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立后，为了选拔优秀人才为国效力，汉朝朝廷推行了察举制。相比于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察举制无疑是选拔人才的巨大进步，察举制也成为了两汉时期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其中孝廉科是察举制度各科中选拔人才最多的科目，“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据估算，两汉共举孝廉约74000人，对汉代政治发展影响极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孝廉举士制度逐渐显现出内在的弊端，士族豪强掌握了举孝廉的话语权，由此形成了士族势力对皇权的威胁。

正是有感于此，在东汉汉顺帝时期，尚书令左雄推行了“阳嘉新制”，试图规范纠正孝廉举士制度，虽然短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其改制并不彻底，仅是制度层面进行了规范，且引发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反弹，由此造成了皇权与以士族和宦官为首的政治势力的对抗，并最终使得皇权不断旁落，为东汉覆灭埋下了伏笔。

孝廉举士制度的由来和内在弊端

察举制是由周代乡举里选制演变而来的一种选才制度。察举制是中国封建王朝选官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汉朝的察举制开始于汉文帝，而真正作为一种选官制度登上历史舞台则始于汉武帝时期。文帝二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

汉武帝即位后，一批代表社会中下层的地主的官员、学者开始对之前依靠军功、任子、赀选选拔人才的制度展开批评。董仲舒提出：

“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

武帝采纳这一意见，并颁布了“令郡国举孝廉”的诏书。汉武帝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又下达诏书：

“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从此之后，孝廉察举正式在汉朝盛行起来。东汉建立后，延续了举孝廉选官的做法。但是，孝廉察举的弊端日益突出，不利于朝廷选官用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孝廉察举制度难以有效地适应朝廷对选官用人的迫切需求。从实际情况看，西汉时期举孝廉的标准过于含糊，因此，在光武帝时期，进一步明确了荐举的标准。

据 《续汉·百官志一》注引《汉官仪》：

“四科取士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史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从上述记载可看出，光武帝将孝廉察举的标准明确为四种科目，即德行、经术、法律和政事，并引入了试用期，以观察所举孝廉是否称职。上述政策的初衷无疑是良好的，但实际情况难以执行到位。

二是孝廉察举过程中腐败现象横行。由于举孝廉的权力往往掌握在各郡守手中，而这些地方的实权往往掌握在豪强士族手中，这就使得各郡守不得不考虑到豪强士族的利益，再加上东汉自和帝之后政治日益腐败，外戚和宦官相继掌权，官场风气日益败坏，举孝廉的标准难以有效界定，这就为孝廉察举舞弊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世人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后汉书》记载，河南尹田歆举六孝廉，其中五人“因贵戚书命，不宜相违”而被举。此外，许多孝廉出身的官员，在执掌推荐大权之后，普遍有推荐下属以图后报的心理，“率以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喜欢推荐年少者为孝廉。

孝廉

“阳嘉新制”的出台，意在规范孝廉察举

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时任尚书令的左雄向汉顺帝进言：

“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笔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

顺帝接受了他的意见，同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笔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由此揭开了“阳嘉新制”的序幕。

左雄对于察举制度的改革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针对“率取年少能报恩者”的弊端，左雄规定士人不满四十岁的不得应选，将察举孝廉的年龄限制在四十岁以上。这样就有利于限制那些年少报恩者被举孝廉。

其次，引入了考试机制。为解决请托、滥举的弊端，借鉴察举其他科目和太学生入仕需要考试的前例，左雄规定“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即被举荐者在由地方举荐到朝廷后，还需要通过考试来辨别孝廉吏能的真假。即建立经术和笼奏的考试制度。阳嘉新制的考试方式非常严格，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部分。初试是在公府进行的。公府主要为三公之府，另外，加上太傅府和大将军府则为五府。初试是根据察举孝廉的实际情况分开进行的。而复试则是集中在端门进行，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引入考试机制无疑是孝廉察举制度的一大进步。

最后，进一步明确了人才标准。针对长期以来社会上层建筑因为谶玮思想而导致官僚群体只知不切实际的高谈论阔，“阳嘉新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向社会大众，注重为官吏行政的基本技能素质。“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是通过文化考试选取人才。以“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选取人才，选官标准就客观的将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士人选拔出来。这样的考试方法“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

