘到馬克思主義這中間的代表人物的認識，然後總結道：黑格爾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寧的先生，也是我們的先生”。
關於西方近代史。毛澤東比較注意瞭解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大概是因為西方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一些內容和過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經驗可作參考。1970年5月1日會見西哈努克親王時，他明確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幾個國家的革命史，美國革命、法國革命、德國革命。”在各國革命史中，毛澤東尤其喜歡閱讀和談論法國革命史，大概是因為中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在複雜、劇烈、徹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較接近。
關於西方自然科學。毛澤東說，在這方面“東方人要向西方學習”。毛澤東讀西方自然科學，比較感興趣的是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人類進化史等方面的代表性論著。關於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雲學說，關於達爾文的進化論，關於遺傳學領域摩爾根學派和米丘林學派的爭論，關於土壤學，關於物理學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關於楊振寧、李政道提出的宇稱不守恆理論，毛澤東都曾花功夫去閱讀和了解。
二、毛主席為何讀書？
關於讀書，人們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和比喻。有人說，讀書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工作態度、一種精神追求、一種生活方式。有人說，讀書是一種享受，也是一種風度，人適當有些書卷氣，是可愛的。有人說，讀書養心，它改變的是你面對世界的態度。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傳達出為什麼要讀書的思想。人們的閱讀目的雖各種各樣，但總體上說，無非是為了樹信仰、求真知、促實踐、養心智、達情意。毛澤東酷愛讀書，自然也包括這些追求。
毫無疑問，毛澤東從年輕時就養成了對書本天然的親近感，由此擁有一種“讀書人”的鮮明本色。但這還不能從根本上揭示，他作為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為什麼那樣酷愛讀書。他的閱讀動力，若具體分析起來，或可用另外的方式來概括。比如，毛澤東本人就留下力道甚足、意味甚深的名言：“學習的目的，全在於運用。”所謂“運用”，就是通過閱讀來解決個人或社會實踐的需要。這就給人啟發，如果把毛澤東為什麼閱讀這個問題，放到他一生的大事業、大追求中理解，答案或許會更為準確一些。比如：
在學校求學的年代，他的讀書目的便已和一般學子有所不同，不單純是為了修學儲能，更多的是為了尋求他心目中能夠變動天下人之心的“大本大源”。
五四運動期間，他的閱讀是為了樹信仰，求真知，在各種救國方案的比較中，選擇和確立一種為之奮鬥的“主義”。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他的閱讀，圍繞所從事的實際活動來展開，或為推進國民革命發揮宣傳教育作用，或為立足國情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尋求理論依據。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和抗戰前期那段時間，他的閱讀，主要是為總結土地革命的經驗教訓，指導全民族抗戰的新實踐，進而做理論上的闡述和創新。
延安整風運動前後，他的閱讀，主要是為轉變和改造黨內不良的學風、文風和黨風，進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新中國成立前後，他的閱讀，比較明顯地針對三個方面：防止黨內驕傲自滿情緒，在全社會普及馬克思主義教育，為鞏固和建設新中國掌握此前不甚熟悉的東西。
1956年前後，他的閱讀，偏重從經濟、政治和文化上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出現嚴重失誤後，他為糾正各種錯誤認識和不良風氣，更是孜孜不倦地讀書、薦書和講書。
20世紀60年代前期，他的閱讀，比較注重從中蘇論戰和國內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需要出發，目的是防修反修。
十年“文革”期間，他對閱讀依然很執著，但有困惑，甚至不乏感性，充滿對現實和未來的憂慮。
從這些簡單梳理可以看出，著眼於現實實踐，圍繞中心工作，是毛澤東閱讀的需求主線。但也不能說，他的閱讀都是實用主義。他看不少“閒書”，看政治家不必去關注的“雜書”，體現的是個人興趣和書齋樂趣。比如，他喜歡讀《茶花女》，喜歡看各種笑話集子，甚至看小人書，特別是那樣執著地研讀“二十四史”和《紅樓夢》，背誦《離騷》等，根本看不出與工作實踐有什麼關聯。當然，這類閱讀也不是全然無用，有消遣養心、增智達情之效，只是在事功方面不立竿見影罷了。
毛澤東有如此多的動力讀書，又該怎樣理解他1930年提出的“反對本本主義”口號呢？
解開此疑不難。那時，中國革命正在探索正確道路，遇到百怪千難的事情。毛澤東在“山溝裡”急於讀到一些能夠用作實踐指導和參鑑的馬列著作，卻非常困難；一些在“洋樓裡”能夠遍讀馬列著作的教條主義者，因照搬書本上的詞句而一再壞事。有的人讀了很多書，但用錯了方向；有的人在實踐中摸到正確道路，卻難以得到理論上的論證和支撐。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當時面臨的奇特矛盾。
