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將“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這個稱謂很快被學術界所採納，並得到大眾的認同，並一直延續至今。此後，法國漢學家沙畹在此基礎上延伸，將中國古代海上交流通道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而今日備受關注的“一帶一路”就是在此基礎提出的，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
絲綢之路（包含海上的）是大航海時代前，東西方最重要的經濟、文化交流通道。在長達1600多年的歲月裡，這兩條通道承載了東西方各國各族之間的交流、碰撞，演繹了人類歷史上一幕波瀾壯闊的偉大史詩。絲綢之路同時也是一條福音之路，自教會建立以來，不少宣教士懷揣著把福音傳到地極的熱情，向東行進，將福音的種子撒遍了阿拉伯、波斯、中亞、印度等等地區。而屹立於世界東方的中國，更是成為很多福音使者嚮往之地，在盛唐氣象和蒙古旋風的交相輝映下，留下了他們的佳美腳蹤。
早期傳說
在教會歷史上，曾有使徒多馬來華宣教的傳說，然而卻缺乏有力的證據。而在古羅馬時期，阿諾比尤斯在主歷300年左右寫的《駁斥異教論》裡記載：“基督教傳教工作可以說已遍及印度、塞里斯（Seres，羅馬帝國對古代中國稱呼）、波斯和米底斯。”此外，明洪武年間在江西廬陵，出土了一尊特大鐵十字架，上有三國時期吳國的“赤烏”年號。而汪維藩牧師也曾在江蘇徐州漢畫像石藝術館珍藏的漢畫像石研究時驚奇地發現，一批東漢畫像石造像竟然出現了聖經故事和早期基督教的圖案。以上的歷史記載和今人的研究，是否表明早在漢代三國時期，就有宣教士沿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傳播福音，領人歸主呢？這一切都有待進一步研究。
盛唐時期
主歷589年，隋朝南下滅陳，統一了中國。結束了中國兩晉南北朝以來的長期分裂局面。儘管隋朝很快因為窮兵黷武和濫用民力而被推翻。但後繼的唐王朝，繼續維持統一局面，開創了燦爛的大唐盛世。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李世民雄才大略，他不斷開疆拓土，先後將東突厥、吐谷渾、高昌、龜茲等等國家納入大唐的版圖。此後大唐在西域建立安西都護府，加強了新疆、中亞地區的統治。此舉再次打通了陸上絲綢之路，使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得以順暢。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來自敘利亞的景教宣教士得以進入中國，傳播基督的福音。
主歷635年（唐貞觀九年），景教教士阿羅本來到長安，唐太宗李世民本著“示存異方之教”的開放政策，派當朝宰相房玄齡“迎於西郊，待如嘉賓”。不久，他得到李世民的接見。史載：“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直，特令傳授。”唐太宗聽了他所講授的福音之後，覺得很有道理，因而禮遇這位遠道而來的景教宣教士，准許他在中國宣教。阿羅本來華後，廣傳福音，翻譯經書，將基督的真道帶給了中華各族。三年內，陸續由波斯東來的宣教士，達到21位。貞觀十二年，唐太宗特許阿羅本在長安義寧坊興建教堂一所，初稱“波斯寺”，後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朝廷還提供經費支持，所敕詔書上有“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的說法，足見唐太宗對景教的扶持。此後唐朝歷代皇帝（除了武則天時期稍有逼迫）都對福音傳播持開放政策。於是全國各州，建立景教寺。景教得以廣泛流傳。出現了“於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
