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在法制日報社舉辦的首屆法律人紀實寫作大賽頒獎典禮上，特邀嘉賓何家弘以及大賽評委周明、鄭淵潔、張建偉、田水泉、龍平川等對獲獎作品進行了中肯的點評，並就法律與文學等話題發表了精彩的演講。
現將特邀嘉賓、部分大賽評委及獲獎作者的發言內容摘錄刊發，以饗讀者。
何家弘
中國人民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大華講席教授
我這個人有兩頂帽子，但同時戴著兩頂帽子比較難看，所以我今天就戴了一頂，看上去還比較正常。
我說的兩頂帽子，一頂是法學家，一頂是業餘作家。所以，《南方人物週刊》說我是“寫小說的法學家”，而英國的《金融時報》則說我“會對法律問題產生文學的想法”。我自己也覺著，我大概是中國法學界寫小說寫得最好的人，而在中國作家協會里，我大概是法學造詣最深的人。所以，這兩頂帽子容易讓我有成就感。
我與《法制日報》交往了多年。《法制日報》為中國法制建設確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法治就得天天講，《法制日報》講了40年。而且，《法制日報》也見證了中國法治的進步，包括我們對法治的認識。
《法制日報》創辦的時候，人們講法制還是制度的“制”。後來，我看《法治週末》就改了，用的是“治”。這體現了我們對法治認知的發展。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中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次會議對中國法治文明的進步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因為明確了中國發展的目標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在我看來，法治其實是一個“底線”的行為標準，對人的行為要求不是太高。法治並不會要求我們一定要大公無私、捨己為人。法治只是要求我們不能去損害別人的合法權益。
我覺得，法治應該成為一種行為的習慣。我曾經開玩笑說，現在中國各大城市交通問題很多，不遵守交通規則的行為也很多。如果在中國的大城市裡，自覺遵守交通規則的人能夠佔交通使用者的90%，中國社會就實現法治了。因為交通規則也是法律，它反映人們的一種行為習慣。但是，現在恐怕90%的人都違反過交通規則，因為大家並沒有養成法治的行為習慣。
法治怎樣才能成為一種習慣?美國法學家伯爾曼在《法律與宗教》一書中寫道：“The law must be believed in，or it will exist in name only。”他的意思是說，法律應該被相信、被信真，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或者說，徒有虛名。信法為真，人們才會遵守，才會養成守法的行為習慣。
行為習慣是需要養成的，而行為習慣的養成就需要文化的薰陶，需要一定的社會氛圍。在一個好的社會環境下面，人們都會有好的行為習慣或者趨向於好的行為習慣。就像人們講的，在五星級酒店那麼幹淨的大廳裡，很多中國人並不會隨地吐痰。但是如果環境很髒，那些壞的習慣就表現出來了。
在法治行為習慣的養成中，法治文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這些年，《法制日報》，特別是《法治週末》，發表了很多文章，又組織了這樣的大賽，確實對推進中國法治行為習慣的養成，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借這個機會，我也談談個人寫作的一些心得。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的小說《人生黑洞》在《法制日報》連載。有一天，刑法學泰斗、我的老師王作富對我說：“《法制日報》上有一個人寫小說，名字跟你一樣的。”我說：“那就是我。”他說：“不對吧……”
很多人都覺得，法律人思維是比較刻板的，講究嚴謹的邏輯，怎麼還能夠寫小說?但寫小說確實是我的業餘愛好。因為寫小說，這些年我也參加過國際上的一些文學活動，包括文學節和作家節，也包括到歐美一些大學去做文學方面的講座。
當下，我感覺受網絡文化的影響，社會對純文學的接受度不是特別高。但如果從紀實文學的角度記錄中國的法治故事，那應該是非常精彩的，而且是吸引人的。所以，這樣的紀實文學應該會有更多的讀者，更能夠打動人心。
在法學研究方面，我也寫過紀實的作品。大概十年前，我開始研究中國的刑事錯案問題，包括一些典型的案例。我根據滕興善冤案寫的《死亡的證明》就發表在《中國報告文學》雜誌上，並且收入了當年的年刊。
現實中的故事，其實比我們能夠想象出來的可能還要精彩。我感覺，自己的紀實作品能夠成功，能夠產生較大的影響，就是因為我國的現實生活中有非常精彩的案例。對中國來說，文學要走出去，法學也要走出去。我那部刑事錯案的專著名叫《亡者歸來——中國刑事司法十大誤區》，現在已經出版了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西班牙文版、葡萄牙文版，還有希伯來文版。今年上半年，這本書的日文版也將推出。
我想，這本書之所以在這麼多國家受到歡迎，不僅因為它寫的是人類各國面臨的共同社會問題，而且因為它是真實的“中國故事”。
(文字整理 尹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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