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上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作家，后来又是著名学者的施蛰存，在他的一篇名为《房内》的文章中说道：“有一位荷兰学者高罗佩，在日本、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任外交使节十余年，对中国人的性生活发生了兴趣，写了一部书：《中国古代的性生活》，出版于1961年，正当我国文化闭关的时候，中国知识界非但无法见到，甚至未闻其名，不知其事……现在，居然见到了一个中文译本，书名为作者所拟另一个书名：《中国古代房内考》。
大约是为了避免‘性生活’这三个刺眼的字，改用雅言‘房内’，尽管书是‘内部发行’的，也仍然可见译者还有一点顾忌。书是朋友借给我的，不能久借不还，我花了整整3天把它看完了。看完之后不免长叹。第一个反应是：这本书为什么中国人不写，而让外国人来写？……两位译者都是青年人，他们对中国文化史的知识大约仅限于1949年以后。他们似乎不知道中国性学的开创之功，应当归之于江绍原、潘光旦、周作人、张竞生。而刻印《双梅景暗丛书》的叶德辉，尤其不能说他不是中国性学的开创人。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收集猥亵民歌，至今无法印出。张竞生大张旗鼓地推动性学，却被‘小江平’等人搞坏了，在‘千夫所指’之下，丢掉北京大学教授之职，回去隐居。他的《性史》终于没有写成。”
张竞生1888年出生于广东饶平，幼名江流，学名公室。留法前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改名竞生。
1909年在陆小读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偷看《民报》及其他革命报刊，萌发了反清思想，校方遂以带头剪辫子等罪名将他开除。后该校副监督、实为地下革命党人的赵声介绍他往新加坡谒见孙中山先生，盘留月余，受其教导，决定回国北上参加革命活动。1910年，张竞生接受其父“先结婚，后去上海读书”的条件，与邻村15岁陈姓女孩结婚。这个心灵打击成了他后来矢志反封建、反对盲婚、坚持性教育、主张自由婚姻的一个重要原因。
婚礼之后，张竞生即赴上海，先入震旦学校就读，旋又考入北京法文高等学校及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以学生的身份从事京津同盟会反清活动。时汪精卫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张竞生受命参与营救汪精卫，遂与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成为莫逆。
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就像一所官办的大私塾，从教制、师资到课目的安排都乏善可陈。学生得闲，不是逛八大胡同，就是请客喝酒，忙于交际应酬。张竞生目睹这种景况，极为烦闷，就跑到学校的藏书楼去看书，据说在藏书楼里发现了德国人施特拉茨的《世界各民族女性人体》一书，这是一本通过收集整理世界各民族典型女性人体照片和资料，来确定不同人种、不同民族女性人体特征的人类学著作。他反复阅读此书，这又伏下了他日后研究性学的因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张竞生参加南北议和，曾是孙中山指派的民国代表团的秘书。不过张竞生对于政治没有什么兴趣，议和后他表示要出洋求学，得到孙中山嘉许。1912年10月，张竞生与宋子文、杨杏佛、任鸿隽等人以官费生出洋。张竞生到法国，先入巴黎大学，1916年获学士学位；又入里昂大学哲学系，191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法期间，他热心于社会活动，曾与汪精卫、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发起组织“法华教育会”，对其后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以及中法文化交流都曾起过积极作用。
张竞生在法国接受了大量新思想，脑子里放满了社会学、性学、优生优育之类的学问，心中则是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宏愿。1920年他自法归来，先是受聘为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校长，在任上他推行了如招收女生、提倡游泳之类的改革。如果说这些改革是那时新潮人物行事中应有的风格，那么他上任伊始就向军阀陈炯明上书建议推行“节制生育”，就未免显得太不合时宜，太书生气十足了。张竞生任金山中学校长不到一年，就出了风波：一个学生在他所提倡的游泳中不慎溺死，再说他的那套西化的教育方式也被认为“不合国情”，于是去职。