唐代來華的景教宣教士除了傳福音還做了不少社會事業，尤其是醫療服務。《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載到“病者療而起之。”不少宣教士精通拜占庭、波斯等地醫療技術，杜環的《經行記》載到：“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而醫療宣教士秦鶴鳴更是成了宮廷御醫。此外，景教教士也從事《聖經》翻譯事工，並編寫了不少讚美詩。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正當唐王朝如日中天之時，主歷755年，安祿山、史思明發動安史之亂，沉重地打擊了唐王朝，盛唐氣象的輝煌也在叛軍鐵蹄下煙消雲散。儘管唐朝鎮壓了叛亂，但從此元氣大傷，無法再重現往日雄風。更為重要的是，唐王朝的衰落直接導致了對西域的經營，到了主歷九世紀左右，整個西域地區全部失落，失去了對絲綢之路的控制。而此時的絲綢之路也成了阿拉伯帝國、吐蕃、回鶻等等勢力相互博弈的舞臺，不再有昔日安寧的景象。這種局面對於福音在華傳播無疑是個沉重打擊，宣教士來華也不像以前那麼便利了。
主歷845年，唐武宗會昌年間，武宗聽信道士趙歸真的讒言，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滅佛運動，被佛教稱為“會昌法難”。儘管滅佛運動針對的是佛教，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包括景教在內其他外來宗教（祆教、摩尼教等）都受到沉重打擊，從此景教在唐朝的地位一落千丈。關於唐代景教衰亡，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由於唐朝的衰落，導致絲綢之路動盪，宣教士無法像以前那樣，源源不斷地來華宣教。福音事工自然無法得到很好地繼承。由於外來宣教士的減少，教會一遭到逼迫很容易解體，這是不容忽視的一個原因。此外，信奉景教者有不少胡人，而絲綢之路的阻礙增加，必然使胡人入華者減少，也導致了信徒數量銳減。因此，景教的消逝有諸多原因，但絲綢之路的動盪，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由此也可見絲綢之路在當時對於中國福音事工的重要性。
在唐代海上絲綢之路同樣繁榮，根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當時，我國東南沿海有一條通往東南亞、印度洋北部諸國、紅海沿岸、東北非和波斯灣諸國的海上航路，叫作“廣州通海夷道”。當時也有景教宣教士沿著海上絲綢之路來華，並在廣州宣教。根據一些阿拉伯史學家記載，唐末黃巢暴動攻下廣州，屠殺了12萬（一說20萬）胡人，遇難者中就包括了不少基督徒。足可見唐代時海上絲綢之路也是福音傳播的通道。
從唐代到元代的300多年裡中國是否有基督徒呢？目前並無太多史料和出土文物佐證。然而在1994年初，泉州出土了一塊刻有十字架的墓碑，根據學者考證，墓主人是兩位漢族婦女，皆為景教徒，立於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即元軍入泉州前一個月。由此認定南宋閩南地區已有福音的傳播，而非元代色目人傳入，這可以成為一條線索，探索漢地在這段時期裡是否有景教徒的依據。更為重要的是，南宋積極開展對外貿易，泉州也取代廣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因此，假如當時泉州有福音傳播，那麼從海上絲綢之路進入的可能性極大。
蒙元時代
人類歷史進入13世紀，在蒙古高原上颳起了一股強烈的旋風。一個叫蒙古的部落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帶領下，東征西討，將東起日本海、西到多瑙河，南達印度洋、北至西伯利亞的廣袤土地收入囊中，建立了空前的蒙古帝國。儘管蒙古鐵蹄所到之處給歐亞各國人民帶來沉重災難，但在客觀上卻結束了歐亞大陸諸國林立的紛爭，使絲綢之路（包括海上）得到暢通，加速了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交流。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福音再次得以來華，而且比唐代得到更大的發展。