於是，毛澤東當時花相當大的精力如飢似渴地去讀另一本“無字大書”——中國農村社會，並寫了大量調查報告。從1927年上井岡山到離開中央蘇區，毛澤東做了十多次社會調查。1930年寫的《尋烏調查》，有八萬字左右。寫得非常詳細，尋烏縣城有多少雜貨店，是什麼樣的人在經營，經營的本錢和貨物，都詳細列出。全縣和有代表性的家族，出過多少秀才、舉人和進士，他們在對待革命的態度上的區別，也都寫上了。正是通過大量的農村調查，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道路的獨特性有了越來越實際的感受，由此反對本本主義。隨後，他讀到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類理論書籍，把書上說的內容和現實感受一結合，便產生“恍然大悟”或“點石成金”之效。這種閱讀效用，和那些號稱“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的人形成鮮明對比，使毛澤東越發覺得有反對本本主義的必要。
反對本本主義的實際含義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離開調查研究，就會產生脫離實際的唯心主義領導方法；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的情況。顯然，這些都是針對教條主義的，反映了毛澤東在讀書問題上的一個鮮明而科學的主張：要把“有字之書”和“無字之書”結合起來讀。要善於運用所學，就必須既入“書齋”，又出“書齋”。這就是他後來反覆強調的要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
答案很明顯，毛澤東並不反對“本本”，而是反對“唯本本是從”的學風。
毛澤東不僅不反對“本本”，甚至把讀“本本”當作調查研究的一種重要途徑。
調查研究有多種形式，如蹲點察看、座談了解、聽人彙報，也包括閱讀相關報告、材料和書籍。毛澤東1961年3月23日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舉例說：“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則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如果沒有倫敦圖書館，馬克思就寫不出《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現在印出來是一個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這本書不知厚多少倍。列寧的哲學著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是他用好幾年時間研究哲學史才寫出來的。”
把讀書視為調查研究這個提法，反映出毛澤東酷愛讀書的又一層原因。他是理論家，理論家總是要通過閱讀來汲取前人和別人的思想成果，不斷開拓新的認識領域，進而創造出自己的東西。毛澤東是著眼和立足於實踐發展的理論家，習慣於把閱讀和不斷髮展的實踐聯繫起來進行理論思考。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強調：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但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他由此感慨：“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於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在閱讀和理論探索上，毛澤東常懷未竟之志。1961年12月5日會見委內瑞拉外賓時，他很有幾分遺憾地說：“馬列有很多書都要看，但其中有幾卷特別值得仔細看的，就是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是對於具體情況的具體分析，就是說深入分析具體情況。像《資本論》、《反杜林論》這樣的著作我沒有寫出來，理論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還能寫出什麼東西來。”
三、毛主席怎樣讀書
事業發展沒有止境，學習也沒有止境。毛澤東1939年說過一句話：“如果再過十年我就死了，那麼我就一定要學習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1959年，他再次講：“有些時候，我也不喜歡自己。馬克思主義各個部門的學問我沒有學好。學一種外國文吧，也沒有學好。經濟工作現在剛剛開始學習。但是，我決心學習，除死方休。”講這些話，是希望領導幹部們抓緊時間讀書學習，以適應新的形勢，學會新的本領，同時也傳達出他自己生命不息，探索不止、讀書不止的執著信念。
求知的慾望和理論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一刻也不停下來。從20世紀60年代起，因年齡大了，他不斷讓人把一些經典書籍印成大字本來讀。1972年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毛澤東指著堆積在書房裡的書說：“我有讀不完的書。每天不讀書就無法生活。”1975年，他眼睛不好，還專門請一位大學老師給他念書。逝世前，他已經說不出話來，但腦子清醒，仍然堅持看書。可確切知道的是，他當時看的是宋代筆記《容齋隨筆》和剛剛編譯出版的日本著作《三木武夫及其政見》。三木武夫當時正在競選自民黨總裁，看來毛澤東臨終前很關注此事。毛澤東是1976年9月9日零時十分逝世的。根據病歷記錄，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時而昏迷，時而清醒，清醒過來就看書、看文件，共十一次，用時兩小時五十分鐘。最後一次看文件是下午四時三十七分，七個多小時後便辭世了。這樣的情形很感人，已經不僅是“活到老，讀到老”，而是“讀到死”了。