1921年10月，他接到蔡元培的聘书，邀请他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讲授的课程有“行为论”、“论理学”、“风俗学”、“相对论”、“孔德学说”、“社会主义学说”和“唯物论”等。他将严复译为“名学”、林纾译为“因明学”的西方“论理学”，更名为“逻辑学”，并编写了一本《普遍的逻辑》讲义，另外他还率先讲授“性心理学”，对青年灌输科学的性知识。
1922年4月，美国生育节制运动及性教育运动的领袖人物山格夫人访华，张竞生和胡适一同接待她。山格夫人在北京大学作了关于“为什么要节育”的报告，后来全文刊于北京《晨报副刊》。她可说是张竞生性学研究的有力支持者。会后张竞生曾感慨说，山格夫人主张节制生育，被待为上宾，只因她是美国女人；而他的主张相同，却被目为发神经，只因他是中国男人。张竞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大力倡导节制生育，堪称先知先觉，但因“不合国情”而大受抨击。
1923年4月29日，张竞生于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提出：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张竞生之所以写出这篇文章，乃是因同为北大教授、校长室秘书谭熙鸿的丧妻与继娶小姨子而起。谭熙鸿的元配陈纬君是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同父异母的姊妹，陈纬君不幸于1922年3月因猩红热去世。半年后其妹陈淑君从广州到北大来念书，住在谭家，不久两人相恋，进而同居。据谭熙鸿的儿子谭伯鲁在《谭熙鸿与北京大学》一文中说，陈纬君的过世，让陈璧君认为谭、陈两家可以自此断绝，没想到陈淑君又让谭熙鸿成为陈家的双料女婿，于是“她怒不可遏，遂煽动过去与陈淑君接近的一位男友，到北京晨报馆找记者投诉，由编辑孙伏园（此前孙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接见。他称与陈已有婚约，谭夺其所爱，有碍风化云云。此事见报后，陈淑君次日即在《晨报》公开辩白，声称与某君相识只数月，‘无婚约之预定’，并声明‘淑与仲逵（谭熙鸿）结婚，纯属个人自由，双方志愿，第三者无置喙之余地。此后如有此类之函件……淑认为侵犯淑个人自由，自有法律为之维持，淑则一概不屑为之置辩’（1923年1月16日《晨报》）。”
张竞生在文中极力为陈女士辩护，他说：“所以郑重写出此篇，使人知道爱情的变迁，自有变迁的理由。使人知道夫妻是朋友的一种，可离可合，可亲可疏，不是一人的专利永久可占有的。希望此后用爱或者是被爱的人，时时把造成爱情的条件力求改善，力求进化。那么，用爱的不怕被爱的有变迁，被爱的也不怕用爱的有改志了。……现在我们应当明白的，陈、沈定交，全是新式。主婚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改约即改约。若人以她的解婚为骇异，应该骇异她从前的定约了。若人以她就谭为迫协，怎么不说她先前爱沈也有同样的嫌疑呢？无论陈与沈的定约，仅是口头文字上的表示，即使为夫妇，也可离婚从别人，于情于理原无违背。因为夫妻原是朋友一种，有条件，可比较，可变迁的。夫妻相守能永久，或已订婚必要守约，这个或许是一件好事。倘若夫妻不能长久，或订婚至于解约，乃为个人主观环境及爱情条件的变化，断不能说他一定不好了，明白此理，我个人对于陈女士不独要大大原谅她，并且赞许她。”由于张竞生在辩护外，更提出他个人对婚姻的看法，其中不乏新奇骇俗之处，遂引起人们的争议，包括梁启超、鲁迅、许广平、孙伏园在内的六十几位，都参加了这场沸沸扬扬长达数月的辩论会。80年过去了，虽然关于此事有不少以讹传讹的失实之处，但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关婚姻与爱情问题的大讨论。
1925年张竞生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主张学习美国的经济组织法和日本的军国民组织法，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臻于富裕之境”，“进为强盛之邦”。《美的人生观》出版后，周作人在文章中称赞：“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总之，张先生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边含有不少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诗人的天分……”当年蔡元培倡议以美育替代宗教，提高全民素质，张竞生的思想与此暗合，理论与此呼应，甚得青年学子的欢心。该书先是作为北大教材印行，1925年发行全国，多次再版，成为畅销书。《美的社会组织法》实际上是一部社会学著作，它集张竞生社会思想之大成，许多内容超出了传统美学的范围，但张竞生刻意将它写成一部美学书，这反映了他对美学的独特理解。他主张建设一个情爱与美趣的社会，其极端处，便是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另外张竞生还组建了“审美学社”，提倡美育。接着又组建了“性育社”，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提倡性教育的组织。
