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風頭正勁的老牌世家比起來，韓、魏兩個家族雖出道晚、資歷淺、資本積累也不夠豐厚，但作為經歷了上百年流血衝突存活下來的強卿家族，作為對這場戰爭勝負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兩方勢力，他們不可能就像小白一樣完全沒有自己的立場，其所持有的態度也顯然不應該被輕易地忽略。
因此要想搞明白他們為什麼會在關鍵時刻叛智投趙，就必須弄明白一個問題：在這場至關重要的世紀大戰中，他們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
晉國歸一論
站在我們今天的視角回看歷史，晉國被三分似乎是一件順利成章的事情，我們可以有無數的理由去為歷史發展的合理性做出解釋。然而正如身處當今世界的我們總會對未來感到迷茫一樣，身處歷史現場的人們也未必能夠看得清楚他們所處時代的發展脈絡。
公元前544年，也即晉平公在位的第十四年，有吳國公子季札（又稱延陵季子）周遊上國，分別到訪了魯、齊、鄭、衛、晉等國。在晉國時，他對諸卿家族進行了一輪友好訪談，其間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相談甚歡，因而留下讖語，說“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對於季札的預言，人們大多都持懷疑態度，認為這些都是根據戰國時的現實政治局面做出的修正。相對來說，銀雀山竹簡《吳問》中孫武所做出的預言，似乎更能反映當時國際社會的普遍認識。
根據簡文記載，闔閭對晉國的政治走向很感興趣，他向孫武詢問：“晉國的六卿誰會最先走向滅亡，誰又能活到最後呢？”
孫武給出的答案很明確：“範氏、中行氏最先滅亡，智氏為次，韓、魏再次，而趙氏則會笑到最後，成為晉國的主人。”孫武主要依據的是當時六卿各異的經濟制度：範氏中行氏採取傳統的小畝制，以一百六十步為一畝；智氏稍作改良，以一百八十步為一畝；韓、魏改革的步子更大一些，以二百步為一畝；而趙氏則最為大膽，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
在稅率相同的情況下，畝制越小，財富便越容易集中到主家手中，從而造成國富民貧的局面。與此同時，公家越是富有，花錢的時候就越是管不住手腳，難免就會多養門客、“冀功數戰”，令百姓更加疲敝。由此而論，畝制最大的趙氏，若是能夠一直執行當前的制度，自然會成為最後的勝利者。
這個邏輯是如何形成的我們姑且不論，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孫武的預言中，他從來都沒有季札所謂“萃於三族”的概念，而是認為“趙毋失其故法，晉國歸焉。”
同樣的判斷在晉國諸卿的對話中也能找到蹤跡。
比如東陽內戰爆發時，梁嬰父在勸諫智躒時曾說過這麼一句話：“不殺安於，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又如晉陽之戰中，張孟談密見韓、魏主君時也說：“臣聞唇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
也就是說，無論是身處局中的晉國卿士，還是隔岸觀火的國際政治觀察家，幾乎所有人都在以齊國田氏獨大為樣板預測晉國政局的演變邏輯，篤定最終的結果必然是走向一家獨大的局面，這對於韓、魏兩家來說無異於是一個冗長而殘酷的噩夢。
與智氏的博弈
在當時四卿共存、兩強相爭的格局下，無論以何種口徑來判斷，這個最後的勝利者都只能是在智氏和趙氏之中二選一，以韓、魏兩家微薄的實力，想要成為最後贏家的幾率實在太過於渺茫。而在戰爭結束後，無論是哪一方取得勝利，他們也都難逃“二君為之次”的命運，這種前景實在是太令人悲觀了。
這個時候，假如你是韓、魏的主君，而你也對這種判斷深信不疑，你會怎麼做呢？
從務實的角度來看，他們最先想到的應該是鴕鳥戰術，也即儘可能地讓兩個強家保持均勢，維持割據共存的總體態勢。只不過“樹欲靜而風不止”，處於風口浪尖的智、趙兩家內心恐怕比他們還要焦慮，尤其是在智瑤的強力推動下，戰爭的爆發已經是遲早的事了。
在已知戰爭不可避免的情況下，韓、魏兩家也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隔岸觀火謀求自保。然而可惜的是，智瑤連這樣的機會也不給他們，因為他深知，韓、魏兩家儘管弱小，可智氏也沒有強大到可以忽略他們的地步。尤其是當他想到四十年前的那場戰亂，趙氏之所以能夠在重重圍困下迅速翻盤，靠的就是局外勢力的干預，便更是不能任由兩家置身事外。要想避免重蹈範氏、中行氏的覆轍，在開戰之前就必須要將韓、魏這兩股勢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韓、魏兩家原本就對智氏心存顧慮，智氏對韓、魏也並非全然放心，這就使得智氏與韓、魏兩家之間的聯盟從根本上就缺乏牢靠的基礎。在雙方各懷鬼胎的情形之下，我們大可以設想一下，當智瑤提出讓韓虎、魏駒帶兵討伐趙氏時，雙方的心理狀態究竟是什麼樣子。
對於韓、魏兩家來講，家族主君親身犯險，對於戰場上可能遭遇的種種後果都要有充分的預估。他們不僅要保障君主在戰場上的人身安全，更要為整個家族的長續發展準備好應急的預案。
因此，在跟隨智瑤前往討伐趙氏的時候，他們不會傾盡全力，而是會“設守而後行”，將大部分的武裝力量留在都城。如此一來，當韓、魏兩家在外圍保持了足夠的軍事存在，便會使智瑤投鼠忌器，不敢對他們的主君輕舉妄動。
與此同時，他們也不得不將最壞的情形納入考慮範圍。也即萬一主君在戰場上遭遇不測，太子也要在家臣的擁護下儘快即位，並迅速動員所有力量展開反擊，確保其家族基業不會因戰場上的異動而出現致命的危機。