毛澤東讀書，是發自內心的對知識、對真理追求的一種渴望。有這種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腦去真讀、真學、真思考，而非淺嘗輒止。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攻書到底”。
把閱讀視為“攻書”，是古人的說法。毛澤東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的演講中提出：“我看這個‘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書當敵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讀。”攻讀的目的，是對知識精通探底。對此，毛澤東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幹部教育部召開的學習運動動員大會上做過解釋，他說：“學習一定要學到底，學習的最大敵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點，就以為滿足了。”攻書到“底”之法，在擠和鑽，一遍一遍地用心去讀。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總結講話中向大家推薦五本馬列著作，形象地說明了攻書到底是如何去擠和鑽的：“我們可以把這五本書裝在乾糧袋裡，打完仗後，就讀他一遍或者看他一兩句，沒有味道就放起來，有味道就多看幾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來了。一年看不通看兩年，如果兩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後面記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這是毛澤東的經驗之談，他也是這樣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書籍上，便有某年某月“起讀”、“再讀”這樣的字跡。
毛澤東的攻讀之法，具體表現為以下幾種：
一是經典的和重要的書反覆讀。
對馬列著作，毛澤東總是常讀常新。在延安，他對曾志說到自己讀《共產黨宣言》的情況：“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有時只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少次。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在於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對喜歡的文史哲經典，毛澤東同樣經常讀。20世紀50年代，他對人說自己已經讀了五遍《紅樓夢》。此後，他又十五次索要過《紅樓夢》，這在工作人員的記錄中有明確記載。同一本書，反覆讀，因每次閱讀背景不同、任務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發現也會有所不同，這樣書的價值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掘。
二是相同題材內容的書，毛澤東習慣把不同的甚至是觀點相反的著述對照起來讀。
例如，他讀美國曆史的書，就讓人到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去借，專門寫條子說，不光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寫的，也要有資產階級學者寫的。關於研究拿破崙的書，他同時找來蘇聯、法國和英國學者寫的《拿破崙傳》和有關著述，對照起來讀。關於《楚辭》，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五十餘種古今對《楚辭》有價值的註釋和研究書籍。關於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時帶走的書籍中，就有“關於《老子》的書十幾種”。
與此相關，毛澤東還一直強調，要閱讀一些和自己的觀點相反的書，包括反面的書。1957年，他對領導幹部講：要讀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於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麼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1965年初，他讓中宣部編輯出版蔣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據這個意見編輯了《蔣介石言論集》系列，準備每本印五千冊。毛澤東批示：“五千冊太少，應出一萬冊。”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多次講，不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書，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並說“這是我的經驗，也是列寧的經驗，也是馬克思的經驗”。
三是讀書習慣於“手到”並注重討論。