张竞生曾担任“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受到北大自由研究氛围之影响，他认为性以及与性有关的风俗等，当然也在应该研究之列。于是1925年冬，他在《京报副刊》发表《一个寒假的最好消息——代“优种社”同人启事》的性史征文。张竞生认为，性要成为一门科学，要先有性史做材料。性史，就是性的材料，愈多愈好，不管它是正常的，或是变态的，都应一并搜集，就其材料整理，推论它的结果，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的论据。然而就其在征文启事所列举的问题观之，有些是颇富于煽动性的，不像是学术研究的调查。尤其是他“望作者把自己的‘性史’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这简直是要求应征者将“性史”写成煽动性的传奇小说，绝不是研究者所应有的态度，也就是说张竞生征求“性史”的本意在于先发表，不在于先研究。而将这种富于煽动性的性爱描写的原件，大剌剌地发表，是很容易被视为“淫书”的。
1926年5月，张竞生以“性育社”的名义出版了《性史》（性育丛书第一集）。只印了2000本，在北京一面世即被一扫而空，少数流入上海，投机书商趁机大量翻印，遂泛滥全国。没料到小小一册书，竟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他本人由此成为中国20世纪文化史上的有名人物，也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这册《性史》的内容，包括：《我的性经历》（一舸女士）、《初次的性交》（江平）、《我的性史前几段》（白苹）、《我的性史》（喜莲）、《我的性史》（苹子）、《我的性史》（乃诚）、《幼时性知识之获得的回顾》（敬仔）七篇，都有富于煽动性的描写。虽然张竞生在《序》中说：“我开头来学金圣叹批《西厢》口气，说这部《性史》不是淫书。若有人说它是淫书，此人日后定堕拔舌地狱。……譬如交媾一事谁人不会，但我们所提倡的乃是艺术的交媾法，它比普通的不会涉入于淫而反能得到肉体最大的快乐。……用艺术的方法做去，男女相与间，自然能于肉欲中得到心灵的愉快，于心灵中又得到了肉体的满足。男女彼此互相裨助，既不损男，又不害女，男女一体，灵肉一致，由此一方面，可以得到性欲的升华，一方面又得到了优种的结果。艺术方法的重要诚有如此者，故我于每段之后加上一些‘按语’，希望供给读者些少艺术的方法，以便得到了男女间最协洽的效果。”但这些“按语”常常是分析交媾方法的是否妥善，并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因此欲令人不说是淫书，又怎么可能？
《性史》一出，即掀起轩然大波。有人描述道：“正人君子摇头叹息，而又在暗中读得津津有味；封建卫道之士更气急败坏，活像掘了其祖坟。”《性史》出版后4个月，先在天津遭禁。起因是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致函警察厅，称南开附近的书店出售《性史》、《情书一束》、《女性美》、《夫妇之性的生活》、《浑如篇》等书，“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于是警察厅下令将《性史》等书全部没收，并且“严密查察，如有售卖，送案究惩，勿稍姑息，以维风化”。此举当然遭到南开一些开明师生的强烈不满，有人投书报刊，指责“入了张伯苓的南开，就好似入了始皇帝的秦国：教你怎样你就得怎样。……随便草上一封信，而全天津的人便不能再看《浑如篇》、《性史》等书。”周作人在《语丝》的《南开与淫书》一文中表示了他本人对于此事的态度：“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觉得这些书的害甚于洪水猛兽。”又说：“我并不因为认识张竞生、章衣萍诸君而想替他们辩解，我也不说这些书于科学上或文学上有怎样大的价值，我也不想拿去给自家的或友人家的子女读，然而我也不觉得怎么可怕，自然更没有‘查封’之必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与谬误，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
《性史》第一集出版时，张竞生已经征集到200余篇文章，原准备继续出版若干续集。但他一看社会舆论哗然，立刻取消了出版计划，并且通知书店第一集也不可重印。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他已经落入一个百口莫辩的陷阱之中——上海等地的一些不法书商发现《性史》第一集非常畅销，先是大量翻印，接着又盗用他的名义，连续出版所谓的《性史》续集。据张竞生的儿子张超说，在1980年代，他在海外的华文书店中见到过《性史》第十八集。有位朋友说他曾看过第二十三集哩。张竞生当时虽曾诉诸法庭，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无法查出出版者，只能徒唤奈何。他于是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希望澄清事实，结果也收效甚微。世人大多以为《性史》连同所有的续集都是张竞生所编印的。“卖春博士”的恶名由此而起。