在蒙古內部，有些部落很早就接受了基督信仰，比如：汪古、乃蠻﹑克烈等等。蒙古帝國征服中亞、西亞、東歐等地區，而這些地方生活著不少景教徒，他們有的成為蒙古帝國的官吏，有的作為俘虜充當僕役，來到中國工作生活。他們和原有蒙古部族中的景教徒一起，形成了元代的景教徒群落。根據《馬可波羅遊記》記載，元代時，北京、大同、敦煌、肅州、甘州、涼州，寧夏、喀什、葉爾羌、伊犁、揚州、杭州、鎮江、溫州、泉州等地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另據學者研究，元初僅大都地區就有景教徒三萬多人，設有契丹、汪古大主教區管理，西北地區還有唐兀等大主教區的設置。鎮江也有大興國、雲山、聚明、四瀆安、高安、甘泉、大光明、大法興等八座教堂。
由於蒙古的西征，給歐洲人民帶來極大恐慌。羅馬教宗英諾森四世遂派遣柏朗嘉賓出使蒙古，勸說大汗停止殺戮，歸信福音。柏朗嘉賓來到哈拉和林會見蒙古大汗貴由。儘管此行並未達到預期目的，但拉進了教廷與蒙古的關係。此後，方濟各會士魯布魯克奉法王聖路易（路易九世）的命令，前往蒙古與蒙哥汗會談，並回國覆命。柏朗嘉賓和魯布魯克雖然主要從事外交使命，但在客觀上為天主教在遠東探路，並最終來華打下了基礎。而他們到蒙古所走的路，很大一部分就是古老的絲綢之路。
元朝建立後，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來到元大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見。他向忽必烈介紹天主教教理，得到歡迎，元世祖於是請他們回國，請教宗派遣宣教士來華。教宗尼古拉四世得知後，他看到遙遠的中國有很多人未聽過福音，因而十分注重中國的宣教事業，他派遣方濟各會士孟高維諾前往中國。孟高維諾沿陸路經東歐、西亞、波斯等地到達印度，並在此乘船前往中國。經過4年多的長途跋涉，1893年，孟高維諾沿著在泉州上岸，又北上2000公里，次年抵達元大都。此時，忽必烈已經去世，他的孫子元成宗鐵穆耳繼承其祖父對福音的開明政策，優待這位遠道而來的宣教士。不久，成宗就准許他在中國傳教，並提供必要的物質支持。此後，天主教在元代得到廣泛傳播，安德烈、鄂多立克等許多宣教士都沿著絲綢之路（含海上）相繼來華，而大都、泉州等地都設立了教區。
忽必烈為了管理也裡可溫（基督徒稱呼，即：有福人）的事務，於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設立崇福司，管理教士及十字寺（教堂）。此後改為崇福院，歸併所屬全國也裡可溫掌教司七十二所，全部事務均歸崇福院管理。七年，復改為崇福司。有司使、同知、副使、司丞等官。而元代的也裡可溫（包含景教、天主教）主要在蒙古人與色目人中傳播，僅有有少數漢人信主。元代不少高官是基督徒，比如任平章政事、領崇福使的愛薛，鎮江府路副達魯花赤馬薛裡吉思，御史中丞馬祖常等。馬祖常為光為鹽，他在為官時，在朝廷中提出很多有益法令，造福百姓。文獻中記載他非常注重孝道，甚至向皇帝上書，提倡一夫一妻制。
在元代，作為海上絲綢之路中心的刺桐港（今泉州）空前繁榮，吸引世界各地的商人來此做買賣，據載“此處一切生活必需之食糧皆甚豐饒”（馬可波羅語），刺桐成為當時東西方經濟、文化交匯的中心之一。很多宣教士也將泉州作為重要的宣教基地，不但很多天主教宣教士從泉州上岸，踏上中華的宣教道路，泉州城內的基督宗派也呈現出多元化。除了天主教、景教在此有不少信徒，甚至連亞美尼亞教會、雅各派等東方小宗派也來到泉州發展教務。各大宗派在此和諧相處，甚至相互幫助對方拓展教務。第三任刺桐主教安德烈·佩魯賈在信中稱：“在大洋海岸有一相當大城市，波斯語稱之為刺桐。城內有一富有亞美尼亞婦人，建一十分雄偉華麗的教堂，後來總主教將此教堂作為總教堂。此婦人生前自願將此教堂交於傑拉爾主教及其同夥修士。”可見泉州基督徒之間和睦的景象了。
外出宣教