古人強調讀書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澤東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誦，還經常在一些場合，給人講書，直接宣達自己的閱讀體會和收穫。所謂“手到”，就是動手寫筆記，寫批註，由此體現“心到”。目前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讀書批註，就有《毛澤東哲學批註集》，收錄了他讀十本哲學書的批註和一篇讀書摘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收錄了他讀三十九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兩首詞的批語；《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評文全本），共五卷，收錄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書裡作的圈畫和批註。《毛澤東手書古詩詞選》、《毛澤東手書歷代詩詞曲賦典藏》等，則反映了他讀古代文學作品時隨手書錄的情況；十三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收錄了他讀各種書刊和文章的批示、批註和批語，數量很多。
毛澤東讀書，還有一個“耳到”，即組織讀書小組由人念、大家聽，再一起討論。比如，青年時代，他組織過讀書小組；延安時他組織過關於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讀書小組；1959年底又組織讀書小組到杭州等地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晚年眼睛不好，就請人讀給他聽，邊聽邊議。
四、毛主席如何把書讀“活”
毛澤東之所以比同時代許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從閱讀角度講，是因為他同時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擁有淵博的學問知識，二是注重閱讀“社會”這本更大更厚的“無字之書”，三是能夠把這兩方面所學融會貫通。融會貫通，就是把書讀“活”。
所謂讀“活”，就是把書本知識轉化為認識，把認識轉化為智慧，把智慧轉化為能力，把能力轉化為實踐，進而在實踐中有所創造。從掌握知識到實踐創造，體現了從主觀到客觀、從認識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實現邏輯。貫通不了這根邏輯鏈條，很可能就是教條主義。因為書本知識不可能幫人們一一辨析在實踐活動中面臨的複雜判斷和困難選擇。同一部兵書，馬謖的用法是背本本，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澤東都讀馬列著作，王明讀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條主義，毛澤東不是。
可見，讀書效果的好壞，關鍵在於讀法和用法，在於是不是擁有從書本到實踐、從主觀到客觀進出自如和出神入化的本事。毛澤東有這種本事。這來自他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來自他反對本本主義的照搬照套的讀法和用法。特別是閱讀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著述，毛澤東尤其強調結合中國的實際來讀。怎樣才能聯繫實際，把“本本”讀“活”呢？毛澤東把他的方法概括為兩條，即讀書的時候一當“聯繫員”，二當“評論員”。這是他1958年11月同陶魯笳等人談話時提出來的。
所謂“聯繫員”，有兩層含義。
一是把書中寫到的觀點主張、人物事件，同與這些觀點主張、人物事件有關的或對立的另一個側面聯繫起來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澤東讀《史記·高祖本紀》，不僅關注劉邦的內容，還聯繫書中有關劉邦的對立面項羽的描寫來做比較，進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結論。再如，讀日本學者坂田昌一談基本粒子還可以再往下分的《關於新基本粒子觀的對話》，毛澤東就聯繫《莊子》裡說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的觀點來理解，認為坂田昌一說的“是對的”。
“聯繫員”的第二層含義，就是善於跳出書本，聯繫現實來理解和發揮。毛澤東1958年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語中，表達出這種讀法的好處，他說把書中的“‘我國’（指蘇聯——引者注）兩字改為‘中國’來讀，就十分有味道”。他針對現實工作中存在分散主義、本位主義和有禁不止的情況，要求黨的領導幹部讀《史記》時，要體會秦始皇在統一六國的戰爭中，善於調動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來的領導方法。讀蘇聯的《簡明哲學辭典》，毛澤東就抓住其“同一性”條目只強調矛盾的對立、否定矛盾轉化這個形而上學觀點，把它同斯大林時期蘇聯不善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做敵我矛盾轉化的情況聯繫起來理解，進而認為，這個條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錯誤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所謂“評論員”，就是對書中內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評論，不是跟在書本後面亦步亦趨，而是從自己的知識背景和實踐需要出發，對書本知識進行創造性的發揮和運用。