對於智瑤來說也是一樣，他有充分的理由對韓、魏主君的忠誠感到懷疑。
只要兩家存在被趙氏策反的可能，那麼他們帶來的人員在聯軍中佔比越大，將來可能誘發的風險便越不可控。站在智瑤的立場上，他也不希望對方投入太多的兵力——最理想的情況，是讓韓虎、魏駒孤身前來，像人質一樣留在軍中，保證他們不會在後方搞破壞就足夠了——這恐怕才是他強拉韓、魏兩家參與圍城的真實目的。
韓魏的選擇
但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的心態總是會發生變化的。尤其是當他們看到在洪水的沖刷之下，趙氏越來越虛弱疲憊的時候，韓虎和魏駒對未來的擔憂便愈發強烈。經過長久的思慮和討論之後，一個大膽的想法便開始浮現了出來：
既然無法維持現狀，那就改變規則。
沒錯，在人們過去的認知當中，晉國的政治似乎只有沿著四進三、三進二、二進一的路徑按部就班地向前推進。可如果我們換一個思路，為這場永不停歇的的晉級賽畫一個休止符，未來的道路是不是就更清晰了呢？
這個時候，誰的道德情操更為高尚，誰在道義上更加站得住腳，誰給出的條件最為豐厚……這些都已經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才能讓戰爭的勝利者真正地放低身段，接受一個他們起初沒有想過的方案呢？或者我們可以換一個問法，對於韓、魏兩家來說，他們究竟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勝利者？是一個凱歌高奏的全勝者，還是一個滿目瘡痍的慘勝者呢？
毫無疑問，他們會選擇後者。
戰爭最好的結局是一敗一傷，任何一方笑著贏得戰爭，都不會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
也就是說，作為這場博弈遊戲的參與者，先幫助智瑤圍困晉陽，隨後再等待時機漁翁得利，是韓、魏兩家主動選擇的結果。當趙無恤看到“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而感到絕望的時候，也正是韓、魏兩家實施計劃的最佳時機。這與智瑤是不是貪婪不仁、驕橫跋扈，張孟談有沒有曉之以情、動之以理並沒有必然的聯繫。
智瑤的困境
這個時候，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智瑤在戰爭中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舉動，便更容易理解了。
趙氏在被圍困的情況下沒有選擇的餘地這倒不假，而智瑤作為聯軍統帥，他能夠自由選擇的空間更是有限。在兩家都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如果真的智瑤一時衝動殺掉了兩家主君，不出意外的話，已經摩拳擦掌備戰三年的韓魏大軍，定然會在新主的帶領下傾巢出動。智瑤哪怕再張狂，也不敢說自己以一敵三就一定能取得勝利。
也正因為如此，都不消智果、郗疵的提醒，智瑤一早就知道二君會有反叛情緒。只是在他看來，自己給出的條件已經足夠豐厚，韓魏兩家不可能不動心。同時，為了讓他們死心塌地地跟著自己圍困晉陽，他還會一再表示會信守承諾，甚至將還特意將人們勸諫的話透露給他們，以緩解其緊張情緒。
這也就意味著，在韓、魏兩家的積極謀劃下，原本作為優勢的人質策略，此時反而成為掣肘智瑤的力量，使得他無論如何也不敢到兩家的主君大開殺戒。
除此之外，智瑤還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那便是軍事運籌太過於周密了。戰爭剛開始不久，他就放棄了圍城作戰，選擇水灌晉陽的方式，試圖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戰爭的勝利。對於戰爭本身來講，儘可能減少己方的消耗的確是正確的選擇；對於一個家族亦或者是國家的治理者來說，儘量減少戰爭對百姓生活的影響，也是負責任的做法。
然而，政治博弈顯然要比軍事、經濟更為複雜，也最讓人感到難以捉摸。當韓、魏兩家已經決定了要漁翁得利的時候，最經濟高效的戰術選擇反而成了他最致命的弱點。與之相反，趙無恤這種自殘式的示弱，反而博取了韓、魏兩家的青睞，成為他贏得戰爭勝利的終極法寶。
當智瑤站在汾河的大堤上，滿心歡喜地欣賞著自己的傑作，併為將來的美好圖景展開想象的時候，或許並沒有意識到，他在戰術上取得的勝利，恰恰也是戰略上失勢的重要標誌。
智瑤因為一時在戰場上取得的優勢，將自己鎖死在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之中，如此作繭自縛，恐怕已經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範圍。這樣的困境，就算是換成了趙無恤，恐怕也同樣無能為力。
因此，晉陽之戰表面上看是兩個強者之間的戰爭，然而細察其根本，整個戰爭的進度和節奏卻是掌握在兩個弱者的手中；兩個看起來最缺乏存在感的家族，卻成了決定這場戰爭勝負的主宰。這場戰爭與其說這是一場力量的搏殺，倒不如說是智氏、趙氏的獨存戰略，與韓、魏兩家共存戰略之間的高維對決。處於強勢的兩家，誰能夠放棄原有戰略，主動向共存的戰略靠攏，誰就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趙無恤沒有坐在執政的位置上，不必像智瑤那樣承擔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同時誤打誤撞地成了韓、魏兩家的“天命之選”，這或許也是一種運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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