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始。”——馮友蘭
清華工學院的“馬甲”
西遷昆明之初，西南聯合大學先租得蒙自海關、昆明大西門外昆華農業學校、拓東路迤西會館等處為校舍，總辦公處設在城內崇仁街46號，但仍不敷應用。1938年7月，學校以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畝為校址，修建新校舍。1939年4月，西南聯大新校舍落成，除了圖書館和兩個大食堂是瓦房外，所有的教室都是土坯牆鐵皮頂，據楊振寧回憶，“教室是鐵皮屋頂的房子，下雨的時候，叮噹之聲不停。地面是泥土壓成的，幾年之後，滿是泥坑。窗戶沒有玻璃，風吹時必須用東西把紙張壓住，否則就會被吹掉”。至於學生宿舍和各類辦公室就很寒酸了，統統是土牆茅草屋。
1939年，西南聯大校舍在昆明建成，教室全為鐵皮屋頂土坯牆，據楊振寧回憶，“下雨的時候，叮噹之聲不停”
這當然不是設計問題。西南聯大新校區的設計出自著名建築師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手筆。迫於校方的資金捉襟見肘，梁氏夫婦的設計方案只得一改再改：高樓變成了矮樓，矮樓變成了平房，磚牆變成了土牆……最終留下的，可以說是他們的設計生涯中最不美觀的“陋室”。其實，感到無可奈何的又豈只梁思成和林徽因二人！即使以西南聯大工學院自身之實力，在正常情況下也斷不會設計出如此簡陋的校舍。
1944年，因經費不足，陷入財政危機的西南聯大校方不得不將原本教室的鐵皮頂賣掉，改茅草頂
聯大的工學院，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原先清華大學工學院的班底組成的。其中的土木工程系基本保持了清華大學土木系的原建制，事實上就是戰時的清華大學土木系，包括了現在的土木、水利、鐵路、公路、市政、建築等方面的專業，是一個綜合性的土木工程系。系主任先後由蔡方蔭、陶葆楷擔任，師資力量比戰前充實。比起其他院系幸運的一點是，在抗戰烽火剛剛在盧溝橋燃起的時候，1937年暑假，清華大學土木系1938、1939屆學生在施嘉煬、吳柳生、覃修典等教授率領下正攜帶全部測量儀器到山東濟寧進行測量實習，因此在北平（今北京）淪陷時，測量儀器得以全部保存下來，後來運到昆明。這樣一來，西南聯大土木系測量實習時，可以做到每兩人有一臺經緯儀和一臺水平儀；在大地測量和天文測量的實習中，有蔡司精密經緯儀、精密水平儀和標準鋼尺可資使用，這在當時其他大學中是不易做到的。工程材料實驗室的設備也較多，萬能試驗機的荷載能力為當時各大學之冠。
聯大的機械系主要也淵源於清華大學機械系。遷校伊始，百廢待興，校舍和教學設備均尚短缺。機械系任務尤為繁重。不但要解決本系和外系的講課任務，還要於短期內從無到有建起金工實習工廠和熱工實驗室。幸而早在七七事變前一兩年，清華大學機械系便已在作南遷準備，將實習工廠的幾十臺機床和熱工實驗室的熱機拆遷南運，不僅滿足了學生實習要求，後來竟還能生產手搖鑽、臺鑽、簡易車床、水管閥門、木工車床、水泵等產品，實在是難能可貴。機械系的著名老教授劉仙洲，當時年齡已超過50，他以其多年從事機械工程教育工作的經驗，對於機械系的課程設置、師資人選、充實教學設備等方面提出許多寶貴建議。
例如四個學年課程安排應構成原動力機械設計和機械製造兩個體系，在第四學年設置選修課，學生畢業前要寫出專題報告，一、二年級的數理化課程請理學院教授擔任，工程骨幹課程工程力學、材料力學、熱力學、水力學、機械原理、機械設計等課，要由教學經驗豐富的教授擔任。
至於電機系則是在西南聯大建立之初工學院的另一個系。與機械系的情況類似，早在1936年冬，鑑於華北局勢緊張，清華大學電機系也已經將一部分設備南運，基本上滿足了教學和實驗的需要。同大後方的其他一些學校相比，設備還是比較好的。清華還有一部分設備到昆明後撥交清華無線電研究所。例如製造電子管的全套設備，當時在國內還是少有的。因此可自造某些特殊新型器材，支持了磁控管的研究、電離層的測試等工作。
一切為了戰事
除這三個系之外，在1938年7月29日，西南聯大第82次常務委員會會議還決定，遵照上級命令自下半年起，在工學院添設“航空工程系”。
這無疑是出於抗戰的需要，在日寇對昆明的轟炸中，西南聯大的師生也飽嘗了失去制空權的苦果，設立航空工程系自然也是著眼於發展中國的航空事業而服務的。