毛澤東的讀書筆記和談話，常常體現出政治家的敏銳和見識。例如，他讀《徐霞客遊記》和酈道元的《水經注》，關注的是兩位作者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才能寫出有所發現的“科學作品”；讀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也說蒲松齡“很注意調查研究”，否則他哪有那麼多稀奇古怪的故事。這樣的評論，顯然已經離開書本的主題，借書論事，強調只有調查研究才能寫出有水平的東西。再如，《通鑑紀事本末·石勒寇河朔》敘述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問計於謀士張賓，張賓詳細分析了王浚、劉琨和烏桓幾方面的情況，幫助他下決心攻取幽州，毛澤東從中讀到的是“分析方法是極重要的”。此外，毛澤東讀《漢書·趙充國傳》，認為趙充國建議漢宣帝實行屯田的奏摺，由於分析得當，才取得了對公卿們“說服力強之效”；讀《老子》，說其中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一句是告誡人們分析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讀《不怕鬼的故事》，認為《宋定伯捉鬼》一篇對“新鬼大，舊鬼小”的描述，說明對具體事物“要具體分析”。從這些評論，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如何注重並善於從書本中讀出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方法論的。
當“評論員”的閱讀方法，使毛澤東常常在書中見識到一般讀書人所難見到的精妙，發一般讀書人所難發的評論。
諸如，他認為過去被看作荒淫無度的商紂王，其實是一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用辯證法，歌頌了一個模範丈夫；枚乘的大賦《七發》，是批判保守主義的；賈誼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論；《水滸傳》裡的“三打祝家莊”，反映了搞統一戰線的重要性；《紅樓夢》寫的是社會歷史甚至是階級鬥爭等。這些評論，往往成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讀書只有當“聯繫員”，才能有所比較和分析，進而見人之未見；只有當“評論員”，才能有鑑別和主見，進而學以致用。兩者事實上互為一體。離開了“評論”的聯繫，就缺乏靈魂；離開了“聯繫”的評論，則失去基礎。
當“聯繫員”和“評論員”的攻讀之法，彰顯了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反映了毛澤東的讀書活動同客觀實踐的深刻關聯。這種關聯，激活了書本，讓一些“閒書”有用，“死書”變活；也激活了毛澤東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穫，進而在實踐中有新的運用和發揮。比如，他細讀蘇聯威廉斯的《土壤學》，與他提出“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管、工），不能說沒有關聯。毛澤東1964年讀了竺可楨的論文《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係》後，又有新的收穫，當面對竺可楨說：你的文章寫得好，“農業八字憲法”尚有缺點，還應該加上光和氣（日光和氣候），“農業八字憲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
毛澤東的讀書理念和把書讀“活”的本事，為黨內領導層推崇。朱德1943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說，毛澤東讀的書也不比別人少，且他讀得通，能使理論與實際合一。周恩來1949年在《學習毛澤東》一文中說：“讀古書使他的知識更廣更博，更增加了他的偉大。”劉少奇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發言中講道：對主席的思想、觀點、方法，認真地切實地學習，是可以學到的；但有些是不可及的，例如看那麼多書，記憶力那麼強，有那麼豐富的理論和經驗，特別是那麼豐富的歷史知識，這些在我們黨內是沒有一個人能及得到的。鄧小平在主持第二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過程中，專門講道：現在我們很需要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很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也要學點歷史。決議中關於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要寫得更豐富，更充實，結束語中也要加上提倡學習的意思。這個要求，顯然也是從毛澤東的讀書理念和方法中受到的啟發。
五、毛主席的閱讀和他的領導力及影響力
毛澤東於讀書世界透露的春光，是一道難得的景觀。他在讀書過程中留下的那些有感而發、直抒胸臆的批註，和寫進論著的對於各種書籍的引用和評論，以及在各種場合關於所讀書籍的談話，事實上已成為他的思想智慧和文化個性的組成部分。研究這些材料，可從一個側面瞭解毛澤東的許多思想觀點形成發展的脈絡，還可發現他某些稍縱即逝的思想探索火花，體會他卓越的領導力和影響力的一個來源。
1.毛澤東的閱讀和他的思想智慧
