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种庄稼，适当拔除些杂草是必须的。许多人爱养植物，花盆里长出来的小野草，也要时常清理，否则有害于植株生长。此时要有人说杂草也是生命，所以万万不能拔，未免强词夺理，再说下去恐也要露馅的。所以，拔草之事，本来并无可厚非，但，什么时候会成为问题呢？
试想你在苗圃里种了很多花草，每棵都在你的悉心照料下长大，你对它们感情很深。有一天村长来到你的苗圃，审视着里面的植物，二话不说就动手拔起来，这一下就拔掉了好几棵你当宝贝养着的珍稀草本。你震惊了，质问他有何理由这么做。好在他敢作敢当，一本正经地对你解释说——他刚拔掉的那些，都是些没用又讨厌的杂草，还不都是为你好，有什么问题么？
倘若把植物换成人，我想，此时你心里的痛与恨，应该和晴雯被王夫人逐出园子时，贾宝玉心里的痛与恨是差不多的。
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我想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是杂草？具体辨别标准是什么？谁来设定这个标准？设定这个标准所根据的标准又是什么？可能有人说，问题太多啦。没有办法啊，毕竟，使用“杂草”这个词的人，似乎并不关心对具体事物如何去做出具体评价，而仅仅在强调某种区别。现实中，这一概念之网可以抓获的潜在事物何其多，很难不令人忧心。
在王夫人眼里，晴雯就是怡红院的一株杂草，若不去管，是要耽误宝玉这根独苗的大好前程的。王夫人说：
“这几年我越发精神短了，照顾不到。这样妖精似的东西竟没看见。只怕这样的还有，明日倒得查查。”可见王夫人和村长一样有理，甚至，还为自己的照顾不周而很是自责。可王夫人界定“妖精”的标准是什么呢？恐怕她自己也没说清。话不说清楚，是让人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的。这就让人不由地牵挂起《红楼梦》的女主角林黛玉来，她是不是杂草呢？宫里的贵妃送来礼物，给宝玉和宝钗的一样多，给黛玉却少些。黛玉自嘲：“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黛玉前身，是灵河岸上的一棵绛珠仙草。既是仙草，必是人间的异类。看看黛玉结局，似乎也和一株杂草无异。
大概很多时候，人间的异草，也是杂草。
以俗世眼光看，整个大观园，也是个杂草园。贾宝玉，仕途经济样样不通，本来就是个“富贵闲人”；林黛玉自不必说，不但身弱多病，还生就一张利嘴，动辄刺痛人心；晴雯无用，纵使补得了雀金裘，却比别人抢占了太多风头。恐怕连很多读者以为功利、实用的薛宝钗，也未尝不是一株杂草，只不过比别人多了些用心的设计——就像她的以“异草”创作成的蘅芜苑——所以显得较为整肃、迷人罢了。
然而，像这类于家于国无甚大用的杂草、杂人，就一定对世人有危害么？
有个叫梅比的英国博物学者写过一本《杂草的故事》，书中讲到，那些被人们一概以杂草而论之的植物，其实很多都有自己的别名。例如虞美人被亚述人称作“土地的女儿”；有一种根系顽强的野生草，俗称“魔鬼的皮鞭”；还有一种专门伏在茅草屋顶生长的杂草，俗名叫：“欢迎回家，丈夫，但别再喝得这么醉了。”多么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我们对世界的审美、感受力，常常就在这些不够纯粹的事物中得以彰显。
两百多年前，北京西山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种野芹菜，不认识的都当它是杂草，曹雪芹却知道它是味药材，把它采了给人治病。
看，一株野生杂草，也能凭自己的性格，给人类带来点实际的用处。
孔子要学生读《诗经》，说好处之一，就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识来做什么呢？想来，也是为了避免把有灵万物简单判定为杂兽、杂草吧！园丁自然有自己的局限性，可以在实践中慢慢学习，但至少要有谦虚、谨慎的心态。缺乏知识可以被理解，缺乏同情和良知却不可。
人们对杂草的定义、分类和诠释，很可能也标示着一个社会文明的边界。两百多年前，《红楼梦》未必不也是一株杂草，可如今它的文化地多高。人们的视野总在不断拓展。我想，让我们引起为傲的当代文明，必不至于比过去还要狭隘。
巧的是，前些天看见W老师，她说起自己新养的一盆植物，名叫“金枝玉叶”。其实就是路边非常不起眼的一种野草，却有这么个娇贵的名字。W老师开心地告诉我，这草现在已养得十分繁茂了。我理解她的惊奇和喜悦。这草的身份和名字之间的巨大反差，令人恍然意识到它所拥有的活的尊严，于是甚至愿意去宠爱。它让我想起了林黛玉，也想起小王子星球上的那朵独一无二的玫瑰花。
草尚且如此，何况是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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