作為中國建立的第一個航空工程系，西南聯大航空工程系源於清華大學機械系的航空組（機械系原只分為熱能工程及機械製造兩個專業）。1938年開始招收第一屆航空系新生。在前三年的學習中，工學院中的機械、航空等系的基礎課程差別不大。到三年級暑假，航空工程系則有一個月的下廠實習。其實習地點，有時是昆明西郊的第一飛機制造廠，有時是東郊巫家壩飛機場附近的第十飛機修理廠。第一飛機制造廠原是由廣東軍閥陳濟棠創辦的，陳蔣反目陳失敗後，該廠由廣東遷到昆明。在抗戰中，該廠製造了一些鋼管機身、木質翼肋和蒙布的單座軍用機。原材料和發動機都購自美國。學生在那裡實習，主要是輪流在各工段觀察工藝流程，不許直接參加操作。第十飛機修理廠就在飛機場旁，主要任務是翻修飛機發動機和修補破損的蒙皮等。學生在那裡實習，當然也只能遠觀而不許動手。到了四年級，航空系的課程幾乎都是航空專業課，有內燃機B（又稱航空發動機）、高等飛機結構、應用空氣動力學、飛機設計和發動機設計等等。
西南聯大航空系師生群策群力，在極端困難條件下製造出的小型開路式風洞
航空工程系主任莊前鼎除任課外，還兼任新設的航空研究所所長。由於三校合併的只是本科部分，清華大學航空研究所在法理上其實不屬於西南聯大。不過，航空研究所教授均在航空繫上課、主持實驗和指導學生；航空系學生的空氣動力學實驗，也都在航空研究所的風洞中進行；實際上兩者已融為一體。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經西南聯大師生的努力，航空風洞實驗獲得了卓越的成就。其空氣動力學研究與實驗在當時的中國可謂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
1943年，美國專家來華，專門去清華大學航空研究所進行了參觀。他認為清華大學風洞實驗設備雖然規模不大，但水平與美國高校研究所不相上下。調查德國和日本航空情況的美國陸軍部官員途經昆明時，也專門抽時間去了清華大學航空研究所參觀，並對其表示了讚揚。航空研究所空氣動力學組還先後為航空委員會及所屬的兩個飛機制造廠設計了數種飛機模型，包括轟炸機的模型。只可惜直到抗戰告終，也未能看到塗有中國空軍軍徽的國產轟炸機問世升空的那一天。
生產自救之路
西南聯大在昆明的後幾年，正值抗戰最艱苦的時期。當時中國後方只剩下西北、西南這半壁江山。號稱大動脈的唯一國際通道滇緬公路也在1941年被切斷。國民政府統治區內物資匱乏，通貨膨脹嚴重。西南聯大的教師、學生們安貧樂道固然令人欽佩，但學校卻不能無所作為。請求救濟之路既然不通，只有生產自救一途。於是航空工程系的王德榮教授和化工系主任謝明山教授合作研製生產了“西曼”墨水。這種“西曼”墨水可和名牌“派克”墨水媲美，同樣可用於“派克”鋼筆。但價格低廉，因此成為當時昆明市面上的暢銷國貨。
與此同時，擔任昆明的家庭教師、中學兼課教師的聯大學生也為數很多。甚至打鐵、挑水、拉警報、放午炮等雜活也有聯大學生參加。唯有工學院學生的勤工儉學多能結合專業進行。土木工程系的師生與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合作，組成“雲南水力發電勘測隊”，開發雲南江河水力發電的資源；還與中央水工實驗室合辦“昆明水工實驗室”，經過兩年的工作，提出了開發雲南水利資源的規劃，設計了一批小型水電站，完成了雲南騰衝電廠節制閘與引水模型試驗、甸溪攔河壩改正計劃模型試驗、昆明附近之徑流係數試驗等。
另一方面，工學院有高級知識分子，有熟練的技師和技工；更有從日軍炮火下搶運出來的一些機械設備。這樣一來，到了1943年，在梅貽琦校長的倡導下，就辦起了一個“清華服務社”。
說起它的主要業務，其實就是為當時駐昆明的美軍提供配套服務。美國是發達國家，美國兵更是世界有名的“少爺兵”，他們的日常生活離不開自來水。但當時的昆明哪裡來的自來水？個別地方有下水道設備，但多靠井水。要為美國人裝自來水，就需要大量的管接頭和閥門。清華服務社就承製了這些自來水管配件，在金工實習廠加工。機械系熱工實驗室又把一套德國製造的製冰設備組裝起來，生產的冰塊供應當時駐昆明的美軍後勤使用，這也是當時昆明的第一家制冰廠。
西南聯大土木工程系師生在昆明大觀樓做水文測量實習時合影留念
在抗戰時期，美軍在中國各地設了不少氣象觀測站，這需要放大量的探空氣球，因之需要大量氫氣。這個業務也落到了清華服務社手裡。機械部承擔了制氫任務，服務社在加熱的氫氧化鈉溶液中加入鋁粉，生成偏鋁酸鈉，放出氫氣。鋁粉則是從報廢的飛機上拆下部件後，溶化鑄成鋁棒，在簡易車床上反覆車削而成的。包裝問題則是這樣解決的：利用美軍炮彈的舊火藥筒裝鋁粉和氫氧化鈉，交付美軍運往各地氣象站。充分利用美軍的廢棄物資做原料和包裝品，選用了適合於當時條件的制氫工藝，這是清華服務社發揮知識優勢的一例。對聯大工學院的教授們而言，卻只能算是大材小用。
投筆從戎的工科生