毛澤東的經驗、智慧和才情，來源於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調查研究，來源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豐富實踐，也來源於他對古今中外書籍孜孜不倦地閱讀理解和發揮運用。從毛澤東的閱讀可看出，他對前人和同時代人創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識、積累的經驗，是如何吸收、揚棄和發展的。毛澤東在革命和建設中的實踐創造，多多少少可以從他徜徉的書籍世界裡找到一些伏線。也就是說，毛澤東通過閱讀積累和營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過實踐積累和創造的“人間天地”，是有跡可尋的。博覽廣學，深讀細品，賦予他觀察和認識主客觀世界的科學方法，賦予他領軍、理政和治國的思想智慧，賦予他獨具魅力的人格內涵和領導能力。
毛澤東最大的領導力和影響力，來自他主導創立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他的豐富閱讀有密切關聯。他的理論思想，常常是在讀什麼書、怎樣讀，想什麼問題、怎樣想，做什麼事情、怎樣做這樣一些具體過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來的。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三個來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原則和方法，這彷彿是一個人的靈魂；二是豐富曲折的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這彷彿是一個人的軀體；三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包括五四運動以來優秀思想文化成果中蘊含的經驗、智慧、作風、氣派，這彷彿是一個人的血脈。沒有科學的靈魂，不可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堅實的軀體，其靈魂則無所依附；沒有暢通的血脈，其軀體則難以得到滋養因而羸弱。三者俱備，便形成鮮活生動的毛澤東思想。
2.毛澤東的閱讀和他的領導風格
駐足毛澤東的讀書世界，我們還可以看到他鮮明的政治領導風格。
毛澤東是知識分子出身，通過各種理論的比較選擇後，才確定其未來的道路。他深深懂得，人們接觸到的知識、理論、觀點，對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影響很大。中國革命和建設，經歷了那麼複雜曲折的過程，每段行程都面臨如何總結經驗、認識和解決新的歷史課題的問題，黨員幹部隊伍的文化知識和理論準備又往往嚴重不足，如果不通過讀書學習，不斷充實新的知識，不斷提升思想理論水平和工作能力，中國共產黨要幹成那麼多驚天動地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從實際效果來講，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延安整風學習，才全面成熟起來，才得以儲備了那麼多成熟幹部，才能在此後的革命和建設中穿越那麼多險隘，取得那麼多成就。
除了社會實踐的教育，在毛澤東看來，讀書始終是革命者、建設者的必修功課。用他1939年1月28日在一個會上講的話來說：“一個人的知識面要寬一些，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的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裡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因此，提倡讀書，親自編書、薦書和講書，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毛澤東習慣運用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編書、薦書、講書，前提都是讀書，而且是要精讀之後才能去編、去薦、去講，最終讓人們分享自己的讀書心得。毛澤東既是政治家，又是讀書人，兩種身份的結合，自然使他把書作為動員和宣傳工具，作為理論創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他很清楚，要培養高素質的領導幹部，與其“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讀書學習，就是“授人以漁”。因此，在歷史發展關頭，在重大問題面前，他總是推薦一些有現實針對性的書目讓幹部們去讀，以便打通思想，從而解決當前面臨的實際問題，或適應即將到來的新的歷史考驗。他甚至在一些會議上印發他選編的著作篇章，有時候還親自在會議上逐一講解。所謂領導力和影響力，就是通過深思熟慮，激活他人的希望和夢想，提供共同遵行的價值和戰略，拿出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和策略。編書、薦書、講書，就屬於實現領導的橋和船。
毛澤東的這種政治領導風格和工作方法，促成黨內濃郁的讀書學習氣氛。就領導層來說，劉少奇的理論修養很高，這與他勤奮讀書有關。始終在一線日理萬機的周恩來從來不放鬆讀書，這從他1973年3月26日給毛澤東的一個報告中可以看出：“凌晨讀《史記·汲黯、鄭莊列傳》及太史公曰云雲，深有所感，愧未能及。”朱德的名言是：“做到老，學到老，還有三分學不了。”董必武是有名的飽學之士，他在自壽詩中常常談讀書學習之事：《七十自壽》講“革命重理論，馬恩指出早”；《八十初度》說“觀書有得覺思清”；《八六初度》再道“馬列至言皆妙道，細思越讀越分明”。這些都使人強烈感受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是把讀書學習當作一種歷史使命和政治責任來看待的。
3.毛澤東的閱讀和他的文化影響力