而对于编印《性史》一事，他事后不久就一再反省思考，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十年情场》一书中，更是对此深自忏悔！他说：“总之，我在当时已知《性史》所犯的错误了，但因社会上的责骂与禁止，使我无法去纠正我的错误。在后我到上海开美的书店时尽是介绍蔼理士的学说，至于该书所附的性史与我国人的性史一件不敢介绍。但可恨太晚了，性学淫书被人们混视为一途了，我虽努力改正我的错误，但已来不及了。‘性学博士’的花名与‘大淫虫’的咒骂，是无法避免了。时至今日，尚有许多人不谅解。我的自责，我的忏悔，也极少得到人的宽恕了。朋友们，听它吧！听它命运的安排吧！我是习哲学的。哲学家应有他的态度：就是对不应得的名誉与毁谤，都不必去关心。但自痛改过与竭力向上，这些是应该的。”
《性史》出版不久，军阀张作霖攻入北京，蔡元培去职，北大局势骤变，张竞生只得于1926年下半年离京去沪。据他自述，他为此决定脱离北大，就在上海与友人合资开办了“美的书店”。也有人认为他是因为《性史》风波闹得声名狼藉，蒋梦麟恨他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故不惜破例解聘，因此才去上海的。“美的书店”由友人谢蕴如任总经理，张竞生自任总编辑，另外请了几位临时编辑。开张之后，生意兴隆，所编的各种书籍经常很快销售一空。“美的书店”编印的书籍主要有三类：一、《性育小丛书》，这是从蔼理士著作中所论各种性问题编译而成，通常每个专题约一两万字。丛书采用平装本，封面上都印有从巴黎公开出版物上取来的艺术裸体女像——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大胆的。又因丛书定价低廉，因而购者踊跃，非常畅销。二、普通文艺类书籍，包括美学、宗教、艺术等。三、浪漫派文艺和文艺丛书，如《忏悔录》、《茶花女》之类。
据当年在上海暨南大学念书的温梓川在《文人的另一面》中的回忆，在1928年的秋季，他们为了邀请名人演讲，曾去拜访张竞生。“我们和他见面，正是他在上海四马路青莲阁附近创办美的书店、出版《新文化》月刊、出版《美的人生观》和《第三种水》等书，还介绍了英国蔼理士那部性心理学书的时候。那时美的书店在不大讲究布置的新书店阵容中，的确算得是一间名符其实的‘美的书店’。它不但布置得新颖、美化，就是所出的书籍，也另有一种风格，封面尤喜采用英国薄命画家皮亚斯莱的插画，使人爱不释手。而且还打破了中国商店的传统，在上海破天荒聘用年轻女店员，后来这种风气才跟着慢慢传开去。继而创造社开办的‘上海咖啡’，才聘用了女招待，但却不像美的书店的女店员那么一本正经，那么有规有矩。虽然当年鲁迅就曾嘲笑过，说是有顾客到美的书店去，对女店员调侃，语气意义虽涉双关，但女店员却规规矩矩若无其事地照实回答。”这里提到的嘲笑，是鲁迅在《书籍和财色》一文中的说法：“……但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青年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
温梓川说：“张竞生开办的美的书店，生意虽旺，但是官司却打了十多次。每次开庭，报纸上总是连篇累牍地大事渲染，张竞生的名气能够那么响亮，那么家喻户晓，这未尝不是一个原因。”又说：“我们在那里等了不久工夫，张竞生果然从外面进来了，他的个子并不昂长，只是很壮硕，跑路也是雄赳赳的，有点像欧洲人那种高视阔步的神气。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红光满面，神采斐然。……我们告诉他，我们很喜欢读他主编的《新文化》月刊，他点点头。我还问他，他编的《性史二集》、《性艺》等书，为什么不在美的书店出版。他告诉我们，那些多是一些下流胚子冒用他的名字乱搞的东西，并不是他编的。他说着还慨叹他的著述想不到会得到这样相反的影响。”
“美的书店”虽然一度非常兴旺，却是好景不长，只两年光景就关门歇业了。据张竞生自述，是因为书店业同行嫉妒、恶意倾轧的结果。其实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渐渐感到各方对他所施的压力强大，连续不断的官司也很厌烦，更不能忍受租界警方的勒索，因此忍痛把书店结束了。“美的书店”歇业后，张竞生于1928年偕夫人褚松雪（褚问鹃）到杭州西湖游览，结果被浙江警方以所谓“性宣传罪”逮捕，听说是当时担任浙江教育厅厅长的蒋梦麟向省府提议的，蒋梦麟表示：“我们以前在北大请他当教授，是请他教哲学的，他竟这样捣乱，所以非惩治他不可。”当他被解往法院受审时，凑巧碰到国民党元老张继到杭州游玩，问他何以狼狈至此，张以实情相告，经张继的保释，才释放了事。当时张竞生在国内一时几无立足之地，幸得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原是他在黄埔陆军小学时的同学的资助，再度赴法国，研究社会学和美学，并拟定了一个颇为宏大的译著计划。张竞生抵法后，在巴黎郊外租了一处房屋作为工作室。却不料陈铭枢去职，资助不再能够获得，译著计划无法实施，只译出卢梭的《忏悔录》、《歌德自传》等数种。陈铭枢愧对老友，乃以私款15000元赠张竞生，使他得以在国外过了几年安定生活。