从史料来看，“阳嘉新制”一经颁布实施，最初的效果还是相当良好。根据《后汉书·左雄传》载：“广陵人徐淑未及四十而被举为孝廉，自称有颜回、子奇之才，左雄洁间：昔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耶？徐淑答不出，被遣返回郡。唯汝南陈蕃、颖川李膺、下郑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在和帝时期，岁举孝廉有时可达到200余人，而在阳嘉二年所举孝廉却仅仅只有30余人，除举而不应者之外，当有不少推举上来却没有通过的，“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在左雄当政时期，“阳嘉新制”总体得到比较好的贯彻，世人有“左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的说法，“察举清平，多得其人”，在阳嘉二年通过孝廉推荐的陈藩、李膺、陈球等三人都是一代名臣，其中陈藩和李膺，为人正直，政绩卓著，深被后世敬仰。

李膺像

“阳嘉改制”失败带来了东汉中后期权力斗争，导致东汉皇帝权力旁落最终覆灭

虽然“阳嘉新制”取得了短暂的成功，但是其没有贯彻执行到底，时任尚书仆射的胡广与尚书郭虔等人就以祖制为借口，抨击左雄：“以一臣之言，划戾旧章，便利未明，众心不厌。矫枉变常，政之所重，而不访台司，不谋卿士”，在左雄于公元138年去世于尚书令任上之后，汉冲帝永熹元年（公元145年），“阳嘉新制”虽没有被明令废除，但也被搁置不用。

阳嘉新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方面：

一是阳嘉新制不过是从制度层面对察举制进行了改革，但是新制却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前面已经提及，早在新制的过程中，感觉利益受到损害的豪强士族们就群起而攻之，最终迫使汉顺帝搞出了妥协方案，“旧任三府选令史，光禄试尚书郎，时皆特拜，不复选试”，待到汉顺帝去世后，外戚梁商执掌大权，阳嘉新制便被束之高阁。

二是宦官、外戚和豪族士大夫阶层却可以通过诏除郎的形式进入仕途，从而绕过了阳嘉新制，使得阳嘉新制变得有名无实。

阳嘉新制的失败给东汉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朝堂之上形成了“清流”和“浊流”两大官员派系，形成了“党锢之祸”的根基，间接导致了东汉皇帝的权力彻底旁落。“清流”就是指那些通过孝廉察举授官的官员群体，“浊流”则是指那些依附权贵以诏除郎的形式授官的群体。前者大都通过考试进入仕途，能力和才识相对突出，但人数和势力处于劣势，而后者则是依附权贵得以授官，能力一般，但人数众多，双方围绕朝堂的控制权和国家前途展开斗争，由此引发了两次针对宦官为主的政治斗争浪潮，史称“党锢之祸”，而被左雄选拔授官的陈藩和李膺则是领导“清流”对抗宦官集团的领袖人物，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发生了第一次党锢之祸，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被诬为党人，并坐下狱。其罪状大抵为结合党徒，指责朝政，破坏风俗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党锢之狱又兴，大举钩党，死者百余人。灵帝熹平二年（公元172年），大狱再兴，太学生遭捕达千余人。至此，党锢之祸实质上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恐怖行动。宦官集团籍此挟私报复，到处追捕士林政敌。党锢之祸延续近20年，直至中平元年，黄巾起，天下党人才得大赦。“党锢之祸”使得宦官专权，皇帝权力旁落，随着黄巾起义打破了这一平衡，皇帝彻底沦为了摆设和傀儡。

党锢之祸

黄巾起义

二是东汉后期的主流入仕途径发生改变。由于宦官、外戚和豪族士大夫阶层可以通过诏除郎的形式对依附自己的人授官，这就使得广大士大夫阶层开始轻视孝廉察举制，转而通过太傅、三公、大将军的“征辟”进入仕途，由于东汉后期政治日益腐败，使得通过诏除郎形式的人数远远超过孝廉郎的人数。这就使得东汉后期的主流入仕途径发生根本性改变。

结束语

针对西汉以来的孝廉察举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在汉顺帝的支持下，左雄推行了“阳嘉新制”，试图规范纠正孝廉举士制度，虽然短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其改制并不彻底，仅是制度层面进行了规范，且引发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反弹，由此造成了皇权与以士族和宦官为首的政治势力的对抗，“清流”和“浊流”两大官员派系，形成了“党锢之祸”的根基，间接导致了东汉皇帝的权力彻底旁落，最终在黄巾起义的冲击下，东汉王朝名存实亡，进入军阀混战的三国时代。

参考资料：《后汉书》、《资治通鉴》、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文定旭《阳嘉新制述评》、黄铭《阳嘉新制与东汉后期政治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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