中外歷史上，不是沒有粗通文墨甚至不通文墨乃至輕慢書籍的政治家，他們可以有所作為，甚至是大作為。不過，這樣的政治家大多是稱雄一時，不少是人亡政息。貫通古今、識見深遠、影響廣泛的政治家，多半是好讀書、好思考，進而在思想理論上有建樹和創造的人。
毛澤東酷愛讀書，擁有多方面的才華，實踐能力又那樣突出，從而散發出一種令人折服的文化氣息和人格內涵，形成很強的感染力和影響力。毛澤東同各種人物打交道，都有一股吸引人的“氣場”。他同西藏的宗教領袖談論對佛教經典的理解，同來訪的外國政要談世界歷史和現狀，用儒雅高古的方式走進清末遺老、民國元勳們的心靈，這些都使對方自然生出特殊的親近感。毛澤東深厚的學養，還使他能夠和學界大師們輕鬆對話，並且以自己的見識來影響他們，進而影響一代學人的學風，以及文史哲領域的一些學術話題。此外，毛澤東喜歡讀古代詩詞曲賦和書法作品，使他成為傑出詩人和獨創一格的書法家，他的詩詞和書法作品，至今仍散發著特殊的文化影響力。
即使是外國人，在同毛澤東有過一番接觸交談後，也無不折服於他的文化魅力，不知不覺間把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形象，同一個領袖的文化素養和個性風采聯繫在了一起。
加拿大記者馬克·蓋恩在延安訪問毛澤東後，寫了一篇《不會失敗的毛澤東》。文章說：毛澤東熟知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家和哲學家，好像大家都是老朋友一樣，同時他又熟知他們的成功和失敗。他談到赤眉、黃巾、義和團，也知道為什麼每一個農民起義最後都失敗了。毛澤東在侃侃談論過去的社會革命時，都反覆強調他領導的這場革命不會失敗，因為這場革命有一個有紀律的黨和英明的政策。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一篇題為《毛澤東的歷史是整整一代人的橫斷面》的文章中說：“毛澤東熟讀世界歷史，對於歐洲社會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實際的瞭解。他對英國的工黨很感興趣，詳盡地問我關於工黨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來了。”
日本共同社駐北京記者福原亨一寫的《一顆放射出強烈個性的光芒的巨大紅星》一文說：毛澤東的文史素養“大大有助於使毛澤東的形象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反映得更加高大，大大有助於他成為具體實現民族文化的發展和飛躍的英雄形象”。
1973年訪問中國，和毛澤東見過一面的澳大利亞前總理愛德華·高夫·惠特拉姆回憶說：“我們的談話範圍涉及歷史、當前問題、亞洲地區、文學和當代的一些人物。……他的智慧和歷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1974年訪問中國，同樣和毛澤東只見過一面的英國前首相希思也說：“毛澤東對國際事務的深刻理解，以及對歷史的知識，使他得以從世界戰略角度考慮問題。”
在中國，毛澤東的文化影響力又如何呢？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後的2008年，學者康曉光在《領導者》第二期發表《復興傳統文化現象研究》一文，作者說他對10個樣本城市做了統計調查，涉及1254個統計樣本，其中一個問題是問受訪者誰是最偉大的思想家。結果，毛澤東、孔子、馬克思排在前三位，認同毛澤東的有653個，佔受訪者的52.1%。被訪者對思想家的定義未必一致，但他們大體是根據自己所接受的思想影響來選擇答案的。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曾把古往今來做出重要貢獻的人物分成兩類，一是“辦事之人”，一是“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他認為後者的道德學問和事功俱全，是理想的人格楷模。對這種理想人格的看重，好像是一條伏線，影響到毛澤東後來的一些想法。比如，他的詩詞代表作《沁園春·雪》直陳即使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不是“略輸文采”，就是“稍遜風騷”。再如，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毛澤東打算退出一線，理由就是騰出更多的時間來讀書寫文章，考慮理論和戰略問題。
毛澤東的讀書和倡導讀書，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優良傳統，這就是把讀書學習當作黨員領導幹部思想理論建設和增強工作本領的必需且重要的途徑。
依靠學習走向未來，必須樹立正確的學習理念和方法。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內讀書學習的典範，給人們提供的啟發是，讀書學習的世界，必須要有“三根柱子”來支撐：一根叫“無信不立”，所謂“信”，就是信念、信仰、信心；一根叫“無學難為”，“學”，就是學問、認識、本領；一根叫“無實必敗”，“實”，就是實際、實踐、實事。
我們今天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最可靠的保證，還是這“三根柱子”。即讀書學習，一是“立信”，否則，會得精神“軟骨病”，人就站不住；二是“問學”，否則，就難以提升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三是“求實”，否則，所學就不能夠運用於實踐，很難把事情幹成。
所謂學用之道，精華或在於此。
（作者： 陳晉，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務委員；來源：《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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