1933年他再回国时，主持广东省政府的陈济棠也是他的同学。陈济棠给他一个“实业督办”的头衔，委他主编《广东经济建设月刊》，并兼广州《群声报》编辑。不过张竞生此时似乎已经壮志消歇，逐渐下降为家乡一个地区性的人物了。不久他回到饶平，做了一些组织修筑公路、开办苗圃之类的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虽屡次函电邀约他到南京出任伪职，但均遭张竞生拒绝。此时张竞生是饶平县民众抗日委员会副主任。1941年他在浮山创办饶平县农业职校任校长，推广农业新技术。他很早就意识到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还特别注意因地制宜，倡议在沟、涧、溪、河附近种植竹子和龙眼；在山阜、山窝之间广植五谷及柑橘、菠萝蜜；在半山之上种植杉林。1944年10月，他用6枚银元打成一把连柄小银锄，锄面刻有“日执锄头二、三小时，提神醒脑滋生无穷”字样，上款为“蒋公委座留念”，下款为“张竞生敬赠”，意在敦请蒋介石注重农业生产。1946年、1947年间，张竞生拟组建“中华农民党”，他北游沪宁、东渡台湾，可惜建党未成。他先送农校师生20余人及长子黄嘉到台湾糖厂工作，并从台湾带回甘蔗良种。他谢绝留台工作，决心与家乡人民共进退。不久，他又渡海访越南、柬埔寨、泰国和印度等国，鼓励华侨团结自助，兴学育才。曼谷华侨仰慕张竞生之名，多次欲一睹其风采。于是他在东舞台作了一次公开演讲，题为“种植改良”。他建议对潮州柑橘的种植加以改良，使其质地超过美国的“花旗桔子”。有记者以“性学”相询，张竞生淡淡地回答：“年纪老了，不愿再谈此事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竞生曾任饶平县生产备荒委员会主任、广东省林业厅技正、广东省文史馆馆员等职。这一段安静的晚年岁月，颇给人以尘埃落定、铅华洗尽的感觉。张竞生回首往事，整理旧稿新著，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作品。他的《十年情场》由新加坡《夜灯报》社出版（大陆有1988年昆仑出版社的印本，但书名改为《情场十年》），《浮生漫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艺公司出版，《爱的旋涡》由香港《知识》半月刊社出版。据说他在1960年还完成了哲学著作《系统与规律的异同》、《记忆与意识》。但是他终于未能躲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劫，他被扣上“反动权威”等帽子，遣往饶平县乡间劳改。1970年他在“牛棚”夜读，突发脑溢血，翌日即去世，终年82岁。10年后，他的遗骨由其子移葬故乡。
张竞生的一生，是中国文化悲剧的缩影。他曾经是思想的先行者，但科学要战胜蒙昧，除了需要胆识，也需要时间。张竞生在当时无疑是走得太快了，也因此遭到误解和骂名。成也《性史》，败也《性史》。但他似乎没有为他的追求而后悔过。后来他在《两度旅欧回想录》中有一段自我辩白，颇堪玩味。他说：“有人要这样问：‘既是学者，又有钱游历全世界，别项学问又那样多，偏去考究那个秽亵的阴户问题，实在太无谓吧！’现先当知的是对这个问题的观察点，常人与学问家，根本上大不相同。常人不肯说，不肯研究，只要暗中去偷偷摸摸。学问家则一视同仁：他们之考究阴户与别项性问题，也如研究天文之星辰运行，日月出没一样。这个并无所谓秽亵，与别种学问并无所谓高尚，同是一种智识，便具了同样的价值。且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而民族学、风俗学等，又在在与性学有关。学问家，一面要有一学的精深特长；一面，对于各种学问，又要广博通晓。无论哪种学问，都可研究。而最切要的，又在研究常人所不敢或不能研究的问题。”
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人口学和性学领域的拓荒者，这大抵不差。他倡导节制生育比马寅初要早出许多年，而高揭性解放、性自由的大旗，更是先驱中的先驱。学者彭小妍认为他提倡性美学，以生理卫生课本的语言，公然分析男女性器官的构造和功能、女性性反应等，用意是打破一般人对性的羞耻感，使人了解性交的目的不是生理发泄，而是感官色欲的享受，使男女双方由“肉”的享受达到“灵”的升华境界。但他却宛如人间蒸发般地消失了半个多世纪，他的著作在图书馆中也难以寻觅，直到1998年才有《张竞生文集》上、下两册的出版。
他曾说过：“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人们遗忘他半个多世纪了，是该重新认识他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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