在元代，中國還誕生了第一位外出宣教士——列班•掃馬。他是元代大都人，出身於一個信奉景教的畏兀兒（即維吾爾族）富貴之家。有一位叫馬忽思的蒙古人仰慕他的才華，來到大都拜他為師。大約在1275年(至元十二年)，兩人萌發了到聖城耶路撒冷朝聖的念頭，於是，他們離開了大都，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踏上了西行征途。列班掃馬和馬忽思遊歷了中亞、波斯、高加索等地的教會後，來到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格達。此時，聶斯托利派教長馬兒•腆合任命馬忽思為大都和汪古部主教，並改其名為雅八•阿羅訶。而列班•掃馬則被任命為教會巡視總監。1281年，馬兒•腆合去世，馬忽思被選為新教長，稱雅八•阿羅訶三世。
1287年，伊兒汗國國王阿魯渾為了與穆斯林國家交戰，想聯合西方的基督教國家東西夾擊，遂遣列班•掃馬出使羅馬教廷及西方各國。拉班掃馬於是前往歐洲，成為目前可考最早到達歐洲的中國人。他在法國與法王金髮菲利普和英王愛德華一世會面，然而兩位君主都不願意訂立列班•掃馬一行所盼望簽訂的明確的軍事協約。他有些失望地前往羅馬，羅馬教廷於1288年2月20日選出了新教宗尼古拉四世。尼古拉四世不僅同意了列班•掃馬的提議，還讓他參加復活節前一週的慶祝儀式，並把他安排在首席上，親自授給他聖餐。此後，列班•掃馬回到巴格達，輔佐雅八•阿羅訶三世管理教務，直到安息主懷那天。列班·掃馬和同工馬忽思是中國最早外出宣教的傳教士，留下了一段美麗佳話。而他們外出所走的道路，正是絲綢之路，足見這條道路在古代中國教會史上的重要意義。
絲路落幕
明朝建立後，明太祖朱元璋對也裡可溫進行了壓制，基督宗教再度在華衰微。更重要的是，儘管明朝有鄭和下西洋的偉大事業，但長期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使中國再度與絲綢之路隔絕。另一方面，中亞等地在帖木兒帝國瓦解後也陷入混亂。而奧斯曼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後，關閉了西方通往東方的大門。繁榮絲綢之路（海上）最終陷入沉寂，絲路與中華福傳的故事就此告一段落。不過，世界歷史很快迎來天翻地覆的鉅變，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將在此後開啟新的篇章，而中華福音事業也將進入嶄新階段。
回顧絲綢之路與中國宣教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這條道路與基督宗教在華髮展息息相關。當中國王朝強盛、包容、開放，積極參與絲綢之路經濟文化交流之時，福音事工就在中國蓬勃發展。而當中國王朝衰落、動盪甚至封閉之時，絲綢之路上的交流也陷入低谷，基督宗教在華髮展受到嚴重阻礙。
本文為我的一家之言，有些史實、觀點難免存在錯誤或爭議，還請各位讀者批評指正。
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法）格魯塞著：藍琪譯：《草原帝國》，商務印書館
朱謙之著：《中國景教》，商務印書館
唐曉峰著：《元代基督教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
阿·克·穆爾著，郝鎮華譯：《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
朱炳旭譯：《拉班·掃馬和馬克西行記》（伊爾汗國史料），大象出版社。
（意）柏朗嘉賓著：（法）韓百詩注：耿昇譯：《柏朗嘉賓蒙古行紀》，中華書局
方豪著：《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宗教文化出版社
晏可佳著：《中國天主教簡史》，宗教文化出版社
李冀平等主編：《泉州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還有部分資料源自網絡，在此不一一列出。
（作者介紹：福建廈門鼓浪嶼80後基督徒，生於海上花園鼓浪嶼，在天風海濤薰陶下成長。2007年底信主，次年兒童節在三一堂受洗。喜歡閱讀，涉獵神學，歷史，宗教，軍事、民俗等學科。自2010年以來，從事文字事工，擔任教會雜誌編輯，並在《天風》，《福建宗教》等雜誌發表文章二十餘篇。）
內容來自 福音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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