條件儘管艱苦，工學院對於學生的學習從未放鬆。譬如在機械系裡，水泵設計的圖紙都要上墨才收。鉗工實習課要在一塊鐵板上做一個六角孔後，再用圓鋼做個六角稜柱，把它們裝配後六個面都不透光才算合格。考試也很嚴格，西南聯大工學院一年級最難過的關，是微積分和普通物理。任何一門不及格或是成績欠佳者，到二年級都有被拒諸院外的危險。二年級是個刷人的關口，尤其是靜動力學和材料力學，這兩門課在工學院被認為是學工程的基礎，若學不好，下面的功課很難讀下去，所以這兩門課小考頻繁，一般的課只有一次大考，最多期中有一次小考，這兩門課則是兩週考一次，後來竟每週考一次（每週學時增為四至五個）。有些學生過不了這一關而被淘汰。而今日高校考試最後打分，用開平方乘10的辦法才使多數學生及格的辦法，在西南聯大工學院也毫不稀奇。
工學院學生既然天天考試，算尺、繪圖儀器不離身。其他學院的同學，常常揶揄工學院同學像機器一樣，生活刻板緊張。工學院同學由於整天埋首於實習、計算、設計、繪圖的課業中，所以也就難怪沒有在茶館看書的那份情趣。因專業不同苦樂不均的情況，與當代的高校，倒也相差無幾。
西南聯大工學院所在地，原為迤西會館、江西會館和全蜀會館，位於昆明拓東路
同樣也是由於專業的關係，工學院學生在投筆從戎的聯大學生中更佔有較大的比例。早在西南聯合大學尚在長沙未遷往昆明時，機械系主任莊前鼎教授就對學生們說：昆明現在還沒有工廠和實驗室進行實習，交輜學校（陸軍交通輜重學校）是大家學專業的一個地方，可以學習汽車和坦克的構造、修理和駕駛，學習一期大約6個月，期滿後可直接參加抗戰，並分配相應工作。後來，該系1938級、1939級除5人外，其他20餘名學生全部去了陸軍交通輜重學校學習。
西南聯大工學院食堂
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無論是美國志願航空隊，還是中國赴緬遠征軍，都十分需要軍中翻譯員。1943年11月17日，西南聯大召開會議，討論“本年度四年級學生，自下學期起全部徵調，擔任戰地服務，以服務成績作為下學期畢業成績，並規定服務地區以雲南、緬甸、印度各戰地為限，工作性質大部分為隨軍通譯”。聯大領導做出表率，積極讓自己的孩子參加培訓班或者服兵役。校長梅貽琦之子梅祖彥，雖剛升為機械系二年級，不符合徵調條件，但仍然報名。
結果，工學院航空工程系的大多數學生進入了空軍機械學校第11期高級機訓班，學習結束後大多被派往各機場及航空修理廠工作。航空系學生丁乘梁、田保棟、孫冀昌、宋載鎮 4 人被分配到程度第三飛機制造廠。日軍投降後，丁乘梁、孫冀昌和宋載鎮被編入第9地勤中隊赴華北地區接管日軍航空設施，在天津接收部分航空器材及一所修理廠。還有一批學生報名去國民黨輜重汽車第5團，想乘機學點技術。土木系26名學生除了4人外，其餘的都去修飛機場。電機系的十餘名學生則被分派到軍政部電信機械修造廠。值得一提的還有考入中航公司的西南聯大航空工程系學子們，駝峰航線是艱難而險阻的必經之路，西南聯大學生架機無數次地飛越過駝峰航線，他們從空中運輸到前線的援華物資和出國參戰的遠征軍，他們維護了航線的暢通，為中國抗戰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他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每年均有飛機發生事故。有當事人回憶說：我飛行期中即見到先後有三架飛機失蹤……
西南聯大紀念碑，現位於雲南師範大學校園內。碑文由西南聯大教授馮友蘭撰寫、聞一多篆刻、羅庸手書，因而享
總之，以工學院為主，西南聯大學生被大規模徵調後出現在各個戰場和各種工作場所，以他們的知識優勢和滿腔熱血為抗戰的勝利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如今的雲南師範大學校內巍然聳立著一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的正面陰刻著：“聯大先後畢業學生二千餘人，從軍旅者八百餘人。”碑的背面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上列西南聯大共計832位從軍學生的名單。就像西南聯大校歌裡所唱到的那樣，“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這些學生，正是那個時代的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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